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论文

⽑概论⽂（完整版）

【关键词】⽑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分⼀致的看法，但却没有⼈能够否定近⼆⼗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类

社会所造就的巨⼤影响。正是在这⼀⼤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

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临多⽅⾯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

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要利⽤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

全；⾯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盾和⽃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类⼀切

先进⽂化的成果，⼜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化和意识形态的独⽴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

组织和社会⽣活⽅式⽇趋多样化，⼈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

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社会整合的能⼒。

毫⽆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

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中国共产党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邓⼩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泽东思想

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常重要。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系列新变化，导致⼀些⼈对诞⽣于⾰

命年代的⽑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困惑甚⾄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泽东思想的基本⽴场、观点、⽅法的指导意义或

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命，关

于社会主义⾰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作和⽂化⼯作，关于党

的建设等⽅⾯，来阐述⽑泽东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

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理解⽑泽东思想的切⼊

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脉相承之联系，从⽽明确⽑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泽东思想成为中

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的内容。

⼀、现实与⽑泽东思想的⽣命⼒：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背景下

发⽣的。⾯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的⽣命⼒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泽东思想诞⽣于⾰命与战争的时代，⽽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

不能也是⽆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什么样的⾰命、怎

样夺取中国⾰命的胜利”这⼀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命的对象、动⼒、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命的⼀系列

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命的胜利指明了⽅向。在⽑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了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中国⼈民⾰命的胜利、中华⼈民共和国的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为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复

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

处于战争与⾰命时代的中国的⼀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

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复兴奠定了基础，⽽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从战争与⾰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迎来了世界

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命与战争⽽⽣的，⽽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

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

国⼈民⾰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

⽤。尤其是⽑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主，贯穿于⽑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

场、观点和⽅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化创新以及其他各⽅⾯的创新，将起

着长远的指导作⽤。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命⼒。

（⼆）⽑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

辐射效⽤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必须主动实⾏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潮，从⽽通过

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要避免在⽬前西⽅发达国家⼒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国

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步拉⼤。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临

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这⼀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泽东思想，很⼤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

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命取得胜利，从⽽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

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现代化向主动进⾏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泽东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

设计，关于中国⼯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

⾰命与社会主义⾰命的⽑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和全⾯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泽东思想与改⾰

1978年以来的改⾰对中国社会所产⽣的深远影响有⽬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显然是对延续⼆⼗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的⼀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

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

看，⽑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是相⼀致的。

从⽑泽东思想与改⾰的历史关联来看：⽑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次⾰命——通过新民主主义⾰命与社会主义改

造的进⾏，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1978年以后的改⾰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次⾰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次

⾰命的。改⾰以⽑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泽东思想⽣命⼒的鲜活体现。

从⽑泽东思想与改⾰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和⽣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盾的问

题，⽑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

回答。1957年2⽉，⽑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民内部⽭盾的问题》讲话中，⾸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盾

问题。⽑泽东认为，⽣产⼒和⽣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盾，其性质

是在⼈民根本利益⼀致基础上的⽭盾，是⾮对抗性的⽭盾，其特点是“⼜相适应⼜相⽭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不断

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

今天正在进⾏的改⾰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泽东思想与改⾰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上社会主义道路、⼈⼝众多

的东⽅⼤国。在这样的国度⾥进⾏社会主义改⾰，进⼀步解放和发展⽣产⼒，只能选择⼀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

⼈民共和国成⽴以前，党的第⼀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的俄国⾰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的新民

主主义⾰命道路；过渡时期，党⼜顺利地⾛过了⼀条具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泽东⼜提出了要“以

苏联为鉴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疑问，党在中国⾰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不体现了

⽑泽东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派”。这种创新精神，⽆论对于当时的⾰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

⾰，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

⼆、⽑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

⼤⽅⾯的内容；⽽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化、外交、军事、统⼀战线、党的建设等多⽅⾯的内容。不管

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场、观点和⽅法的三个基本⽅⾯——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与独⽴⾃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的内容联接为⼀个统⼀的整体。

如果⽤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命

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类，如贯穿于⽑

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场、观点和⽅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

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

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化、外交、党建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

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关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

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更⽣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的经济建设的指导⽅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

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等⼀系列涉及经济运⾏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

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泛关注的新民

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关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在⼈民民主专政、⼈民代表⼤会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

⽑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泽东等关于正确处理⼈民内部⽭盾是国家政治⽣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

造成⼀个既有民主⼜有集中，既有纪律⼜有⾃由，既有统⼀意志⼜有个⼈⼼情舒畅、⽣动活泼的政治局⾯的思想，关于扩⼤民

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民政治⽣活中判断⾔论和⾏动是⾮的

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和政治⽂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化发展。⽑泽东思想中的⽂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发展

的教育⽅针，关于知识分⼦⼯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洋为中⽤”的

⽂化⼯作基本⽅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社会主义⽂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这⼜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第五，关于⽑泽东思想与党的⾃⾝建设。⽑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个

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泽东党建思想中⼀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建设所处客观环境

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重⼤问

题，并就这⼀问题提出了⼀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产阶级⾰

命事业接班⼈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泽东思想的切⼊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理解⽑泽东思想，找准⼀个合适的切⼊点⾄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

到展开与⼴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

⽑泽东思想价值的切⼊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

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泽东思想则处于这⼀宏⼤的历史定位中。

第⼀，关于现代化的维度。鸦⽚战争后，中国被强制纳⼊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实际上开始了被动现代化进程。直到中华⼈民共

和国成⽴之前，这⼀现代化进程完全是被动的，是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从属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从属于西⽅那种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对西⽅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包含着对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

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

的“东⽅社会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契合国情的合理路径提供了指导：“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吸取

资本主义制度所吸取的⼀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中国共产党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回答了关于中国⾰命的⼀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命取得

胜利，建⽴了中华⼈民共和国，使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转向主动，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现代化建设的伟⼤历程。此

即中国现代化维度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泽东思想正是这⼀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成果。

第⼆，关于社会形态转型的维度。近代以来的中国有两⼤历史任务，“⼀个是求得民族独⽴和⼈民解放；⼀个是实现国家繁荣

富强和⼈民共同富裕。”（江泽民：《⾼举邓⼩平理论的伟⼤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全⾯推向⼆⼗⼀世纪——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民⽇报》1997年9⽉22⽇）这两⼤历史任务表现在社会形

态问题上，即要求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的同时，实现向以⼯业化、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

转型。后者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道路选择。20世纪上半叶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独具的社会性质、阶级构成、⾰命

性质，决定中国既不可能最终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亦不可能直接进⼊社会主义社会。以⽑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设计的

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指明了⼀条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成为弥合这⼀“两难”境况，完成现

代中国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科学选择。⽽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

转变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的维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先进⼈⼠认识到学习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因此形成西学“中国化”之流变：先后有地主阶级改⾰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资政新篇》，资产阶级

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命派的民主共和尝试等。五四以后，各种政治思潮及其运动更是相互激荡，蔚为⼤观。但是，

在⼀系列因素作⽤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演绎与实践运动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流。⽑泽东思想正

是这⼀进程中的集⼤成之作，也是成功的⾸创之作。

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经过1981年的中共⼗⼀届六中全会的概括与翌年的中共⼗⼆⼤的补充，⽑泽东思想有了确定的科学涵义，即⽑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结晶。这⼀表述，界定了⽑泽东思想的内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疑问。但是，这⼀回答远

远不⾜以导致分歧的终结，甚⾄在⼀定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后中国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出现了对

于⽑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种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理论，另⼀种是全然否定其现

实价值。显然，在⽑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视野中，准确掌握评价的尺度，客观衡量以⽑泽东为核⼼的中国共产党第⼀代中央领

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当代价值，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邓⼩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直⾯的⼀个重要问题。

⾸先，这⼀时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主地找寻⼀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束缚。

其次，这⼀探索中形成的⼀些正确的和⽐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针政策，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长期的积极影响；但这

些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当时的实践中始终⼀贯地坚持下去，有的甚⾄还⼀度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再次，这⼀探索为中共⼗⼀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邓⼩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中国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中国特⾊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点，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还要对这⼀时期探索的失误之原因给予充分的重视与准确的分析。党的第⼀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

程中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表现在多⽅⾯，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

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些国际因素的影响，等

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问题认识不清。正如邓⼩平所指出：“什么叫

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平⽂选》第3卷，第63页）在上述历史

与现实的观照下，我们应当对于⽑泽东思想中⼀些观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给予科学的评价与估量：既不是拔⾼，并以此来低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贬低，避

免从历史源流的⾓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五、⽑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脉相承的联系

邓⼩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泽东思

想、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将有助于明证前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邓⼩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的继承

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泽东思想和邓⼩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全⾯建设⼩康社

会，开创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的讲话》，《⼈民⽇报》2002年11⽉18

⽇）。其中，⽑泽东思想是这个⼀脉相承的思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它既令马克思主义真正植⼊中国⼤地，并产⽣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次历史性飞跃；⼜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前导。概括来说，⽑泽东思

想与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实现此⼆者

相互结合的思维⽅法，这表现为下列六个⽅⾯的同⼀。

第⼀，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

义确⽴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设想，这些基本原理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流来源，并同构

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

第⼆，同⼀的思想精髓。⽑泽东针对“教条化”与“神圣化”的误区，运⽤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赋予作为中国古代学风的“实事求

是”以合乎时代的新义；邓⼩平针对“两个凡是”的迷离，振聋发聩地强调要“解放思想”；江泽民针对巨变中的执政条件，张扬“与

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

论上⼀脉相承的基本线索。

第三，同⼀的⽅向与路径。⼀⽅⾯，⽑泽东思想、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产主义为最⾼理想和奋⽃⽬标，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原则，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另⼀⽅⾯，⼜都基于中国的实际，设

计出最⾼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结合的特⾊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基本精神，即⽆论哪⼀个社会形态，在

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产⼒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的⽣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

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未及充分“发挥”的是民主主义的⽣产⼒要求，⽑泽东思想据

此论证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

主主义的制度要求当然已不复存在，但⽣产⼒的要求仍⽆法漠视；因此，中国特⾊社会主义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体

现了“两个必然”，⼜体现了“两个决不会”。

第四，同⼀的历史任务。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缺乏建⽴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表明，这⼀物质基础仍然很不充分，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及完成的历史任务还必须在⾄少需要

⼀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不发达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但却难以跨越“实现⼯业化和经济的

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个相当

长的初级阶段，都必须把⼤⼒发展⽣产⼒作为⾸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显然，在历史任务问题上，⽑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同⼀性，虽然历史的螺旋发展令后者相对于前者处于更⾼的环节上。

第五，同⼀的根本⼿段。把解放和发展⽣产⼒视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泽东思

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其⽬的即是为了推翻阻滞社

会进步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产关系，扫除不利于⽣产⼒发展的障碍，为⽣产⼒的发展开辟道路；⽑泽东关于解放和发展⽣

产⼒的论述，是⽑泽东思想的核⼼内容，⽽他晚年在发展⽣产⼒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背离了⽑泽东思想。邓⼩平摈弃了⽑泽

东晚年在解放和发展⽣产⼒问题上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产⼒思想；邓⼩平的⽣产⼒思想，同样在

邓⼩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将⽣产⼒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度，成为其中⾸要的“代表”。

因此，不断地解放与发展⽣产⼒，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推动社会发展之⼀脉相承的根本⼿

段。

第六，同⼀的政治⽴场和价值标准。⽑泽东把全⼼全意为⼈民服务，⼀刻也不脱离群众，⼀切从⼈民的利益出发，向⼈民负

责，作为党的⼯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的⼀切⾔论⾏动，必须以合乎最⼴⼤⼈民群众的最⼤利益、为最⼴⼤⼈民群众所

拥护为最⾼标准”（《⽑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邓⼩平⽤⼈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

赞成”、“⾼兴不⾼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检验党的各项⽅针政策，把包括“是否有利于提⾼⼈民⽣活⽔平”在内的“三个有利

于”，作为衡量⼀切⼯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把最终达到⼈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江泽民把代表中国

最⼴⼤⼈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不断发展先进⽣产⼒和先进⽂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

民群众⽇益增长的物质⽂化⽣活需要，不断实现最⼴⼤⼈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献出版

社，2001年，第163页。）显然，⽑泽东思想、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把代表中国最⼴⼤⼈民的根本利益，作为

⾃⼰的根本政治⽴场和最⾼价值标准。

证明⽑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脉相承关系，正如党的⼗六⼤报告所指出的，“实践没有⽌境，创新也没有⽌境。

我们要突破前⼈，后⼈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江泽民：《全⾯建设⼩康社会，开创中国特⾊社会

主义事业的新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的讲话》，《⼈民⽇报》2002年11⽉18⽇）⽑泽东思想所具有

的恒久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正如其所前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如其所后启的邓⼩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源于

其科学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