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司马迁

本人也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的写作目的。通观《太史公

自序》我们只可以粗略的看出司马迁“一家之言”有这样的三个意

思：一是博洽、整齐诸子及百家学说，审时度势地创造出新的学说

体系；二是叙述梳理古今，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三是谈人

论事，寻找精神慰藉。

关键词：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家；成一家之言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26x（2012）09-0000-02

司马迁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它的写作动

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

作的目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

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但其中的涵义又不尽相同，这在

《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己为自己而作，它可以看作

是整部史书的导言或引论，它不仅清晰的条理出整部《史记》的线

索，整理出叙事的结构，而且还真实的标榜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体验，

所以《太史公自序》也就成了理解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关键，

若认真领悟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心意。

一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一篇《论六家要旨》足以体现

他在读史、著史方面的才情和使命感。在他临死之时还不忘谆谆教

导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

《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今汉兴，海内一统，

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

惧焉，汝其念哉！”[1]

司马迁承父亲遗志，发愤著书，在《太史公自序》中载司马谈

的《论六家要旨》，借司马谈之口分析阴阳、儒、墨、名、法、道

六家长短，以此说明先秦诸子各派的产生与活动均是各仁人志士在

社会混乱的状况下寻求出路而阐发的学说。因此对这些学说的整齐

梳理是有益于当时的，是“司马迁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创造出新的

学术体系。”[2]这也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第一个含义，用他

自己的话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司马迁厥协和整齐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先哲异人的列传，从

中表达自己对是非善恶曲直的看法，以图成一家之言，而非其他的

既定标准。这些列传的人物博采广泛，在各方面做出贡献，因而在

司马迁的笔下名留史册。比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末世

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的伯夷。但伯夷饿死首阳

山一事不能阻止周的建立，所以他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历史”人物，

司马迁却把它列为列传第一，体现了司马迁看到在“义”与“利”

的强烈对比中能守“义”的人就应该被后世赞颂，这是儒家的义利

观。又如“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

君列传第八”，法家在秦代地位显赫，然在西安初年直至司马迁生

活的时代，道家是普遍被统治者推崇的，法家曾经的显赫地位已不

复存在，但司马迁能正视法家思想的合理和有益之初而作详细阐

述，实在是难得可贵。又如司马迁又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详赡”

的游侠作列传，体现他对于法理之外的人情又有着别样的情结。司

马迁《史记》中采用的经传很多，有《诗经》《尚书》《春秋》《左

传》《国语》《论语》《战国策》等等，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

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

里面去”。[3]而整合百家杂语的过程则是在批判、订正的基础上完

成的。比如他在《刺客列传》中批评人们对荆轲渲染的过重并说出

自己的想法，这说明司马迁是有批判的取舍的。[3]p178

通过“厥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完成了自己

对人对事的评判的标准和处事行为，对先贤“心向往之”，对普通

人则思虑其安身，对为官之人要求其“奉职循理”，这些都成为司

马迁兼济天下、关注苍生的“一家之言”。

二

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是记载和修订天文历法，同时掌握

和整理图书、史料。司马迁的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职位使他在“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天人之际”实意

是天人感应，即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在帝王身上和帝王的行为如何反

映到天意上去。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就是司马迁

所说的“天人之际”。[4]“通古今之变”就是“驰鹜穷古今，上下

千载”[5]而研究历史的兴衰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

之言”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基础之

上，着眼于以往人事的发展，最终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大夫壶遂和司马迁的问答。通过讨论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

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1]从而进一步认为自己如果

“废明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是莫

大的罪过。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在“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

之变”的基础上完成是有其原因的。

《史记》创作时正值汉武帝在社会各方面进行变动，司马迁一

方面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时间

内的大部分思、文化成就和传统。同时，司马迁有对效仿《春秋》

如“高山仰止”般，他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像《春秋》一样对社会

的变动改革有一份助益。“天人”关系从西周至西汉不断的演化。

西周社会已经开始对“神”的观念有所变化：神与祖先概念的分离，

统一信奉的神的出现，人的作为和意志开始被人们接受。至汉武帝

时董仲舒虽然提出“君权神授”，但也提出“天人感应”，神作为君

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被束之高阁。究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永

恒的，这个问题成为司马迁在变化的时势中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

引起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动向。既然天人之间有感应，那么他是

怎样感应的，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应，这样的感应又会带来怎

样的结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战国至

秦、秦至西汉的一系列变动中找到些许。

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司马迁提出来他

对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方向、准则的看法，成为“一家之

言”。

三

史籍的产生，主要起源于人们记事以及人类对自己经历的反思

认识过程。[6]《左传》中有一句话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因

此史官利用文字作为载体书写历史，不单是叙述历史，表达主张，

同时也是申明自身心理的一个途径，司马迁也不例外。所以说司马

迁的“一家之言”除了要继承诸子百家的合乎时宜的传统、学说、

风气，以及那些敢于表达自己职责之内的主张之外，还应包括通过

书写史事来满足个人的需要，简单的说就是寻找到价值认同感和归

属感。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交代了自己作《史记》的直接原

因是李陵事件的刺激。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颓废过，自弃过，但

又想到孔子、屈原、孙膑、韩非等等，他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厄中

屹立不倒。由此及彼，司马迁便发愤著书，藉以成就不朽之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

个博洽而严整的历史学家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平静的实录历史事实

的过程，而是一个内心体验十分丰富、情感‘郁结’十分严重、宣

泄欲望十分强烈的艺术家不断地在历史对象中熔铸进自己的知、

情、意的过程。”[7]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在“独尊儒术”的主

流意识下，由私人写作而成的。当时的史官主管记载和保存史事，

并无编写的职责，[8]所以是非善恶、忠贤愚圣以何为标准，除了

尊重基本事实之外这些都由司马迁独立完成，因此在《史记》中司

马迁自觉不自觉地就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心怀正义却被误解的先人

怀有强烈和迫切的认同感。他希望同他们一样被后人理解甚至称

颂，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价值或精神的归属地。就如爱德华·卡

尔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9]一旦某一历史事

实进入了我们的认识范围，这个史事就不仅仅有客观性了，它还拥

有了一种对于史学写作者而言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10]，

史书与史家也就存在了一种内在需要的同一性。这种“同是天涯沦

落人”之间的“相逢恨晚”之感是大部分史学家都会有的，比如刘

知几在《史通》中就曾说自己“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

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的人听了总是嗤笑

他这是小孩子的妄议之举。然而后来见张衡、范晔也是这种看法，

“始知流俗之人，难与言之”。可见，作为史家，无论是司马迁还

是刘知几都有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情的目的。

四

通观《太史公自序》我们只可以粗略的看出司马迁“一家之言”

有这样的三个意思：一是博洽、整齐诸子及百家学说，审时度势地

创造出新的学说体系；二是叙述梳理古今，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

主张；三是谈人论事，寻找精神慰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使得整部

《史记》充满着智慧、人情和责任。

这三个含义中第三方面应该是司马迁最真实的内心感受。这也

是史学二重性的精准体现。例如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吕太后本

纪》《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等，一方面遵循了自己“厥协六经

异传”的原则，不以经学为准，以事实为依据，承认项羽、吕太后

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自己对失意的英雄的怜

惜。无论哪一方面，他们都能与之产生共鸣而成“一家之言”。司

马迁已经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史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

风俗、教化社会，而这个标准、界限的划分则是从自身出发，从与

自己的内心感悟有共通的历史人物身上出发，通过纪、传的书写以

此在《史记》这块试验田中抒写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

司马迁能够藐视权势，标榜“成一家之言”，无愧于后世所给予

的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295页.

[2]白云.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m].福州：福

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174页.

[3]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176

页.

[4]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a].瞿林东.史

记研究[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262页.

[5]刘知几.史通·人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72页.

[6]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22页.

[7]郑先兴.史家心理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页.

[8]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53

页.

[9]爱德华·卡尔（英）.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年，28页.

[10]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