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美

第49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

Vol.49 No.4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Jul. 2010

收稿日期 2010-04-10

网络红人: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草根偶像”

余 霞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武汉湖北430070)

摘要 网络红人是网络中产生的“草根偶像”,是一种重要的网络文化现象,它展示了一个后

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观。网络红人与榜样、偶像密切相关,但在生产主体、情感取向上不同。其编

码模式深深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通过去背景与背景重置,消灭了历史感;通过碎片化,呈现出肤

浅化;众人狂欢式的集体生产令主体消亡。其生产和消费中的娱乐心态和放纵心态亦具有后现

代的特征。网络红人的文化意义变动不居,同样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网络红人反映

了普通网民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满足了青少年群体追求自我的需要。但是,网络红人消解或消弱

了传统榜样和文化偶像的影响力,会对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总之,网络红人的

出现表明网民对话语权的拥有和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取消了先前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或商

业文化间的界限,表明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发生某种程度的转移,即大众媒介与科技文化和大众

文化汇流,造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草根偶像;网络红人;自我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代传媒日益将人们带离

物质消费,引向符号消费,深刻体现了后现代社会

的文化逻辑。网络无疑是其中最具后现代特征的

媒体,其强大的技术支撑使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形

式成为可能,草根参与文化创造和消费就是一种表

现。大众文化时代,文化的机械复制特征解构了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遭受来自精英文化的深刻批判

和种种抵制之后,这种市场和经济驱动的文化逐渐

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形式。网络在承继大众文化

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新的可能,这就是网

民借网络参与生产新的文化形式———草根文化。

草根文化不同于传统大众传媒时期由媒体主

导生产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

化。民间文化是一个需要经历漫长时间浸润方逐

步形成,且受制于空间的文化形式。草根文化是全

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多元格局下的一种文化形式,

在这个特殊语境中,中国、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

代等多种文化共时并存①。后现代主义正是“一种

允许一系列极不相同而又从属的特征存在和共存

的文化概念”②。带有网络媒体技术独特性的网络

文化展示了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景观。本文拟对其

中的网络红人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关注它与传统的

榜样、偶像的差异,探讨它的编码模式及其后现代

文化特征,进而分析其生产和消费心理所体现的后

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以此为基础总结网络红人作为

一种草根文化的意义。

一、榜样、偶像与网络红人

偶像是什么?其历史内涵在当代社会中逐渐

被篡改,演变成有复杂多元文化含义的概念。历史

上,偶像的宗教含义是神像,在《圣经》中,指所有上

帝之外的其他神③。敬拜偶像,是原始宗教后期的

信仰形式,它有赖于神话故事的发展和雕刻、绘画、

塑造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偶像崇拜一直延续到阶

级社会④。当下,它除了部分地保留崇拜等含义

外,内涵和外延都被世俗化扩大,这种世俗化就像

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从高雅文化走向大众文

化、通俗文化。偶像在今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大众

文化和草根文化。这里的大众文化主要指由现代

大众传媒等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流行文化,草根文化

则强调来自普通人。作为颇具代表性的草根文化

现象,网络红人就是由草根生产、主要在网络中被

广泛传播,随后为传统媒体跟进关注,产生较大的

社会影响的大众偶像———本文中称为“草根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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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红人与榜样、偶像密切相关,他们有某些共同

的特征(如被关注,被喜爱,被学习和模仿),但本质

上却存在差异。

第一,生产者不同。榜样是官方生产的,他们

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也可以是被塑造

的文学艺术形象。他们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往

往表征了某个时代官方所鼓励的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追求。如雷锋、焦裕禄等所代表的政治榜样,鲁

迅等所代表的文化榜样。偶像是当代各种社会力

量共同生产出来的,其中传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代表为体育明星、歌星、影星等。他们是消费

社会背景下迎合受众的消费心理被商业化地生产

并通过批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制造出来的大众偶像,

有比较突出的经济和文化意义。网络红人是由网

民生产出来的。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凤

姐”、“犀利哥”等等,他们具有较多的文化意义。榜

样、偶像、网络红人的生产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变化,

“走过了一个政治文化驱动———商业文化驱动———

草根文化驱动的历程”⑤。

第二,受众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取向不同。受众

对三者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取向。受众对榜

样是“敬”———敬仰榜样的行为,相信榜样的力量。

榜样为官方推介,受众被教育,逐渐形成对榜样的

敬爱,将之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受众对偶像是

“爱”———喜欢并崇拜偶像,甚至出现盲目崇拜。

受众对网络红人则是“乐”———一种娱乐的心态。

网络红人的受众就是网民自己,他们有特殊的情

感渗透在里面,不同于对榜样的崇敬和对消费偶

像的喜爱,更多的是一种娱乐。网民生产网络红

人并置之于被看的位置,既不是用来自我教育,

也不是用来模仿,只是一种带有欣快感的娱乐化

的体验和观赏。在这场草根阶层的文化盛宴中,

真正主导的是平民大众。正是这种娱乐的平民

化才使“芙蓉姐姐”的S型身材暴露在网民的视

线里,“凤姐”才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与鲁迅相

比较。因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和经济的控制,作

为纯粹的娱乐,这些原本普通的人才“受关注”和

“受重视”。

二、网络红人生产的编码模式及

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

化思潮,几乎同步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它强调解

构、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折中主义、否定权

威等等,按詹姆逊的归纳,有平面感/深度模式削

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

性/距离感消失等特征。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标志之

一,互联网也许是后现代主义状态的最完美的说明

书。可以说,网络传播与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思想

不谋而合⑥。如网络传播主体的消解、文本的拼贴

与粘合、信息的表面化、肤浅化等等。网络红人是

作为普通民众的网民———草根生产出来的,其编码

模式深深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我们将以“芙蓉姐

姐”和“犀利哥”为例进行分析。

网络红人这一名称在中国的出现与“芙蓉姐

姐”有关,可以说,她是中国网络红人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之一。经百度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等网站的检

索发现,作为专有名词,“网络红人”2005年才开始

被广泛使用,并与芙蓉姐姐产生较多的联系。因

此,选定芙蓉姐姐为例进行分析是有代表性的。另

一个案例是2010年初最有名的网络红人“犀利

哥”。“犀利哥”源自蜂鸟网上传的一组照片,后于

2010年2月23日,因天涯论坛一篇帖子,被网友

誉为“极品乞丐”、“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

“乞丐王子”等。其影响席卷国内,并迅速传至日韩

和欧洲国家。“犀利哥”的传播和走红表明:网络时

代的当代中国文化,在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

响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类似的影响,这正是

詹姆逊所说的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特征。因

此,本文将“犀利哥”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案例讨论。

(一)去背景与背景重置———历史感的消失

历史感的消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

其手段往往就是借助于背景的模糊化或者去背景

化。这也正是当下网络红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编

码模式。

“芙蓉姐姐”最初借网络进行自我展示,利用了

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论

坛,大学生们的力捧使其渐渐脱离原型本身的背

景。她的身份、生活经历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

断放大和突出的对自我的身体迷恋。

“犀利哥”源自摄影爱好者的偶然捕捉,一旦进

入网络传播,他就被去背景化了。令其迅速传播和

走红的不是他的真实身份和生活背景,而是与图片

相关的视觉刺激。网络上被疯狂传播的是背景越

来越变幻无穷的犀利哥,大都市中乞丐的阴暗的背

景渐渐被消解,移入的是T台、影视场景等充满时

尚气息的场所。与此一道被消解和替换的还有人

物身份。犀利哥蒙上了电影明星的光环,除了显目

的着装和独特的眼神外,其他真实的东西都被隐

去,犀利哥转身成为与其他明星偶像一起闪耀在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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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和舞台上的偶像———尽管是虚拟的符号化的偶

像,但这才是真正被喜欢的网络红人“犀利哥”。

詹姆逊在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时,正是

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作为典型加以论述的,他说:“我

只能就着一个重要的题旨揭示这一点:即历史感的

消失,那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

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

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

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

掉……于是,媒体的资讯功能可能是帮助我们遗

忘,是我们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制”⑦。当网络

红人被从真实的历史生活场景中剥离出来之时,不

仅其本身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内涵的空洞的符号,

历史本身在这里也变得不清晰,甚至看不见了。

(二)碎片化的原型与变型———平面化、肤浅化

网络红人的生产经历了由原型到变型的编码

过程。无论是原型的呈现还是变型的过程,都表现

出无深度的平面化,使之最终成为与有深刻政治内

涵的传统榜样和经济内涵的大众传媒偶像不同的

肤浅的网络“草根偶像”。

尽管传统的榜样和偶像生产过程中,也会突出

某些方面,但整体性仍然是受众所期待的。网络红

人则不同,受众和生产者都只是关注某一点,或者

某些零散的方面。如“芙蓉姐姐”的S型,“犀利哥”

的“混搭”服饰。“芙蓉姐姐”在网络上传播的照片

和抒情文字可以说是碎片化的视觉文本,以视觉的

刺激吸引注意力,而不是以完整的形象吸引人。

“犀利哥”亦是如此,网民在传播过程中专注于根据

原型的着装和表情来变型,破旧的牛仔裤、醒目的

腰带、皮夹克和大衣的组合、冷漠的眼神,这些纯粹

视觉化的碎片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对原型的种

种变型仍借用这些碎片化的东西,与大家熟知的影

星、电影等随意嫁接,产生奇特的效果———一种由

网民自己生产出来的虚假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种自实现预言,即网民们在发掘出犀利哥的视

觉化特征后,将它和熟悉的影星及背景融合,从而

生产出更加熟悉和喜爱的形象和场景。于是,变型

更加以碎片化的方式和印象存在。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犀利哥”的变型大量

运用了PS手法———以计算机进行图文处理的方

法,实际上它正是网络红人生产的技术特征,并逐

渐演变成一种文化上的特征———操作日益简单化

的电脑技术使网民成为草根文化的生产者、传播

者,同时也导致了网络红人的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特

征,即主体性的消失。

(三)众人狂欢的集体生产———主体之死

根据传播符号和传播时间,中国的网络红人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木子美、蔡痞子

等为代表,他们以文字等传统符号介入网络,受众

关注的是他们传播的信息而不是他们本人;第二阶

段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符

号展示自己或他人,受众关心的是信息和信息所指

向的人;第三个阶段是以“天仙妹妹”、“犀利哥”等

为代表,他们偶然被发现并被传入网络,受到网民

合力编码和传播,成为备受关注的第三代网络红

人。显然,这是一个从传统符号与新媒体嫁接到充

分运用新媒体技术特性和多元化符号进行传播的

过程,这也是一个由传统的有明确生产者向网民集

体生产转变的过程。第三代网络红人最能体现网

络作为一种后现代传媒的去主体化特征。

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三代网络红人,众人

参与都是他们被生产出来的基本条件。没有网民

的主动参与(编码、传播或接收),网络红人就不可

能产生。被公认为网络造星平台的天涯社区某高

层指出,天涯并不是在制造人、策划人,他们所做的

只是找寻大家关注的热点,并有效地放大。“而明

星的产生,更多源于网友的发现、关注,网友的力量

远远大于所谓的策划团队”⑧。还是以“芙蓉姐

姐”、“犀利哥”为例,通过谷歌,用时0.05秒获得

与“犀利哥”相关的网页14,100,000条,用时

0.06秒获得与“芙蓉姐姐”相关的网页约6,600,

000条。通过百度,用时0.024秒找到“犀利哥”相

关网页约25,300,000篇,用时0.039秒找到“芙蓉

姐姐”相关网页约21,900,000篇。网络红人的网

络关注度由此可见一斑。2004年,芙蓉姐姐横空

出世,造就过水木清华数千人等待其上线传照片的

奇迹,影响逐渐由高校BBS扩展到广大传媒,连续

3年居百度搜索风云榜冠军,更是被各大媒体称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正是有网民的推波助澜,网络红人才得以产

生。换句话说,网络红人的生产者不是某个个

体———既不是原型(如芙蓉姐姐本人),也不是所谓

的“网络推手”(他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是众多

的网民。即便是“芙蓉姐姐”这样的自觉传播者,她

本人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也渐渐消失在众人的编码

和传播中。事实上,网络红人的生产过程中,无法

判断谁是真正的传者,亦无法找到真正的编码者个

体,于是,你、我、他,共同组成一个虚拟的网络集体

生产者,狂欢式地参与到网络红人的生产中,传统

的具有明确个体性的传播主体不见了,芸芸网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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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传统传播主体的消解与变更,正是传统媒

体与网络的一个根本区别。网络主体较之于传统

传播主体由真实走向虚拟,由确定走向不稳定,由

单一走向多重,由集中走向分散⑨。后现代社会所

培养的身份形式与现代社会的身份形式存在差异

甚至对立。网络后现代性的交往实践所构建的是

“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体”⑩。网络红人生

产中,个体化生产主体的消失正是后现代网络传播

主体特征的体现。

三、网络红人生产与消费心理的

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

传播学向心理学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

网络,网络让社会心理学发生了很多改变。有很多

新的话题需要研究1。网络红人的生产和消费心

理就是其中一个。网络红人之层出不穷,实质是网

民的不断生产和消费。网民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

网络红人的生产和消费,获得观看他人的欣快感和

自我放纵的快感———实际上是真正感情的消

失———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又一特征,我们需要

运用心理学的自我等理论进行分析。

(一)指向网络红人的娱乐心态———窥探他人

的快感

前面分析已指出,受众对网络红人主要表现为

一种娱乐的心态,如对“芙蓉姐姐”的态度。如果

说她本人的表现或多或少有一点病态,那么,网民

作为生产的参与者和消费者以看客的心态怂恿芙

蓉姐姐发帖并苦苦等待照片,其背后更有一种窥探

他人的快感。尽管网络传播是一种公开的传播,但

观看者的匿名性意味着一种隐蔽的参与,因而获得

一种类似于窥探快感的心理效果。事实上,无论是

“芙蓉姐姐”们,还是“犀利哥”们,一经网络生产和

传播,就处于被看的地位,成为被看的他者。你是

谁?你怎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满足观赏者

透过视听觉获得的娱乐化的心理满足。编码过程

中对背景的隐藏或抹去,亦是满足无聊的好奇之

心。网络红人本身的生活不是被关注的重点,而是

生产和消费的副产品。

消费原则强调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在这

样的逻辑下,任何东西都存在被消费的危险,甚至

包括人的尊严。“芙蓉姐姐”与其说满足了人们好

奇的目光,不如说恰好迎合了某些人心中隐秘的欲

求12。在娱乐化行为中,网络红人成为被消费的网

络符号。随着西方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摄影、广告、

电影、录像、电视和电脑日益普及,形象和符号纷纷

取代事物本身而存在,使事物本身逐渐消隐在它们

的背后。人们习惯了跟事物的形象和符号打交道,

事物本身和符号的指涉物似乎可以缺席,而人们照

样可以做出真切的反映13。在网络红人文化现象

的背后,正隐藏着这样的秘密。他们作为一种被消

费的符号而存在,这种符号是一种被娱乐的对象,

他们本身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情感关注。

(二)指向自我的放纵心态———参与建构的

快感

指向被消费对象的娱乐心理是网络红人现象

的表层原因,真正的内在驱动力是指向生产者和消

费者自我的放纵心态。后现代的网络中,身份意识

被最大限度的淡化,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在

匿名中被消解了。匿名性满足了网民创造、享用文

化又不承担相应文化责任的生产和消费需求———

这正是网络红人生产和传播中网民的基本心理。

在它的驱动下,一种放纵的心态表现出来。从网民

对网络红人进行变形的编码方式来看,他们往往随

心所欲地将场景、情节和原型拼凑在一起,以取得

娱乐的传播效果。如“百变小胖”、“犀利哥”都被按

此模式PS为新的符号。

透过对网络红人的娱乐化操作的现象,我们可

以发现其中所体现的当代网民的心态。“芙蓉姐

姐”能凭借夸张的自我身体展示在中国掀起网络红

人风暴,很大程度上与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特殊心态

有关。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09年12月,我国3.84亿网民中,10～19岁的青

少年群体占31.8%,20～29岁的青年群体占

28.6%。即青少年群体共占60.4%,他们构成中

国网民的主体。青少年处于特殊的心理成长阶段,

性压抑、逆反、宣扬个性、追求自我等是这个阶段的

突出心理特征。日常生活中不仅缺乏发泄的通道,

反而不断积累心理压力,于是相对自由的网络为他

们提供了宣泄的平台———一种可以打破传统和现

存社会现实规则的传播平台。“芙蓉姐姐”首先在

大学生网民群体中得到追捧就与此有关。性压抑

是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普遍体验,在校规校纪的约束

和传统文化的浸染下,中国大学生会尽可能地压抑

性欲。“芙蓉姐姐”的网络传播打破了这种沉默,无

论是照片还是文字,大学生们都可以看到性的追求

和张扬,正是在性本能的驱使下,大学生们或看,或

传播,共同参与制造了一个网络神话。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更

为重要的心理问题———自我的问题。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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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后的心理精神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从心理

学角度看,很多心理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自我的问

题。其表现多种多样:如看不到自我、看不到别人、

只有积极的自我、只有消极的自我、管不住自己、分

裂的自我、主我客我不能正确对待、欲望的无限膨

胀、攀比之风、红眼病、对权力的控制欲、不珍爱生

命、自杀、自残、自我封闭等。尽管网络红人产生的

背景各有不同,但青少年群体对常规生活的不满,

对性的需要,对各种压力舒缓的需要,对自我的追

求,总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网络红人走红网络,就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

我有关。不论是“芙蓉姐姐”的无限放大的自我夸

耀和展示,木子美的自暴隐私,还是“菊花姐姐”和

“红衣教主”的自我展示,“犀利哥”的冷酷与寂寞,

实际上体现的都是网民的自我。两千年前苏格拉

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后,人们就开始了对自我的心

理学探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14”网民的参与就是通过放纵被压抑的

自我,从而试图寻找自我。卡西尔指出:“即使连最

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他们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

原理,但是这种怀疑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和

更可靠的研究方式。15”个体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化

的过程,而这个社会化的过程首先是从自我认知开

始的,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人际关系,最后形成群

体的思想与行为。格根()认为,“自

我在社会心理学乃至在整个心理学中都是十分重

要的概念”16。可以说,自我也是人毕生在思考、在

追求的对象。在青少年时代,强列的自我意识正在

形成,一旦压抑,就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寻找发泄

口,网络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网络红人的建构

中,自我的压抑得到释放,自我的追求(这里主要是

对性、对自由等的追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四、网络红人流行的文化意义

网络红人显示了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

文化逻辑和文化特征,是西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

中国本民族历史与当下文化杂交的产物,那些身上

具有某种时尚特质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平民偶像越

来越受到推崇17。变动不居是时尚与个性的内在

要求,网络红人的文化意义也相应的具有不确定性

的特征,这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内在特征。但

总的来说,无论其具体的文化内涵是什么,网络红

人都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消极

意义。

从积极的角度看,网络红人反映了普通网民的

心理需求,特别是满足了青少年群体追求自我的需

要。为他们提供娱乐的同时,缓解了生活的压力、

成长的压力。网络较之传统媒体的民主性特征广

受关注,其核心含义就是网络为普通民众真正提供

了一种参与传播的可能。只要具备基本的硬件设

备、软件设备和电脑知识,就可以参与网络传播,成

为网络文化的生产者、消费者。这对缺乏公共表达

渠道也怯于公开传播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

一种最佳的选择———匿名的低成本的传播。正是

基于此,我们认为网络红人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现

象,是源于草根,又充分体现草根的民主文化形式。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从培育和鼓励公众的民主意

识,还是从身心健康出发,它都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也不能忽视和低估网络红人文化现象的

消极性。首先,网络红人和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

共同构成大众偶像,消解或削弱了传统榜样和文化

偶像的影响力。大众偶像在一种流行与时尚的规

律中载沉载浮,与之相对,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

偶像出现缺位18。由新浪网与国内17家强势媒体

共同推出的大型公众调查“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

偶像”评选活动中,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

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按序当选。张

国荣、王菲等大众偶像的入选带来争议19。虽然其

间没有网络中产生的“草根偶像”,但七年后,当网

络红人“凤姐”出现后,我们不得不再次关注中国文

化偶像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对鲁迅尚无根本了解

和认识的基础上,“凤姐”贬低鲁迅,夸耀自己。尽

管不能轻易对这种传播的影响下结论,但绝不可低

估它对传统文化偶像的破坏力和影响力。

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都表明,人的注意力是

有限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从传统文化偶像

和榜样移到大众偶像,尤其是不断更换变动的网络

“草根偶像”之时,难免会导致第二个消极结果:影

响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偶像崇拜是青

少年文化的一种次文化形式,将深刻影响到其价值

观、人生观的形成。无论其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何其

特别,这种文化形式都应该尽可能地有助于青少年

的自我成长,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快乐,丰富和充

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产生激励自我、塑造自我、调节

和赋予情感依托的积极效应,激发青少年追求美好

理想的特质。如果缺乏审美批判思维,在当代大众

文化中,盲目追求偶像会丧失个性和自我价值20。

总之,网络红人的出现表明网民对话语权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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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取消了高级文化和

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界限21。它经由

网络影响和渗透进网民以及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

具有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民众主义的

特征,表明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发生某种程度的转

移,即大众媒介与科技文化和大众文化汇流,造成

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话语正日益渗透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人的思想、意识、思维及

行为方式发生巨大的影响。还是借用詹姆逊的话

来说,“它既是灾难同时又是进步”2。因此,当我

们分析网络红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时,应清醒

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要

素”,讨论它在中国网络文化中的呈现,除考虑传播

的基本问题,还牵涉到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即种族

与文化背景下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我们”与“他们”

如何交流的问题23。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

我们或许应该借鉴詹姆逊提出的品味、分析和评价

的方法,品味即对特定作品的主观偏好,分析是对

产生具体形式的历史状况的客观研究,评价是对文

化潮流或运动的政治效果大胆的评价24。只有采

取客观分析的态度,运用批评的方法,才能使它成

为中国当代文化景观中一种健康发展的文化形式。

注释

①邹广文、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学

海》2001年第5期。

②21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

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第154页,第204页。

③杨慧林、曹利群、方鸣:《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

南:济南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④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0年,第450页。

⑤20徐鹰、岳晓东:《中国大陆青少年偶像崇拜变迁与

思考》,《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⑥张品良:《网络传播的后现代性解析》,《当代传播》

2004年第5期。

⑦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19页。

⑧刘晓玲:《谁在制造网络红人》,《市场圈》2006年第

6期。

⑨秦志希:《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性》,《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⑩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钟年:《跨学科与心理学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2彭兴庭、刘牧洋:《消遣芙蓉———网络红人和哄客的

娱乐法则》,《大学生》2005年第8期。

13丁和根:《后现代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江苏社

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1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4年,第1页。

16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社会心理

研究》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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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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