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篇小说述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

和剧作家。契诃夫去世一个世纪了,但是他的作品,特别是他众多的小说,并没有

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辉,他的名字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被人们遗忘。契

诃夫及其小说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而且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

趣。人们不仅阅读它、欣赏它,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研究它。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对他及其小说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仅在前苏联是

个热门,在其它国家亦然，前苏联有“契诃夫学”,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批专门的契诃夫研究者。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

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

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

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

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

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

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

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

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

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

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

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小说译介和研究早在20世

纪初就开始了。

1907年吴木寿把日文版的契诃夫的《黑衣修士》译成了中文。在译文之前

所附的短文中吴木寿说:“此篇作者安敦·溪岸霍夫尝喜抉人间之缺点,而描画形

容之,以为人间世界,毕竟不可挽救,不可改良,故以极冷淡之目而观察社会之。”

在此,吴木寿认为契诃夫是一位“冷眼暴露世界丑恶”的作家。

在契诃夫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方面,鲁迅作了大量的工作。1909年,在他与周

作人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里,就收了他所翻译的契诃夫的两篇小说,这就是

《戚施》，1934—1935年间,鲁迅从德文转译了契诃夫早期即契洪特时期的小说

八篇,并于1936年将这八篇小说辑成《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出版。对契诃夫也

作了极高的评价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作家，1909年《小说时报》发表了包笑天译的契

诃夫的《第六病室》。1916年,陈家麟与陈大镫合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风俗

述评》上下两册，其中收有《小公务员之死》、《万卡》、《套中人》等。

“五四”以后,契诃夫小说译介的范围扩大。1920年,茅盾翻译发表了《在

家里》。1924年,瞿秋白翻译发表了《好人》。并且在1921—1922年写的《十

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说:“契诃夫亦是八九十年代的花冠⋯⋯,那‘契诃夫似

的情绪’传染着人,只觉得沉闷、沉闷,要求个结论。”1930年,赵景深译的八卷

本《契诃夫短篇杰作集》。

郭沫若虽然没有翻译过契诃夫的作品,但他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

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契诃夫在东方》的文章,指出契诃夫的作品很适合东方人

的感情和兴趣,还特别把鲁迅与契诃夫进行对比,分析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契诃夫小说翻译更全面了,很多小说都出现了二、三种以上

的译本。1950—1958年间汝龙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27卷。这个时期

对契诃夫小说的介绍不再局限于翻译他的作品,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一些学者

论契诃夫的著作、契诃夫本人关于文学的言论、对契诃夫的回忆等,这些都为新

中国契诃夫及其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我国是在50年代以后才开始了对于契诃夫的专门性研究,1954年,巴金

等作家专程赴苏参加了苏联为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央人

民政府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和人民文学社也分别出版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

念》专刊，茅盾、巴金、骆宾基、孙犁等作家也纷纷撰文评价契诃夫,文章多达

二三十篇。这就形成了新中国介绍研究契诃夫的第一个高峰。

茅盾曾经谈到,虽然他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契诃夫的作品却仍然使他感到

兴趣,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他在它们中间常常发觉新的意义。他说,契诃夫善于

“从日常生活中间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进而挖出这个制度在普通人的意

识领域内扎下的毒根,契诃夫痛切地讽刺了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软弱动摇、孤

芳自赏与劣根性。”

巴金也写道:“我觉得契诃夫是谈不完的,对于我们,他的作品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必须更好地向他学习。”巴金针对“契诃夫‘不问政治’”

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作品中没有一篇不跟政治有关,没

有一篇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脱节⋯高尔基说过:‘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

斗争。’契诃夫攻击庸俗,就是攻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攻击整个沙皇的统

治。”

60年代中期到70年中期,对契诃夫的小说的研究几乎是段空白。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十几年中,契诃夫小说的新译本有:《契诃夫幽

默短篇小说选》、《黑衣修士》《脖子上的安娜》，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契诃夫文集》

12卷等。见解独到的研究论文也频频出现,契诃夫小说研究在我国掀起了又一个

高潮。例如:徐伟民的《契诃夫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杨毅、施敏的《精巧精

炼精确:谈〈凡卡〉的艺术特色》、陈震的《抖动“线团”的魔杖:谈契诃夫小说

的结构细节》、惠中的《契诃夫和他的〈套中人〉》、曾恬的《从〈变色龙〉谈

重复手法的运用》、郭丽珊的《对光明未来的执着追求:契诃夫人道主义思想发展

初探》、金凤的《契诃夫小说的诗意构成》等等。

朱逸森着的契诃夫研究专著———《短篇小说家契诃夫》于1984年问世

了,它不仅根据契诃夫的作品,还较多地使用了契诃夫的书信遗产来对他的思想

和创作进行研究,这就为契诃夫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依据。

1987年,徐祖武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契诃夫研究论文集———《契诃夫研究》

与读者见面了。其中收集的契诃夫小说研究论文11篇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我国契

诃夫小说研究的水平。

杨为珍的《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创作》,而且有关于单部作品的论述

如刘凯的《浓缩的艺术:〈变色龙〉初探》;不仅注重作家作品本身的纵

向分析,而且注意把作家作品与其它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

黄颇的《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不仅有对艺术特点的一般性概括,

而且有对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的具体探讨,

王兆年的《时代、人民、追求:鲁迅和契诃夫的时代、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比

较分析》。不仅注意从时代特点、史背景去分析作品,而且重视作家的灵感、想象、

个人经历、个性、气质、创作动机、创作情绪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并且多角度、

多层次地研究契诃夫创作心理的波动和变化,从而把对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评价

和创作心理结合起来。

李辰民他通过评论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提出了

自己对契诃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的看法,从而标明契诃夫研究已走向

深化。

扈娟的《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就是其中的一篇。对契诃夫笔下的“小

人物”,很多究者都不仅看到他们的孤苦与屈辱、怨愤与不幸,而且看到他们性格

被社会扭曲后所形成的奴性心理。

90年代后,契诃夫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更上一层楼。

杨凡周的《契诃夫、沙汀小说中的戏剧因素》和刘功成的《浅论契诃夫小

说的戏剧特点》从戏剧的角度探讨了契诃夫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

吴惠敏的《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和肖支群

的《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专门论及了契诃夫笔下妇女形象的特点以及这些妇

女形象与时代和作家本人的联系;

李辰民的《契诃夫与医学》、刘翔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契诃夫》更是

另辟蹊径,探讨了医学对契诃夫的性格和小说创作和影响。

李辰民注意到了他的小说里已露端倪的20世纪的现代意识,也注意到了

作为身处世纪之交的契诃夫在思想上和创作上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在《契诃夫小

说的现代意识》一文中,通过把契诃夫的小说分别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

世纪的现代派小说相比较,指出契诃夫小说具有三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分

析了这种超前意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

近十年，对契诃夫的研究止步不前，学者众多，却无多少新的议题。以下

是几个代表性的。

2009年，王丽霞发表了论文《契诃夫短篇小说讽刺风格修辞解析》中说契

诃夫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段而达到了讽刺幽默的效果。他的短

篇修辞特色是巧妙构建在词汇、词法、句法等资源基础之上的。文学作品中大量

使用辞格的修辞手段,比如对照，夸张，明喻，拟人，重复，使语言生动形象,

给人以美的感受的同时,又给人留有想象的空间。

1999年，在《以“含泪的笑”再现人生—契何夫短篇小说幽默与讽刺的

艺术特色》一文中，尚觉民认为，契诃夫的幽默主要是通过“笑”的形式表达

的并且其讽刺的形式不单是一种艺术表现,而是一种批判和鞭挞。他以那充满辛

辣讽刺的笑代替了“无伤大雅的幽默集锦”,而表现出一种越来越可哀的幽默，

这笑是含泪的笑。此外,他还认为，契诃夫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是一种纯粹俄国

式的幽默,平静而淳朴,是通过生动洗炼和圆熟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幽默。

在《试论契讨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中，刘建中这样分析，契诃夫小说

有三个特点，其中客观冷静含蓄不露，寓哭于笑，悲喜结合，短小精悍简洁凝练

2011年，姜丽娜对契诃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契诃

夫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两类女性，一类是那些庸俗浅薄，毫无生活目标，缺乏信

仰，毫无觉醒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当时俄罗斯社会广大妇女的写照。另一类是一

批作为觉醒者的女性形象。她们不仅要个人的独立与幸福，更渴望社会对她们的

认可。

2008年，马卫红对契诃夫小说中的印象主义进行研究，契诃夫不仅继承了

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还吸纳了许多非现实主义的质量。两种截然不同,甚

至是彼此对立的因素在他的小说中巧妙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艺术

风格。它主要表现在风景描写光色结合，人物肖像的动态呈现，心理活动的情景

图示，这三个方面。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契诃夫小说中的荒诞意识也有

她的看法，荒诞是契诃夫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以十九世纪末期的俄国为背景，

揭示了人的生存境遇的无奈与荒诞。荒诞意识不仅反映了契诃夫反传统的精神特

质，而且也表现出他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关注。

曾恬对契诃夫小说的艺术进行探索，她认为契诃夫都特别善于“制造”出

巨大的反差现象。其次，契诃夫写最普通平凡的人和事。最后契诃夫偏爱重复的

手法。

1993年吕汉东的《契何夫短篇小说散论》论述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

说细节的主要功能，展示人物性格、揭示社会本质,深化作品主题,突现生活环

境。同时也论述了契诃夫短篇小说悲喜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功能。

黎皓智认为，契诃夫的小说的基本特点是简炼、朴实、含蓄、幽默。尽管

他的艺术风格丰富多彩,但这些基本特征却贯穿始终,形成了他区别于其它名

家的独特的创作个性。

刘书萱认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别具特色，是因为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精

炼、直白不冗杂，给人一种清淅明了的舒畅，在人物塑造方面，契诃夫运用简单

的线条、笔触来勾勒，能够直击人物的重点，在叙事角度，他选择用日常生活中

的小事来阐述大的哲学道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虽简单却五脏俱全，细节描写

细致入微，耐人寻味。

陈秀梅则是对小说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契诃夫使自己的短篇小说的语言，

文体特点达到了高度的完美，在选词和用词上的大胆、独特,深刻的抒情、细腻

而善意的幽默、毫不留情的讽刺、优美而富有乐感的句子，作者认为，契诃夫在

时的原则是，选词、用词精益求精，严格筛选所有的词汇,从全民性和文艺规范

的角度,挑选对于上下文最精确的词汇，语言上通俗、纯净，反对滥用外来词、

使用方言词、使用通用词。在句法上清晰而精确。在技巧上运用新颖而生动的比

喻、简洁而形象的修饰语、幽默和讽刺，并且善于塑造人物的语言特点，展示人

物语言的典型性和个性化，通过人物的语言展示其性格的变化和发展、借助一些

含有警句的话反映人物的本质。

范天妮认为故事性的消解与戏剧性的隐没是契诃夫小说的情节特色，并且

在2002年发表论文进行说明，她认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对传统小说样式有许多

的突破与创新。单小说情节这一方面,就摆脱了传统小说对于戏剧情节的依赖,

摈弃了基于情节巧合的戏剧性,把细节上升为情节、情节上升为整个故事。

彭甄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作了全面考察和研究，从“爱情内涵”

和“话语模式”两个层面对小说的女主人公“宝贝儿”形象给予系统分析，揭示

出小说文本基于父权意识形态对女性形象在“爱情”本质给定和“话语”方式组

织等方面操作和控制，藉此把握小说文本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基本叙事

策略。

评述：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

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

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

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

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

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

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

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

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

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

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

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

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

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

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

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

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

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

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

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

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

“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

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

“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

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

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

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

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

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

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

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

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契诃夫本人很重视

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

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

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

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

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

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

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

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

《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

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

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

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

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

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

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

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

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

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

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

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

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

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

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

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

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

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

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

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

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

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

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

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

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

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

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

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

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

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

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

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

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

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

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

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

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

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

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

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

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

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

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

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

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

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

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

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

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

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

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

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

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

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

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