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教育

专访⼁清华⼤学教育研究院⾼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以教育外事⼯作促进

教育交流合作、教育科学研究

2004年1⽉-12⽉，王晓阳教授赴美国伊利诺伊⼤学⾹槟分校教育政策系从事访问研究。2005年7⽉-2009年7⽉，王晓阳

教授受教育部选派，任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官员，主要从事教育调研、教育交流、教育宣传⼯作。驻美使馆⼯作期

间，他多次与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务院教育⽂化局、美国国会联络，参与安排中美⾼层领导⼈访问、组织相关研讨会等

事宜，并参与2009年“中美⾼等教育交流合作联合声明”的谈判、起草及中英⽂版本定稿⼯作。他还曾应邀到美国科学基

⾦会、美国研究⽣院理事会、美国⼤学联合会、美国教育理事会等机构及⼤中⼩学发表演讲，介绍中国教育情况。其主

要调研与联系的⼤学包括约翰霍普⾦斯⼤学、马⾥兰⼤学、乔治城⼤学、乔治华盛顿⼤学、宾州⼤学、哥伦⽐亚⼤学、

哈佛⼤学、⿇省理⼯学院等。为了解教育外事⼯作的具体开展过程，本刊对王晓阳教授进⾏了专访。在专访中，王教授

指出，教育外事⼯作能够促进国家间的教育⽂化交流合作；教育外事经历能够促进教育研究⼯作；教育外事⼈员不仅要

英语过关，还要了解所在国⽂化习俗；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和教育产业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等教育发展趋

势。

教育外事⼯作能够促进国家间的教育⽂化交流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

尊敬的王教授，您好！您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国⼤使馆教育处官员。外事⼯作在旁⼈看来似乎⽐较神秘，⾸先请您谈⼀谈

教育外事⼯作的感受。

王晓阳：2004年，我赴美国伊利诺伊⼤学做访问学者，年底的时候受教育部的选派，于2005年到中国驻美国⼤使馆教

育处⼯作。我的教育外事经历时间为2005年7⽉到2009年7⽉，在这4年中，我对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亲⾝经

历。这段时期，美国是⼩布什总统执政，中美双边关系相对⽐较稳定，发展势头良好。中美双⽅⾼层⾸脑交往也⽐较频

繁，教育交流合作处于⾮常重要的地位。当时，我们在⼤使馆的⼯作也见证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可喜局⾯。⽐如，随着中

国对外汉语推⼴⼯作的深⼊，越来越多的美国学⽣开始学习汉语，越来越多的美国⾼校开设汉语专业（包括中国研究专

业），孔⼦学院在那⼀段时间⾥发展很快。到我2009年离开的时候，美国孔⼦学院达到了40多所。同时，美国来华留

学⽣的⼈数也增长很快，其中也有中国政府奖学⾦这⼀利好措施的原因。

从具体的⼯作任务来看，我侧重于与美国国务院、联邦教育部和⾼校加强教育⽂化⽅⾯的合作。我到上述机构做了⾮常

多的调研，以此借鉴美国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制定的经验。2009年，我回到中国之前，正好

赶上我国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和同事们为配合纲要制定所做的美国教育

的调研报告起了很⼤的参考作⽤，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通电嘉奖。教育外事调研对我国的教育改⾰、政策制定起

到很好的推动作⽤，我对此感觉很是欣慰。我回国的时候也总结了那4年调研⼯作的⼼得体会和⽅法并整理成⽂，发到

教育部国际司，后来被⼈事司编⼊驻外⼲部培训教材，也算是我对于教育外事⼯作的⼀点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

在这⼏年的⼯作中，您和美国哪些政府机构打过交道？

王晓阳：我们和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接触是最多的，具体到⼈来说，和其所属的副部长、司长打交道⽐较多。我国的领导

⼈和教育部长访问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安排⾏程。因此，我们就要和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这些⾼层官员接触、商讨，然

后安排领导⼈访问⽇程。其中，我觉得最值得⼀提的有趣经历，就是美国⼈的⼯作⽅式。他们把⼯作和⽣活分得很开，

从来不把⾃⼰的⼿机号留给别⼈，跟他联系只能⽤电⼦邮件或者是办公电话。如果他不在的话，只能给他语⾳留⾔——

只有通过这种⽅式才能找到他。美国⼈觉得在业余时间你不该去打扰他。⽽且，⼀般情况下，他不太会请你吃饭、喝

茶，只有成为好朋友之后，才会邀请你⼀起去西餐馆吃⽜排，但是这种情况极少。

教育外事经历能够促进教育研究⼯作

《世界教育信息》：

您认为这段教育外事经历对您现在的教育研究⼯作有什么帮助？

王晓阳：我觉得帮助⾮常⼤。我的主要研究⽅向为中美⼤学教育制度的⽐较、教育教学实践的⽐较、教学⽂化的⽐较。

在使馆教育处⼯作期间，我参观了美国的很多⼤学和中⼩学，接触到很多美国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实况有了⽐较感

性和全⾯的认识，搜集到了⼀⼿的数据——和仅仅阅读那些研究美国教育的著作、论⽂等⼆⼿⽂献⾮常不⼀样。如果没

有实地考察，你就不会知道美国学校⾥的⽇常教学和管理活动是怎么进⾏的。我在美国经常去他们的学校，我的孩⼦也

跟着去那边上学。我在学校开放⽇的时候去学校听课，跟教师、校长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美国学校是怎么运

作、组织的。⽐如，你会发现他们的公⽴中⼩学系统特别庞⼤。⾸都华盛顿附近最富的马⾥兰州的蒙哥马利县的教育局

竟然有2000名⼯作⼈员，还不包括教师这种专业⼈员。我感到很吃惊。我接触到美国学者总是提到他们中⼩学教育质量

差、效率低下。因⽽，他们就引⼊市场机制，⿎励特许学校和教育凭证制度，试图通过这种⽅式来倒逼公⽴中⼩学改

⾰。在这⽅⾯美国联邦教育部下了⼤⼒⽓。美国中⼩学教育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在⿊⼈、西班⽛裔聚居区的中⼩学教

育质量相对较差。⽐如，华盛顿市的⾼中⽣能拿到毕业证的还不到⼀半，这在⼀定程度上是因为华盛顿的⾮裔⼈⼝较

多。

当然，美国在教育⽅⾯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教育系统中⽐较民主的决策⽅式、调动基层教师和学⽣的积极

性等，这些是⽐较好的⽅⾯。此外，美国在很多⽅⾯也值得我们学习，如环境保护、法治化程度、市场经济完善等，但

是你也会看到他们的⼀些问题，包括枪击、抢劫犯罪等——离华盛顿国会⼤厦不到1英⾥的地⽅，有1个晚上发⽣了连续

4起枪击案，可见问题之严重，美国社会学家称枪⽀犯罪为美国社会的癌症。美国的三权分⽴制衡制度的⼀个弊端就是

效率低下。⽐如，他们有个教育⽀持项⽬，联邦政府会给地⽅学校资⾦让其组织教师和社会⼒量在学⽣放学后进⾏⼀些

课余活动。但是，即便是这种很有意义的项⽬，因为民主党、共和党的推诿，事情决定不下来，项⽬后来就终⽌了，美

国的教育官员也跟我们说这件事实在是太遗憾了。在他们那种制度下，有些正确的事情也做不了决策。因此，他们的制

度中也有⼀些缺点，这些也是我们通过实际接触才了解到的。

教育外事⼈员不仅要外语过关，

还要了解所在国的⽂化习俗

《世界教育信息》：

您认为好的教育外事⼯作⼈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晓阳：我觉得⾸先是英语要过关，另外还要通过英语了解所在国的⽂化习俗。我们在和外国政府官员交流的时候，不

能带有成见，不能⽤我们⾃⼰的⽴场和价值观来看他们国家的⼀些做法和状况。这个时候，如果你先⼊为主，那你对别

⼈的看法可能会带有偏见。⽐如，我们刚说的美国中⼩学质量较差，在国际学⽣评价项⽬中排名很低。但这是否就说明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处了呢？他们也有积极的⽅⾯，我曾经采访过在美国公⽴⾼中排名第⼀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中

的校长，他原来是教数学的，来中国⼈⼤附中交流过。他说中国学⽣确实会考试，但是他认为最应该关⼼的是学⽣是否

有⼀种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能⼒——他更重视的是那种⾼阶的教育⽬标⽽不是学⽣在试卷上答出来的教师课堂上所教

的内容。他举例称，数学上的代数、⼏何课程有证明题，按照中国⽼师的做法就是在课堂上⿊板上把证明的步骤⼀步步

写出来；⽽在美国教师看来，根本没有必要把证明的步骤在⿊板上写下来，因为那种步骤在⽹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学⽣

完全可以⾃⼰去看。他们的学⽣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确实⽐我们要强。我们之前的⽬标就是“双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对于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是近⼏年才提出的。当然我们现在素质教育也强调创造能⼒、动⼿能⼒，这两

种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教育信息》：

您刚才提到了数学教学，英国引进了上海的数学教材，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王晓阳：其实，这个问题也要⼀分为⼆来看。英国、美国的基础教育确实有⽐较薄弱的⼀⾯，如学⽣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的训练不够重视等。但是问题就是你在教育制度设计、教育⽬标设定的时候把这些⽬标放到⼀个什么位置。在美国原

有的教育制度中，并不把基础知识或技能的掌握作为⾼阶的教育⽬标。他们认为，这个⽬标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独

⽴判断能⼒和独⽴思考能⼒。我们的教育在这些⽅⾯不⾜，因此就要互相学习借鉴。这⽅⾯也有很有趣的例⼦，⽐如美

国⼈的⼝算能⼒很差，乘法⼝诀都不会。据说40%的美国成年⼈在餐馆⾥究竟要给多少⼩费他都算不清楚。这⽅⾯他们

是有不⾜，他们也在向我们学习。但我们绝对不要因为这个⽽沾沾⾃喜，他们向我们学习怎么开展有效的基础知识教

学，我们向他们学习优秀的⽅⾯。

《世界教育信息》：

从⽂化⾓度，中美教育之间有什么差异？

王晓阳：从⽂化⾓度，我觉得中美两国⼀个最重⼤的差别，就是美国是⼀个奉⾏个⼈主义的国家，⽽中国是社会本位⽂

化的国家。美国的个⼈主义实际上是有来历的。英国的清教徒受到迫害，这些清教徒是有独⽴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他们

被迫移民到美国——他们是⾮常敢于冒险的⼀批⼈，⽽且是特⽴独⾏的⼀批⼈。他们当时在美洲⼤陆的蛮荒之地要⽴

⾜，就形成了美国⼈那种独来独往甚⾄有些孤僻忧郁的性格。费孝通先⽣在他的书⾥就写道，美国⼈与欧洲⼈、中国⼈

⾮常不⼀样的就是前者在⽴国的过程中，要完全靠⾃⼰，⼟地要靠⾃⼰开垦。因此，美国⼈的拓荒精神就产⽣了。这种

美国式的个⼈主义影响到美国⽂化的⽅⽅⾯⾯。⽐如，美国的“⼩政府⼤社会”——美国有⼀个说法，“政府不是解决问题

美国式的个⼈主义影响到美国⽂化的⽅⽅⾯⾯。⽐如，美国的“⼩政府⼤社会”——美国有⼀个说法，“政府不是解决问题

的⽅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这是美国⾥根总统的⼀句名⾔。由此可见，美国就是不相信政府。因⽽，美国联邦政府

不能背上太⼤的开⽀包袱，这相应就会影响到教育⽅⾯，共和党执政时期的联邦教育部经费缩减，⽽民主党就会给教育

⽅⾯增加⼀些经费。尽管两党的⽴场不同，但总体来讲，美国⽂化不会让联邦政府的教育部门过于庞⼤，教育经费开⽀

也不能过多，由此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教育的控制⼒是⽐较弱的，从法律的⾓度来讲，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没有控

制权，这⼀点尤其体现在⾼等教育⽅⾯。美国公⽴⾼等教育的控制权⾪属于各个州，这就是⽂化派⽣出来的。

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和教育产业化

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等教育发展趋势

《世界教育信息》：

作为⼀名有教育外事经历的学者，请您谈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等教育的现状与趋势。

王晓阳：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上的资本⾃由流动。因此，经济全球化就要求各个国家政府之间关税要降低、管制要减

少。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对教育的影响⾸先就是教育国际化。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美教育交流合作发展较快，其实也

是顺应了这个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教育也要跟上这个趋

势。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商务往来，包括教育科技合作都需要⼈去发展。这样的⼈就需要靠⼤学教育来培养，这

是很重要的⼀个途径，相应地，⾼等教育交流合作都服务于此。双向留学的发展，包括教育⽂化交流、汉语⾔的推⼴和

发展，都和经济全球化是有关系的。

第⼆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教育信息化，⽹络使整个地球成为⼀个地球村。近些年来，世界名校都在⼤⼒推动⼤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的发展。那么，信息化、⽹络化产⽣的⼀种结果就是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给更多国家更多的⼈共享，我觉得

这是有⾮常⼤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个很⼤的问题就是有些⼈过于迷信信息化或者“世界是平

的”这种观点——好像就是说⽹络可以把世界“彻底变平了”，其实这个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

不同，应⽤⽹络来学习和利⽤资源的效果就不⼀样。⽐如，⼤家都在⽹上选修哈佛⼤学的幸福课，⼀开始有10万个甚⾄

更多的⼈来选，但是最后可能只有⼏千个⼈修完了那门课的学分。这说明更多的⼈在凑热闹，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学习该

门课程的需求和动机。⼤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有时候也像“⼀种泡沫”。实际上，我们从历次的技术⼿段⾰命的结果都能得

到⼀个教训——不要过于迷信技术的⼒量。技术毕竟是为⼈所⽤的，它是种⼯具。社会⾯貌的改变、社会⽂明程度的提

⾼、经济的繁荣都是要靠⼈去创造的，技术要服务于⼈。

第三个趋势就是教育产业化。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我国普遍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当然全⾯的教育产业化

是有问题的，但部分层次，⽐如义务教育以外层次和私有制学校产业化是可⾏的。所以，全国⼈⼤通过了《民办教育促

进法》修正案，提出来对营利学校与⾮营利学校分类管理。⽽且，从另外⼀个⾓度来讲，教育产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密

切联系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经济在发展，⾼等教育要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求，所以市场经济、企业运作的⽅式

也需要⽤到⼤学的管理上。我们国家的公办、民办⾼校现在也正在接受成本核算、企业管理等概念。因⽽，教育经济学

在近⼏年也成为⼀个显学。⾯向市场有积极意义，因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专家学者都需要把知识转化成⼀种真正的

社会实践。这个过程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作出社会贡献，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就业等。但这也可能带来负⾯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教授把更多的时间⽤在市场化⽅⾯。这样，教学的责任与义务、基础科学的研究有可能会受到忽

视，教育科研的质量就有可能会下降。因⽽，⾼等教育⾯向市场既有进步的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这⾥⾯就要讲究

平衡，掌握⼀个度，对⼤学管理者、⼤学教师都是⼀个挑战。掌握好⼀个度，可能就达到⼀个良性循环⽽相互促进。⼤

学⾯向市场更多体现的就是服务社会的职能。如果教师在社会的咨询服务活动中取得的实践经验能够反过来⽤到学校的

教学、科研当中，那就能够发挥⼀个相互促进的作⽤。⽐如，法律系的教师参加⼀些审判、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活动，

反过来这些实践经验可以被运⽤到学校的本科⽣、研究⽣教学当中去，这就能发挥⼀种积极的作⽤。

总之，⾼等教育国际化、信息化和产业化三个⽅⾯，都需要以⼀种⽐较全⾯的观点来看待，看法偏颇就可能会导致⼀些

错误的结论，正确的认识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个全球化时代⾼等教育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