助纣为虐

《驳复仇议》原文、译文及赏析

《驳复仇议》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

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下

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驳复仇议》原文、译文及赏析，欢迎大家阅

读!

驳复仇议

唐代：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

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

“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

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

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

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

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

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

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

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

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

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

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

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

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

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

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

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

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

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

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译文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

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

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

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

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

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

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

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

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

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

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

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

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

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

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

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

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

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

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

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

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

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

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

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

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

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

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

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

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

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

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

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

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

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

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

“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

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

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

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

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

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

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

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

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

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思想

柳宗元《驳复仇议》是一篇高扬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辉篇章。它以

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驳初唐陈子昂“既诛且旌”的论点，并且，阐

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楚、内容丰

富，对今天，依然有启发。

《驳复仇议》中，柳宗元不仅破字当头，对陈子昂进行了毫不客

气的否定与反对，读来“劲畅”;而且，立在其中，联想到社会矛盾与

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确有“卓识”。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个层

面：

一、“旌”与“诛”不能并用。

柳宗元先说，“礼”与“刑(法)”，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都

在于“防乱”，但它们的应用，却判然分离，即，“礼”是“本情以

正褒贬”，它必须调查“诚(好)”或“伪(坏)”的事实;“法”，是“穷

理以定赏罚”，它注重研究“曲(错)”或“直(对)”的结论。一个是

“始(本)”，一个是“端(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柳宗元继续说，

徐元庆做了可“旌”的“诚(好)”事，陈子昂却硬要将他放到“曲(错)”

的位置，说“彼杀之，我乃杀之”，这叫做“滥”，造成“黩刑(枉

法)”;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确“曲(错)”了，该“执而诛之”，却偏要

说他做了“诚(好)”事，那么，这是“僭”，“坏礼(礼不健全)甚矣”。

基于这种分析，柳宗元认为，陈子昂所谓“既诛且旌”应该“编之于

令、永为国典”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法“趋义”、“违害”)。

二、既然徐元庆是“守礼而行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与

“王法”为敌(守法人)。

《新唐书·孝友·张琇传》载：“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

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

手杀之，自囚诣官。”从此案例，我们大致可获两点信息：(一)徐爽无

罪;(二)徐元庆有冤。事实上，柳宗元就是根据这两个判断，认为，赵

师韫杀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使徐元庆蒙

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使徐元庆无处申

冤。于是，他才同赵师韫不共戴天，“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

应该说，柳宗元对此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徐元庆的“不忘

仇”，是“孝”;徐元庆的“不爱(怕)死”，是“义”。这样一个“守

礼而行义”的人，“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他又怎么可能做出“悖骜

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错误举动来?

三、在一来一往的“两下相杀”中，徐元庆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柳宗元说，在徐元庆与赵师韫的尖锐对立中，他是“弱”者;另外，

在徐元庆与州牧、刑官的据理力争中，他又是“寡”者。就是这样一

个弱者、寡者，做出了令“执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惭色”、

“将谢之不暇(要忙着认错、道歉)”的“得礼”(徐爽没有“抵罪触法，

陷于大戮”)之事，本该旌表，却置死地，使柳宗元对徐元庆的悲惨遭

遇，深感不平与无道;他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大声疾呼：“而又

何诛焉!”使我们仿佛听到了他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怒吼。真的，我们还

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满怀同情的措词：“吁号不闻”、“介然自

克”、“即死无憾”、“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暴寡胁弱”、

“服孝死义”等，正所谓“深痛至愤所不能已者”。

四、解决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调”。

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人必有子，子必

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认为，作为儿子，都有亲生父亲，如果

大家因为爱自己的父亲而去恨凶手、杀仇人，那么，势必带来难以掌

控的混乱状况。对此论调，柳宗元驳斥道，陈子昂一方面侈谈“礼”

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却又不懂“礼”的中心内容，即，“礼”的性

质与目标，在于“防乱”;而“防”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调”字。

于是，他引用《周礼·地官·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

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指出，国家的治理，需

设“调人”官职，他们的责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们的理念，则是

劝阻仇杀，不管应不应当。在这里，我们分明见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

即，如果积极主动地去“调”了，那么，“杀人”的概率必然会大大

降低，而陈子昂所说“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局面，也根本不会再

发生(“不除害”)。既然如此，那么，“调”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具

体内容?

在柳宗元那里，“调”绝非随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体验与感受，

从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进行过严肃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

以“防乱”的“调”字，放到整个“王法”的系统中去，认为，它是

不可或缺的：

(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说，官吏，在行政的过程中，要无条件地

“奉法”：“凡为治者，杀(人)，无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

“私怨”、鼓“吏气”、“虐于非辜”。这就不但不能被群众容纳与

接受，反而，会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蒙蔽、掩盖)。柳宗元认为，当下级官吏为自己

的利益而引发仇恨时，上级要“闻”、要“问”，而不是“州牧不知

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所谓“闻”，即，认真地

倾听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谓“问”，即，与百姓仔细地攀谈，不让

他们“号无告”。柳宗元继续批判，除此之外，“执事者”还应对自

己不但没有监督，反而蒙蔽、掩盖、纵容、包庇犯法的下级，感到羞

耻与惭愧，因为，徐元庆的最终“复仇”，与他们有着间接的因果关

系。

(三)要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礼·地官·调人》，

有这样一句话：“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所谓“令”，有“使用”

意。使用什么?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说：“圣人之制，穷理

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指，如果“王法”完备，那就必定离不

开调查：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需研究：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可以

这样说，调查研究，就是“调”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情(事实)”、“理(道理)”得以清楚，为化解与消除矛盾，奠定客观

基础。根据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为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

来了。

细分一下，至少有这么两点，依然有现实意义与启发作用：

(一)珍爱生命。在《驳复仇议》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柳宗元对犯法

官吏的无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对百姓生命的无限爱惜。他驳陈子昂，

是用谴责的笔触去写的，比如“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矛

头直指陈子昂的助纣为虐，认为，他“反以为戮”，开了“滥”杀之

戒，真正是“不议曲直”、“暴寡胁弱”，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

柳宗元对死难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饶

州论政理书》中，说，“敝政”使“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在

《捕蛇者说》中，控诉赋敛之毒，导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国

语〉·戮仆》篇，柳宗元批评晋中军司马魏绛不杀公子而斩其仆，是

“害无罪”、“非能刑”、“不亦甚乎”!

(二)联系群众。在《驳复仇议》中，柳宗元说，作为一个“守礼而

行义”者，徐元庆绝不会与“王法”为敌。他之杀赵师韫，直接原因

是赵“虐于非辜”;间接原因，在于“执事者”的不闻不问。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认为，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另一方面，

为了避免对立面的扩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即，

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论述道，一部完备的“王法”，对

执政者要提出较高的要求：见民生不能不闻不问，而应“刺谳(定案)其

诚伪，考正其曲直”;甚至，还应反思，为自己没能联系好群众、使人

民受惠而“有惭色”。

赏析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

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

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

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

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

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

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

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

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

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

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

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

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

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

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

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

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

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

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

“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

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

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

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

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

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

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

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

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

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

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

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