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音菩萨歌曲

敦煌《观音经》题记中的孝道思想

光绪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经洞文物重现

于世，专家们从敦煌遗书赫然发现各种体裁

的佛教孝道文献，多为前所未见的唐五代抄

本，弥足珍贵，极具研究价值。潘重规先生

说：“等到敦煌石室开启，文献资料渐渐流

布，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他

们力量之伟大，影响之深远，方法之周密，

实在令人钦佩赞叹不能自己。”。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

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

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

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

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

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

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

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

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

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

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

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

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

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

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

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

提升。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

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

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

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

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

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

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

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

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

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

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

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

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

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

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

国特有的文化资产。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

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

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

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

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

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

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

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

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

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

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

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

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

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

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

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

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

《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

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

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

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

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

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

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

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

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

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

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

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

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

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

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

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

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

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

以下逐一说明。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

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

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

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

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

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

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

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

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

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

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

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

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

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

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

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

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

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

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

年，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

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清信女张

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

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

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

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

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

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

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

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

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

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

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

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

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

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

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

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

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

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

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

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

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

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

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

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长孙

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

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

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

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

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

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代理豆卢

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

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

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

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

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

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

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

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

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

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

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

《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

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