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小说

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中的疾病、美与身体

杨文瑜

（上海财经大学）

１《不如归》中的肺结核

《不如归》是日本近代作家德富芦花（１８６８―１９２７）的代表作。小说于１８９８年（明治３１）

１１月至

次年５月在《国民新闻》连载，１９００年１月由民友社刊行单行本。小说出版后９年之内便重版１００

次，

成为明治时期首屈一指的畅销小说。作品围绕女主人公浪子罹患肺结核后被迫离异、最终郁郁而

终的故事，描绘了近代女性在疾病和传统家庭压迫下悲哀的命运，赢得了东亚读者的广泛共鸣。

柄谷行人在其代表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第四章《所谓病的意义》中集中讨论了《不如归》中

的肺结核问题。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启发下，他认为在《不如归》中，“结核乃是一种隐

喻”。关于结核的隐喻，柄谷行人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

１．结核具有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

２．结核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

３．结核不是因为现实中患此病的人之多，而是由于“文学”而神话了的。

４．医学构造影响了结核的神学构造，结核成为原罪一样的存在。

５．《不如归》之后，结核蒙上了文学性的印象。

从近代文学起源的视角而言，浪漫主义的诞生确实与疾病的文学表现存在无法剥离的关系。

柄谷行人在讨论近代日本文学的浪漫主义起源时，很自然地以西方浪漫主义为坐标，基本完全接

纳了苏珊·桑塔格所提出的“以“‘浪漫的情感爆发’为人所知的众多文学态度与色情态度都源自

结核病及其隐喻变体”的观点。

从结核的历史以及近代文学的发生来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重合。但是单纯以西方中

心主义作为考察的立足点，必然造成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方面将“浪漫主义”看做不证自明的东

西，对浪漫主义缺乏辩证的认识；另一方面无视东亚文学传统中与疾病、浪漫有关的套语

（ｔｏｐｏｓ）。这导致将《不如归》纳入西方文学影响下的支流，视线局限在“结核———浪漫主义”

的范

式之中。

在撰写《所谓病的意义》时，柄谷行人意在“疾病”作为切入点，梳__________理近代文学成立的脉

络，将

一些原先认为不证自明的“近代性”还原到最初的形态，并揭示其中的因果颠倒。但是应该看到，

日本近代文学并非单纯对西方文学进行移植。在西方文学影响之外，还应该看到文学传统遗留的

“前近代性”，以及因为风土、历史等原因使日本的近代文学呈现出的主体性。苏珊·桑塔格和柄谷

行人的著述都属于文化史批评范畴，文本空间所包含的细节尚未得到充分的呈现和研究。《不如

归》中的疾病不仅和浪漫主义有关，而且众多细节提示出丰富的解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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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柄谷行人．２００３．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９２－１０３页。

１．１《不如归》中的美

在《不如归》上篇开头，徳富芦花对主人公片冈浪子进行了详细的外貌描写。

白皙的长脸儿，眉头略微有点颦蹙，双颊稍稍瘦削。如果要说缺点，也许这就是缺点吧。然而

亭亭玉立，确是一位窈窕淑女。这不是在北风中凌寒夸劲的一朵梅花，也不是在叆叇的春霞中化

作蝴蝶儿飞舞的樱花；品评起来，这少妇可说是在夏天的薄暮中发散幽香的夜来香。（德富芦花

１９８９：３）

柄谷行人对此评论道，“这个浪子形象乃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而问题在于，何谓浪漫主

义形象。首先，浪漫主义形象必须是美的。而美从来都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病弱的美更是如此。

在浪子苍白病弱的美既是结核的直接投射，也不能排除日本传统美意识的影响。病弱在文艺发展

到一定阶段都会成为美的范式，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学和日本中世文学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

《源氏物语》中娇弱薄命的夕颜和病弱出家的朱雀院之女三宫，其病弱易逝的美与古典中“流水落

花”的无常美感密不可分。换言之，在《不如归》中，美的存在先于结核，结核仅仅是造成病弱的契

机，而非美的决定性要素，而且病弱自有其美学传统。

另外，“窈窕淑女”的原文为“瘠形のすらりとしおらしき人品”。“しおらしい”在日文中表示

给人以高雅优美的印象，低调不张扬的意思，接近中文的“温婉”。仪表的温婉无疑属于主观印象，

其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基于美貌的话语权。

在《不如归》中，徳富芦花袭用了文学传统中的美丑二元对立。浪子的情敌丰子出身富商家

庭，和浪子是贵族女校的同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文中对丰子的外貌作了这样的描写：

这八铺席的房间中央铺着绸缎被子，上面躺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头上梳的岛田髻弄得凌

乱蓬松，好像一束玉蜀黍须。她的肤色白皙，下巴丰满。照此说来，应该是很可爱的；然而下巴过分

丰满了些，两颊上的肉生怕就要掉下来似的。嘴巴稍张着，好像懒得闭上似的，始终在脸上形成一

个洞门。一双淡得若有若无的眉毛底下，好容易把过多的肉向上下推开了两三分，睁着一双眼睛，

上面仿佛蒙着一层春霞，好像刚刚从前世的长眠中醒过来的样子。（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３３）

通过丰子父亲的叙述还可以得知她“可惜和妈妈一样有点龅牙。”两位女性的容貌对比代表

了美丑的二元性，正如下表所反映的，美丑观念与作品中人物的外貌特征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

浪子丰子

长脸圆脸

病弱健康

苗条丰腴

五官端庄五官有缺陷

表情内敛表情松弛

很明显，除了“病弱———健康”中包含了肺结核的隐喻，其他的要素都与传统的美学范式有

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参照日本近代哲学家九鬼周造提出的“粹”的美学观念。

１．２《不如归》中的美丑对立

在《“粹”的自然性表现》一章中，九鬼周造集中讨论了作为美学概念的“粹”的外在表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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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型，九鬼认为“一般而言，细长脸孔比圆脸更符合‘粹’”。虽然在元禄时期以丰满的圆脸为美，但

文化文政时期细长脸孔则被认为比较潇洒。《不如归》中浪子的身材苗条，而“姿态纤细的柳腰可

以视为‘粹’的客观性表现之一”。而且“一般来说，如果要客观性地表现非现实性和理想性，会立

即采用细长的形态。细长的形状表示肉体的衰弱，同时也道出了灵的力量。”在五官的描写中，丰

子被描绘成长着龅牙的形象，日文中有“出歯亀”一词，以龅牙作为猥琐好色男性的隐喻，可见丰

子的龅牙不仅属于五官的客观缺陷，而且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

相比天生的五官，表情是否有张力（張り）在美的呈现上显得更为重要。“颜面的表情为了要

‘粹’，在眼睛、嘴巴和脸颊上就必须有弛缓和紧绷。”浪子“眉头略微有点颦蹙”，这正处于紧张和

松弛之间的状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媚态。而丰子嘴巴洞开，眼神迷离，处于完全松弛

的状态。嘴巴和眼睛都具备异性间通路的现实性，张弛的分寸决定了俗气的风情与雅致的美感的

差距。此外，两者发型、身体姿态的描写也同样体现出作者对美丑的褒贬倾向。作品中浪子美丽聪

慧、举止得体，而丰子则丑陋乖戾、心胸狭隘。因此，在《不如归》的文学语境中，美丑已经转换为善

恶的隐喻。同样，对男性的描写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美丑的隐喻指向正好颠倒了过来。小说中

男主人公武男出场时，作者对其外貌做了如下的描述。

毛茸茸的五分长的头发底下一张太阳晒过的脸，真像烂熟的桃子；眉毛浓黑，眼睛灵活，鼻子

底下蓄着毛虫一般的髭须；面貌上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孩童相，这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德

富芦花１９８９：７）

而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千千岩的外貌和武男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来的客人大约二十六七岁，身穿陆军中尉制服，肤色白皙，在之中是一个难得的美男

子。可惜嘴巴那儿带一点卑鄙之相；黑水晶般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使被注视的人感到不快，这可

说是他的缺陷。（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１６－１７）

白皙的肤色在女性的外貌特征中是高雅、感性的象征；而对于身为的男性而言，这种肤

色代表了柔弱，反倒是晒得发红的脸成为男性的强壮标志。武男眼睛灵活，千千岩眼神锐利；武男

给人孩童相的感觉；千千岩则带有卑鄙之相。描写中显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面相的文化意义也

因此显现出来。而且，徳富芦花描述的人物关系中也潜藏了对美丑的价值判断（参见下图）。

作品中浪子和丰子对武男都抱有爱慕之情；武男和千千岩喜欢的对象都是浪子。可见浪子和

武男所代表的女性和男性的美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且成了善良和正直的隐喻。

２．《不如归》中的疾病与身体

自从１８８２年（明治１５年）科赫（Ｋｏｃｈ）发现结核菌，肺结核便得以命名，取代了“肺病”这一

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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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的概念。徳富芦花的《不如归》于１８９８年（明治３１）１１月开始连载，小说中明确地出现了

“肺结

核”这一医学术语，文本中主人公的身体性因为疾病而凸显出来。在此主要讨论文本中科学话语

是如何转换成权力话语，以及身体和疾病的书写中身体是如何被解读和看待的。

２．１结核的权力话语

《不如归》中，二月初浪子受了风寒，加上熬夜为婆婆赶制衣服而病倒。婆婆感慨道：“世界开

通了，人都变得柔弱了。”所谓“世界开通了”①，影射日本近代的文明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医学观

念和知识的更新。西方医学在幕府末年以“兰学”为载体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派遣使团

系统考察西方各国，对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西方文明进行学习借鉴。此后，西方的医学逐渐取代

传统的“汉方医学”②，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医学重视探究疾病的病原，对疾病进行科学的

分类，并通过服药、注射、手术等方式进行治疗。传统意义上的“肺病”也因此被细分，肺结核作为

一个科学术语进入民众的知识空间。

１８８２年，科赫（Ｋｏｃｈ）发现了结核菌，肺结核的病原得到了揭示，但特效药链霉素直至１９４３

年

１１月１６日才正式发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肺结核一直是一种能够确诊但不能有效治愈

的疾病。围绕肺结核的知识和传说混杂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科学话语，并进一步引申为权力话语，

演变成对患者身体的控制。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肺结核是在千千岩和浪子继母的对话中。

“喏，是什么病，厉害吗？”

“是的，终于变成了肺的毛病。”

“肺？„„结核？”

“是的，吐了很多血，所以前些时到逗子去了。我今天去看看她。”（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９８）

在浪子的疾病尚未得到确诊之前，千千岩便以怀疑的口吻猜测“肺的毛病”为肺结核，并且立

刻得到了浪子继母的肯定，因为有直接的证据：吐血。可见，因为明治初年相关医学常识的普及，

普通人具备对肺结核症状的认识。

在浪子吐血之前，疾病处于一种尚未“宣判”的朦胧状态。但是包括浪子在内，“肺病”与“肺结

核”之间其实已经建立了潜在的联想。“肺结核！浪子将信将疑地等待这病时的心情，正好比孤独

的旅客站在茫茫的原野上眺望向头上迫近来的乌黑的积雨云时的心情。”当浪子第一次吐血时，

她想到的是“唉，终于来了！”不祥的预感最终成了现实，最终“浪子的病缠绵了一个月之久，终于

被冠上肺结核这个讨厌的病名。”

病名一经确认，科学的话语权便凸显出来。肺结核不仅是“绝症”，而且随着医学常识的普及，

遗传和传染的特性使肺结核转变成一种恐惧。健康者随即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浪子的身体被物

化，成为禁锢的对象。并且，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揭示的那样③，身体的创伤被确认

后，主体便丧失了呈现“诸世界”的能力，并因此在身体的特殊性中体会到焦虑的情绪。

２．２被禁锢的身体

浪子被确诊为肺结核之前，她和丈夫武男之间很自然地存在身体的接触。不过传统的教育使

两人对爱的表示都很含蓄。两人新婚之时，浪子会将武男的“外衣仔细地叠好，偷偷地吻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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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文作“世間が開けて来っと皆が弱うなり申すでな。”

在江户末期之前，日本的医学主要依靠来自中国并改良的“汉方”。在荷兰医学传入后，出现过短暂的“汉方”与“兰方”

折中共存的现象。明治时代政府禁止汉方，采用以德国医学为主体的西方医学，汉方医学逐渐衰落。

“对创伤性体验来说，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在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中继续存在下去。我丧失了为其中的一个

世界而呈现“诸世界”的我的终身能力，这个享有优先的世界因而也丧失他的物质，最终只不过是某种焦虑。”（梅洛·

庞蒂２００１：１１８）。

挂在衣架上了。”在武男出海后，浪子经常偷偷拿着武男的照片，凝视并亲吻。将衣服和照片作为

人的替代物亲吻，在小说的情节设定上有其合理性，因为肺结核具有现实的传染性。亲吻的描写

虽然出现在浪子患病之前，同时也暗示了她在患病之后丧失了身体接触的权力。

武男的母亲逼迫儿子休妻时说，“生了肺结核而彻底治好的人，一个也没有———医生这样

说。”她合理地利用了科学话语的权威性，这迫使武男做出无力的表白：“如果说这病危险，我可以

暂时和她断绝往来，可以仔细当心。”为了不和浪子离婚，武男不得不做出断绝往来的保证。而文

本中浪子从开始咯血的那一刻起已经被彻底孤立，成为仅能观看不能触碰的对象。小说中随即出

现了“疗养”的描写，正如苏珊·桑塔格所分析的那样，“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从他或她的日常

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对于浪子在逗子疗养的描写，柄谷行人作了这样的评论。

可以说《不如归》所散布的首先是这种流行式样即装饰。陆军中将子爵的长女和海军少尉男

爵川岛武男获得了作为一种印象的贵族性，进而与西欧疗养胜地相对应的是逗子海滨胜地，使

“七里浜事件”中的教师着迷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印象。后来大概是堀辰雄以如此手法使轻井泽

成为一种流行样式的。（柄谷行人２００３：９７）

柄谷行人将在逗子疗养解读为肺结核带来的身份性象征，逗子对应西欧的疗养地，成为贵族

性的代名词。的确，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身患肺结核的主人公通常仪表出众、身份高贵。但

同时“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因此，肺结核同样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却

转变成贫困、阶级差别和压迫的隐喻。

此外，苏珊·桑塔格还认为“旅行”是“对一种被认为于治疗有益处的极端心理体验”的隐喻。

主人公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立刻康复，而回到城市之后结核病卷土重来，最终在城市中死亡。确实，

《不如归》中浪子“到了逗子之后，病渐渐好转了。”但是重要的是，《不如归》的文本除了展示出以

肺结核为背景的小说的共性，更加突出疾病对身体的控制和压抑。武男去逗子探望浪子时，两人

有过一段对话：

“浪妹也想去！这怎么可以！这真是万难遵命了。你就当它是暂时遭流放把。哈哈哈哈。”

“呵呵呵，这样的流放，一辈子我也高兴。„„你抽支烟吧。”（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１０２）

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出现的“流放”一词，日文原为作“流刑”，训读为“しまながし”。可见，这

里“疗养”的意义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治疗和康复。作为疾病容器的身体一旦成为禁忌，其

身体就转变成必须禁闭的物体。“流放”是日本从七世纪后半期形成，一致持续到江户时代的罪罚

制度，是将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的惩罚。因此，在小说中疗养变成与流放相当的惩罚，而非贵族性

的身份展示。究其原因，这种“罪”的判定来自权力话语的暴力。

柄谷行人在描述疾病的文化意义时，引述杜波斯在《健康的幻想》中的观点，并加以阐发。

“人与微生物的斗争”这一印象完全是神学式的，所谓细菌乃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

“恶”。（中略）人们轻易接受这种学说乃是由于神学的意识形态使然。正是在明治２０年代这一学说

得到了普及，《不如归》中浸透了这一学说的意识形态一面。在这里结核就仿佛原罪一样的存在，

也因此，浪子为基督教所吸引。（柄谷行人２００３：１０２）

可是，从上文引用的武男和浪子在逗子疗养地的对话可以看出，“流放”是社会观念对于“罪”

的价值判断，和西方“原罪”无关。“疗养”是对身体的隔离措施，并非对“恶”的惩罚。这种来自社会

的规诫投射到作为患者的浪子的意识之中，在身体遭到禁锢的同时，她开始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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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的客体。

小说中对在逗子疗养的浪子有这样一处描写：“她那梳成总角的黑发上插着一朵带叶的山樱

花。”“总角”原文作“揚巻”，是明治时期未婚女性的一种发型。新婚燕尔的浪子时常“不梳螺髻而

梳旧时的总角辫子”，以至于被人力车夫误以为未婚的少女。这和她在疗养地的少女装扮有本质

的差别。疗养中的浪子不梳已婚女性的“丸髷”，而作“总角”装扮，显示出其心理上的“少__________

女性”。少

女的身体具有圣洁的性质和不可触摸的禁忌，其装扮既是对外的“宣告”，也是对自身的定位，显

示出疾病投射在心理上的退缩和禁锢。

２．３女性与肺结核

在肺结核的科学话语中存在对女性的特殊性描述，这也进一步转化成对于女性的歧视与权

力控制。在传统意识中，女性身体经常和柔弱、疾病、早逝等意象联系在一起。文学作品中这一点

体现得尤其明显，女主人公多与健康、强壮无缘。肉体（Ｆｌｅｓｈ）的健康与否投射到身体（Ｂｏｄ

ｙ）①的

形象上，建立起相关的社会身体隐喻。

在《不如归》中，得肺结核的女性不仅浪子一人。借助出场人物的转述，女性和肺结核之间建

立了隐形但密切的关系。千千岩挑拨姑妈休浪子的时候说，“（前略）„„唉，姑妈！肺病这东西真

是可怕的病啊！姑妈大概也听说过：妻子生肺病，传染给丈夫，弄得全家都死光，是常有的事。”在

千千岩的描述中，肺病的传染是单向的，女性是传染源，男性是受害者。这显然不符合医学常识，

因为肺结核的病原体对受体的性别没有选择性。确实，在一些地区女性比男性患病率高②，但这

不成为女性是传染源的根据。而听了千千岩的蛊惑，武男的母亲在劝说儿子时，重复了男性话语

下的“神话”，讲述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故事。

“所有的毛病里头，只有这毛病最可怕，武儿，说起来你也知道吧：那个做知事的东乡的太太，

就是你小时候常常和他吵架的那个孩子的妈妈，你瞧，做妈妈的生肺病死了，那是前年四月里的

事。那一年年底，你知道怎么样？东乡也生肺病死了！可不是嘛。还有他们的儿子———听说不知是

在什么地方当技师的———也生肺病，最近也死了。喏，都是这个做妈妈的传染给他们的！这样的事

情还有不少呢。所以我说，武儿，只有这个病不好大意，一大意就闯大祸。”（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１１

８）

就医学知识而言，武男对肺结核更为了解。他在辩解时说：“所谓传染，遗传，实在并不是那么

可怕的。阿浪的爸爸现在那么健康。阿浪的妹妹———就是那个阿驹———她半点肺病也没有。”在

“传染”之外，武男还提到“遗传”的存在，而他似是而非的辩解中同样间接地显示出男性话语对女

性身体性的歧视。他提到虽然浪子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但浪子的妹妹驹子并没有任何肺病的征

兆。而在小说中，驹子是浪子的后母所生，自然不会遗传到浪子母亲的肺结核。因此，武男说明肺

结核的遗传不可怕时，选取的例子是个伪证。在逻辑上，他并没有否认肺结核遗传的危险性。千千

岩、武男的母亲和武男虽然表述有差异，但都是基于男性话语的权威性，在女性所患“肺结核”的

危险性方面意见一致。

武男到逗子探望疗养中的浪子，为了宽慰浪子，他举了一个肺结核能够痊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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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身体”只有在从解剖学看待时才和“肉体”等同，“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着民族、性别的不同而不

同。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把身体区分成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五种类型。人类的身体形

象、身体经验、身体知识受制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

例如，在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奉天三十年》中有这样的描述：“肺结核相当普遍，特别在学生和各阶层的年轻妇女中

间。（中略）许多年轻的妻子在婚后数年内死于‘肺结核’”。

“（前略）岳母或许是生这病„„但是浪妹不说还不到二十岁吗？况且是初期的，无论怎样都

会好的。你看：我们的亲戚大河原，右肺完全没有了，医生已经宣告绝望了；可是他不是又活了十

五年吗？只要相信一定会好，那就一定会好。说不会好，就是浪妹不爱我。如果爱我，一定会好的。

怎么可以让它不好呢！”（德富芦花１９８９：１０９）

在这段叙述中，“大河原”的康复同样是一个伪证。武男讲述的是一个男性康复的“神话”，肺

结核的康复和女性无关。这一“神话”从另一侧面强化了男性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压制和歧视。肺

结核作为女性的“专利”，其病源的恐惧和不可康复的绝望投射在文本的细节中。展示出肺结核获

得有效治疗手段之前，女性身体在男性话语空间中的失语。

先行研究将《不如归》中的疾病问题归结为近代浪漫主义的一种范式。然而通过文本的具体

分析，可以发现这一设定既受到传统美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科学话语到权力的转变，体现出以传

统家庭、男性主体社会为中心的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压迫。

参考文献

［１］徳富芦花．２０１０．丰子恺，译．不如归［Ｍ］．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柄谷行人．２００３．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３］苏珊·桑塔格．２００３．程巍，译．疾病的隐喻［Ｍ］．上海译文出版社．

［４］九鬼周造．２００９．黄锦容，黄文宏，内田康，译．“粹”的构造［Ｍ］．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梅洛·庞蒂．２００１．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Ｍ］商务印书馆．

［６］德博拉·海登．２００５．李振昌，译．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７］约翰·奥尼尔．１９９９．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Ｍ］．春风文艺出版社．

［８］杜格尔德·克里斯蒂．２００７．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Ｍ］．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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