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电影

2017年10月蚪辞學你

第6卷第5期JournalofBengbuUniversityVol.6,No.5

《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与电影言说

周清叶M

(1.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将《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和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两种媒介所呈现的不同艺术景观以及各自优长。

小说上下两部主题意蕴一以贯之,显示两部紧密为一体。电影截取下部为切入口，在保留原作创作精神的基础上

充分展开。通过缩减、变形、新编故事情节、遵循“快乐主义”的视觉文化原则、利用电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主题。

参考小说文本对电影言说方式进行研究，分析两种媒介所呈现的不同艺术景观及各自优长，有利于受众更好地把

握作品的主题意蕴，有利于两种艺术形式互相取长补短。

关键词：刘震云；刘雨霖;《一句顶一万句》；小说文本；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I561.074;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06-0049-04

DifferentNarrationWaysofOneSentenceWorthThousandsbetweenNovelandFilm

ZHOUQing-ye12

(ofArtsandHistoriesStudies,Beifang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Yinchuan,750021,Ningxia；

ofLitera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Gansu)

Abstract：ThetwopartsofthenovelOneSentenceWorthThousandshaveaconsistenta

misfullydevelopedwiththelowerpartoftheno­

vel,cing，deforming，creatingnewstorylines,followingthe11

hedonistic"visualculturalprinciples,andusingtheuniquelanguageofthefilm,thethemegainesapro­

ingthenoveltothemoviewithvisualcriticism,itcanbeenthatthetwo

kindsofmediumprentdifferentlandscapesandadvantages,whichisbeneficialtotheaudiencetobetter

graspthetheme,andalsotothetwokindsofartstoformmutualc

Keywords：LiuZhenyun;LiuYulin;OneSentenceWorthThousand;noveltext;filmadaptation

“说得着”，一句顶一万句，“说不着”，一万句不

顶一句，这是《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一句》）

要表达的主旨。而小说与电影作为两套不同话语，

如何言说这一主旨，这便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景

观。

1意蕴的深刻性和故事的可视化

小说《一句》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

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主要讲述主人公

杨百顺（也即后来的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为谋

生而不停奔波、最后为寻养女而远走异乡的坎坷一

生，而下部《回延津记》主要讲述的则是牛爱国遭遇

婚变、力挽之而不能的苦恼以及转而寻找母亲多年

前遗失的亲情的故事。牛爱国正是吴摩西的养女曹

青娥的儿子。杨百顺与牛爱国这祖孙二人并未在作

品中谋面，上下两部作品中三代人的故事在时间上

贯穿了整个中国的20世纪。

比之上部里吴摩西所面临的多重外部矛盾挤

压，下部着重凸显牛爱国内心的剧烈冲突。因此，乍

看之下仿佛各自独立，而实际上下部作品犹如一首

收稿日期=2017-04-18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6JY0505)。

作者简介:周清叶（1979-),女，宁夏盐池人，讲师,博士研究生。E-mail:zhouqy79@

50周清叶《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与电影言说

词的上下阕，不但紧密勾连，还交相辉映地表达了一

些共同的主题。比如，描写底层生活的艰辛、抹布式

人生的灰暗、以及因“说不着”而引发的友谊和爱情

等诸多人生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下部作品实

际上是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地展现了中国20世

纪底层人的生活样式，浓墨重彩凸显寻找能够说得

着、可交心之人的艰难，强化中国人的“千年孤独”，

感喟三代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追寻。从而把中国人长

久以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情感的苦痛揭示于人。小

说上下两部叙事主题的重复表现了作家刘震云对国

人生存境遇的冷峻思考，“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

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1]2。

小说里两位主人公为了谋生而不停奔波，各自

遭遇了坎坷的经历，70年的间隔，俩人同样是假意

寻找出轨的妻子，最后却都转向于执着的真心找

寻——吴摩西寻找不幸失散的养女，牛爱国则想要

寻找母亲的身世之谜及其亲属。历经各种辛苦，同

样都未能如愿。然而上下部的结尾，主人公都远走

他乡，上下求索于漫漫找寻长路，使得作品中关于孤

独和寻找的主题得到加倍的强化，引发读者深深的

思索。这充分体现了优秀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一种理

想境界:具有理性智慧的结晶和形而上的哲理品格。

小说里写了诸多街头巷尾、三教九流的市井之民，透

过其纷繁杂陈的感性生活表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作

家对国人生存状态的深入思索和密切关注，同时，小

说曲折的故事和真实的细节，提供了丰富的可视化

要素，为电影的改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毋庸置疑，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处于影视、网

络、摄影等电子媒介的包围之中。我们的生活经验

与日常行为越来越依赖于视觉行为……日常生存方

式的全方位视觉化与具象化，提示着一个视觉化时

代的到来。”[2]当此之时，对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

一万句》和刘雨霖导演的电影做对比研究，将会使

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

2电影的优长和改编的智慧

电影不同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

于二者容量不同。小说可以将众多人物的多个故事

工笔细描、反复渲染汇集成大部头，电影则必须在两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清晰有效地讲述一个故事。因

此，小说里那些类似于风俗志的人和物，还有诸如打

铁铺、卖货郎、弹棉花铺、馒头铺、染坊、轱辘和井以

及更多的人事“群戏”必须被挑选、删减或浓缩。基

于此，刘雨霖将上下两部合二为一，以下部故事为

主，大胆删去上部内容，只保留其精髓。这样，我们

就看到了利用空白、浓缩而改编的电影《一句》。

首先，缩减、变形、新编故事情节。刘雨霖大刀

阔斧，在人物形象方面只选取了牛爱国一家三口、姐

姐牛爱香及其丈夫宋解放、小蒋夫妇等为主要人物，

将下部《回延津记》里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牛爱国

的母亲曹青娥略去不提。有人质疑，将原著中洋洋

洒洒几十万字所表现的国人之千年孤独落实在一个

小家庭的变故上是大题小做，但我们千万不要忽视

了当下的社会环境。当受众对马蓉出轨事件的关注

超过对奥运的热情，当演艺界明星的出轨事件在网

络上屡屡曝光，婚姻的稳定性无疑是当代人遭遇到

的一个难题，况且从牛爱国的婚变入手也的确是忠

实于小说下部的主要内容。此外，影片增添了一个

信息，庞丽娜的出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欧洲之行

的可望不可即，有对自己生活中物质欲望与欲望暂

时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产生的失落感。当“诗和远

方”对一个修鞋匠的妻子构成了诱惑，消费时代里，

我们如何心如止水、甘于柴米？让牛爱国的身份由

卡车司机变成窝在小店里的一个修鞋匠，是让这个

小人物完全“低到尘埃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

夫妇之间的矛盾和最终分道扬镰的悲剧。小说里，

庞丽娜第二次是和她的姐夫私奔，而电影里她的出

轨对象始终只有小蒋一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

编。后者将人物和情节净化处理，显示给观众的是

庞丽娜和小蒋各自背叛婚姻是因为遇上了“说得

着”的人而身不由己，不是滥情随意。这样，她和小

蒋最终放弃了亲人和熟地，“亡命天涯”般地远走多

少会让人生出些同情，也引发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思

考。按照康德的理念，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避免

痛苦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行动，那是作为欲望和渴求

的奴隶。人，要为自己立法，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

传统的指令，我们应当尊敬地将自己和他人当做目

的本身而加以对待[]。在现实生活中又何以践行？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人如何实现意志自律？又如何

对他人负起责任？这是电影引发的思考。

其次，遵循“快乐主义”的视觉文化原则。众所

周知，电影产业是消费时代的产物，追求娱乐功能和

快乐原则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影片中，不失

时机地加入了今天各大卫视流行的“相亲”环节，甚

至让作者刘震云客串一个卖弄哲学、实际仅是一个

卖手机的相亲对象，其讽刺意味让人忍俊不禁。而

选择范伟来饰演宋解放，让他在老姑娘牛爱香的孤

注一掷的婚事里显示出了他一贯具有的喜剧感——

庄严过分而尤显可爱。在选取演员方面，也遵循这

个视觉时代的“颜正义”原则，庞丽娜并非“矮而

蚌埠学院学板2017年10月第6卷第5期（总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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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牛爱香也并非歪脖、习惯性打嗝。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无论如何，导演必须考虑到观众是否对人物

形象买账。同样地，电影的结尾比较光明，青岛旅游

看大海看轮船的许诺既是孩子百慧愿望的实现，也

对观众形成了一种暗示——普通人也完全可以通过

折中或让步的方式处理生活的欲求，量入为出，在自

己的能力范围内消费而不是好高骛远、徒增烦恼，这

是对当下卖肾买“苹果”、无节制刷爆信用卡、或希

图以最简捷的方式实现物质享受的人们一个很好的

教育和启示。对于影片中人尤其是牛爱国来说，青

岛之行或许能让他释放心灵挤压已久的苦痛和愤

懑。观众看到这里，也会有一颗心终于落地的踏实

和轻松。灯光亮起，“白日梦”结束，从影院走出时，

内心有思考更有愉悦，这是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求放

松的一个预期模式。当然，比之小说结尾，电影的处

理有迎合大众、淡化悲剧的倾向，但在使观众娱乐放

松的同时，收获心灵的感动。在对大众快捷、直观地

实现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方面，电影有其不可忽视

的优势。

第三，电影利用其独特的语言来表现主题。比

如，色彩方面，剧本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故事局限

在冬季，画面基本以灰黑色为主，形成冷漠而压抑的

冷灰色调，很好地烘托出人物生活的烦闷与绝望、内

心的挣扎、隐忍。这也和我们阅读小说文本产生的

沉重感一致。几次小范围的红色元素大约也是女性

导演的一个特色，比之张艺谋的大规模汪洋恣肆的

红色使用，刘雨霖要谨慎内敛得多，她的选择更多的

是一种为沉重的主题增加一抹生活的亮色与温馨。

机器玩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重要修辞，一方

面写实地表现了独生子女缺少玩伴的生活真实，也

揭示了消费时代孩子的攀比心理。百慧一再强调

“小宝就有”，孩子尚且如此，遑论成人所面临的诱

惑。另一方面，机器玩偶会唱会跳的机械灵动更强

化了人的孤独和压抑。不论小说还是电影，所有

人——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百慧——的童年都

缺失关爱，中国式家庭的日常生活缺乏交流、沟通和

互爱。于是我们看到上部里诸多人物因“说话”而

结成的恩怨和悲喜。昔日乡村传统而又封闭的生活

中，人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

去——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从民国开始，至少五代

底层人为生存而挣扎，人们被湮没于求生计而忽视

了情感交流。也因为身处底层，他们缺乏交流的技

术和能力。无意识也无暇关心家人尤其是子女的感

情世界，以致造成相互间的隔膜和误解，每个人都深

感孤独和憋屈，却只能往外去寻找，辛苦辗转，甚至

因此头破血流，勉强扎根异乡，无奈孤苦地终老于异

地。话语是牢笼也是权利和权力，小韩县长因话获

罪，半年62场报告，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勤政”；

老曹老婆因为牛书道学来的那句“伯母所言正是”

而满心欢喜认定其为乘龙快婿，这形象地体现了一

个粗鄙村妇对知识和话语的崇拜与敬重;老史县长

与同性戏子通宵“手谈”至妙处而抱头痛哭；亲子、

夫妻间因“说不着”而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朋

友、路人间因为“说得着”而千里相寻却也难免勾心

斗角——友谊或者爱情需要平等对话，也需要合理

的梯度，然而度难把握。更可悲的是曾经“说得着”

却因时移世易而“说不着”，深奥如鲁迅“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4]90。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交

流困境，这无关于物质世界的落后或先进、贫穷或富

裕，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倾听的态度和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的意愿。“人是弱本能动物，人与人之

间需要沟通、交流，需要相互理解、慰藉、排忧解难。

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从来都不能忍受孤独。只

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生活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顺利的交流沟通是人性形成发展的基础。沟通不畅

人性就会扭曲，人的精神就会失常。”[5]13从电影和

小说中都反映出子女因自小缺少关爱和沟通、引导，

在成人后对父辈的权威排斥、质疑，对亲子间的感情

表现出疏离和隔膜的倾向，并且恶性循环，在意识和

无意识里遗传。人们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但一旦

“说得着”变成“说不着”，往往只有无能为力、落荒

而逃。由此我们发现，国人的情感交流方式亟待改

善。

鲁迅先生一生思考的问题之一：中国人的国民

性中缺乏什么？是“诚与爱”心灵中的痛苦可能

会由于外因而暂时被掩饰遮盖，但是积压已久的隔

阂与阴霾只有通过倾诉、倾听才可能消除。刘震云

父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达成一致的，小说和电影

《一句》无疑都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思考，试图

告诉我们:隔阂，是人类宿命般的生存困境。心灵的

隔膜是人类生存处境中最大的悲哀，唯有理解、信任

和关爱能够消解心灵与心灵间的坚冰。电影结尾，

庞丽娜勇敢面对手持利刃的牛爱国，女儿是他们曾

经感情和生活的联系，最后的叮嘱里有对女儿的万

千不舍，也有对夫妻二人昔日感情已逝的深切痛楚。

泪流满面是她积压已久的苦痛和委屈的宣泄，也是

发自内心的忏悔。牛爱国选择原谅、放行，不是因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忽然明白一切回不去了，

“过日子，得往后看。”牛爱国由最初发现妻子出轨

的愤怒到隐忍到力图挽救、委屈求全而不能，终于满

52周清叶《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与电影言说

怀愤恨与杀戮之心到最后的原谅和放行，因为来得

曲折不易而让人倍加感动。上帝在造人之初是将善

恶杂取放入人心的，而历经苦痛磨砺选择趋于善意

的理解和宽容之心是人靠近神性的表征。这是电影

《一句》在情节处理上最动人的优长。

此外，电影还有一些画面语言大于小说文学语

言的情况。比如，牛爱国夫妇在感情破裂后的谈判，

电影中安排他们坐在小河边。面对河水，逝者如斯，

恩爱不再，两个主人公的愁苦与忧烦有几多？大约

也如河水滔滔不绝。在文学作品中，如此凝练而有

意味的表达可能会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在电影里

却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获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效果。

3两种艺术的互补与作品价值的增值

小说《一句》书写的密度非常之大，尤其上部，

每一个故事中都包含着曲折离奇的若干情节，人物

之间关系似断实连，是乡土社会人情关系的真实写

照。人物之间会因蛛丝马迹的纠葛产生惊天动地的

后果，充分体现了作品中人物的慨叹——“世上的

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同样富于哲理的语言

还有“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过

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些话在小说里由

身世坎坷的曹青娥说来令人心酸。电影里设计由牛

爱国一个离异的女同学说出这些话，除了颜值高、赏

心悦目的外形，是否也暗示了她也许就是上帝给牛

爱国关上门后打开的又一扇窗？小说里安排牛爱国

与一个异性因“说得着”而产生婚外情，将他放在了

小蒋的位置上。这是对人性的更宽泛的认识，如同

张贤亮所说，有些人没有堕落，是因为没有条件而

已。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评他人很容易，而真正参与、

热爱、了解生活的人也许更容易原谅生活、原谅人。

电影可以采用不同的拍摄角度，根据各类镜头

的特性，实现不同的美学效果。刘雨霖在影片中适

当运用几个俯视镜头，使视觉范围内的物质对象显

得卑弱、微小，让观众居高临下看人物。一个是牛爱

国在“荷塘月色”发现妻子出轨后，杀心顿起，在佛

前诉说和痛哭。佛若有情是否可以理解一个小人物

的大苦痛？电影里对着佛的哭诉情节让牛爱国暂时

缓解和宣泄了心灵重负，也让人产生悲天悯人的感

受。小说里对着朋友冯文修讲，结果局面变得更混

乱，冯文修和牛爱国的友谊那么不堪一击。佛的不

言不语显示了佛的慈悲和包容，相比之下人就狭隘、

局促、善变得多。由此可见，人要走的修心之路何其

漫长！再有，百慧在父母相继离开的深夜独自坐在

小屋里，牛爱香和宋解放趴在门口而不是进去干预，

镜头又伸向高空，像大人看百慧一样，拉开距离看故

事，观众可以获得一种超越，有置身事外的清醒和同

情。当这“距离”足够大，我们也会产生曹禺那样的

心情——“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

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

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

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环

境的——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

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

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6]98这时候，观众会在瞬

间产生对小人物、对人的悲悯和对命运的敬畏之心。

将《一句》的小说和电影进行对比、分析，我们

发现两种言说各有优长。在这样一个视觉时代里，

的确有作家如王朔等人会有明显的“触电”意识，

“投诚于以影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中，他们的创作

正有意或无意中遵循着视觉文化的特性——以图像

直观为写作理念，以娱乐大众为指向，以图像化的商

品文本最终现实地被消费为目的。”[7]7刘震云的小

说还是比较冷静地专注于细针密线地讲述故事，坚

持为灵魂书写。而他与女儿刘雨霖的合作改编，笔

者以为较为成功。同时也想声明，视觉时代的影视

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来说，未必就是洪水猛兽。毕竟

小说和影视都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它们具备互

相渗透的可能。影视文学可以借鉴小说的技法，谋

求突破平面化的局限，而小说因为电影风行一时也

屡见不鲜。无论如何，电影《一句》是刘雨霖的牛刀

小试，尽管改编大幅度删减了小说的上部内容，会有

抽空历史感的危险，但这也是她导演历程上美学探

索的开始，其表现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古世仓,魏庆培.视觉时代的文化逻辑与文学生存[].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15.

[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3]康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鲁迅.朝花夕拾•野草鲁迅散文经典[M].南昌：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2014.

[5]李芙蓉.《巴别塔》：沟通的鸿沟不仅是语言[].大众文

艺（理论），2009(1)139-140.

[6]刘家思.曹禺的戏剧人生与艺术[M].合肥:安徽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2.

[7]梁爱民.视觉时代的小说批评[J].兰州学刊，2012

(11)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