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

家、散文家、诗人。

非命

1938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

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

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

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

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

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

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

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

诗谶。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也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8月8日，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

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

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

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

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

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胡愈之推测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胡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中推测因郁达

夫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最后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

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

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

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

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

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

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

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

始的。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

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

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

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

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

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而且他手中还有当

时下令的复印件，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

命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

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

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

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

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

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

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

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

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

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

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

变成了事实。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抗日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

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

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

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

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

牺牲。”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会政治部的

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

《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

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

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

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

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

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

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

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

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

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

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

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

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

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

领取日本人的报酬。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

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

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

都不敢跟他说话。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

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

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

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

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

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

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

（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

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

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

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

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

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

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

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

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

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

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

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

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

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

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

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

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

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听

过郁达夫的演讲，也与郁达夫有过接触。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

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

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

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

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

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

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

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

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

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

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

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

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

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

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忧国

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

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

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

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

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

郁达夫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

币史》。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

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

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

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

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

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

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突然，大厅中

“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

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

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

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

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

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

反感。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

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随即谈及时局。郁达

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

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郁达夫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并兼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

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爱同小学校里，有

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

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

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家恨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

夹墙中，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

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

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

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

《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

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身在新加坡的郁达

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婚姻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

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

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当他第

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

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

好的古体诗。孙蓝坡后由郁达夫为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达夫

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

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

示同人。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并亲手楷书影格，孙荃

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

了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

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

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

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

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

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

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

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

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

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

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

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

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

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

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

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

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

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

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这

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

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

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

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

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

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

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

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

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

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

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

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

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

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

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

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

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

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

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

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

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

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

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

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

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

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

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

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

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

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

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

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

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

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

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

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

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

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

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

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

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

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

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

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

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

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

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

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昏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

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

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

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

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

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

得到了。”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

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

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

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

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l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

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

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

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

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

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

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

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

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

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

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

‘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

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

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

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

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

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

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

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

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

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

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锥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

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

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

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

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

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

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

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

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

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

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

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

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

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

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

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

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

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

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

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

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

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

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问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

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

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

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

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

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

和他所写的词，连同年（民国）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

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

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

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

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

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

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

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

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

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

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

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

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

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

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

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

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

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

就是为了躲避戴笠。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

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

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

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

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

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

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

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

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

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

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

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

跌落冰底……

王映霞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王映霞自传》中说：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

往来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说要与孙荃离

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

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后改霞君），玉局参禅兴正赊。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

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

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

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

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

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

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

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

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

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

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

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

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

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

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

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

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

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

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

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

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

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

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

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

“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

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

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

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

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

（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

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

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

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

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

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畸恋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

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

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

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

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

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

“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

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

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

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

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

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

“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

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

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与一位妓女海棠姑娘过从甚密。他每日

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

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有人认为，郁达

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

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

自道”了。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道，在安庆时，郁达夫对太太很好，12点

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太太一趟，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

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

太太。沈宁的小说《泪血尘烟》也曾这么记载。但是，根据其他资料分析，沈宁笔下郁达夫

半个小时也要去探望的应该海棠姑娘而不是孙荃。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

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曹先生引了郁达夫的好友易君左讲的一个故事：说郁达夫在安

庆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巷，看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颇有姿色，便上前搭讪，

指名要买老板娘头上的别针和襟上的手帕，那老板娘见钱眼开，把两件私物真卖给他了。郁

达夫买回后跑到寝室，对着镜子，用别针刺破自己的嘴巴和手指，让血滴在手帕上，放在鼻

子底下狂嗅，越嗅越香，又哭又闹，令同室大为紧张，闹得满屋子人都以为他发神经病。

1926年冬，郁达夫在广州向戴季陶校长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之职的当天晚

上，与白薇等人逛公园，后来又与白薇一道看电影，吃饭，甚是亲密。有天晚上，白薇送了

他一张非常“灵敏可爱”的照片（《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21日）。不久，郁达夫就往

上海去了，这段浪漫很快就随之结束。

郁达夫就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而没有得到王映霞的明确允诺之时，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

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这个寡妇“实在可爱之至”，比王

映霞要“强得多”。

有了王映霞，郁达夫也没有停止对其他女性的欣赏。1927年4月15日，郁达夫见到一

个叫“文娟”的女子，竟然为她所“迷乱”。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了美女作家谢冰莹时表现出十分兴奋和激动，王映霞见了就

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1934年7月23日，郁达夫见到了一位姓栾的小姐，于是在日记里记道：“栾小姐貌美，

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娇艳温柔。”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期间，还有一个姓丁的女子到他这里来拜师，而这个女子虽然说是学

生，但是年龄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非常仰慕郁达夫，为郁达夫在杭州

修建的“风雨茅庐”提供不足的资金。像这样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品评文字在他的这一时期的

日记中还不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之时，他在新加坡欢迎他宴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玉娇”

的歌女。这个歌女当时就坐在郁达夫的身边，她不仅钦佩郁达夫诗才，而且还敬酒三大杯，

她在郁达夫的眼中因“两个大酒窝”而“娇美可爱”。其实，这并不表明郁达夫爱上了王映

霞，而是这位玉娇小姐在郁达夫的眼里分明是王映霞的化身。有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

然搂着玉娇小姐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似乎从玉娇小姐身上找到了王映霞的年轻时

的身影。郁达夫与玉娇小姐的浪漫故事才非常短暂，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

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

漪。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

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

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小瑛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46岁

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

发展，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

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

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

据王任叔说，他对这位李小姐，已到了“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郁达夫的儿子，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筱

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

多玩具给他。郁飞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水后领着郁飞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他买，

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只能作罢。可是郁飞对这些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

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

《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对于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相恋同居，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中

作了这样的评述：“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

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

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

王映霞的教训，对年龄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难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

注释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绪约莫过了半年。”

李筱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

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

女。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停妻别恋的朋友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

“艺术家的特权”。

忏悔

郁达夫第一次去妓院，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

魁妓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

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

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

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

有些什么呢？”他的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充满尖锐的灵与肉、道德律令与本能欲望的激烈

冲突，时刻都在折磨、压抑着他，表现在作品《雪夜》中。

郁达夫对于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活的情由，曾这样说过：“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

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

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

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

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郁达夫苦闷的时候，经常会骂孙荃。孙荃从来不还口，任郁达夫骂去，她总是一边擦着

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膨胀的肚子到厨下给郁达夫烧饭做菜；或者是默默地躺在床角里暗自流

泪。而郁达夫每当骂了妻子后，把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却又往往会痛加责备自己：“啊啊！

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在责备自己后，郁

达夫还常常对孙荃加以抚爱一番。

当孙荃生下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龙儿后，郁达夫在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忧虑，耽心日后会

有更多的苦吃。因而，他又向孙荃大骂起来：“你和小孩是我的脚镣，我大约要为你们的缘

故沉水而死的！”

郁达夫的龙儿夭折后，孙荃含着眼泪将龙儿患病前后的事情，一一讲给了郁达夫听。孙

荃对郁达夫说，龙儿生病之前的一天午后，在门前玩耍，看见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

灰白色帽子的青年，就以为是郁达夫回来了，因为龙儿记得爸爸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顶白

灰呢帽。当马车开走后，龙儿仍然哭喊着：“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回家来吓？”

不管孙荃怎样慰说，他还不停地哭着。

孙荃还告诉郁达夫，龙儿患上脑膜炎之后，经常问她：“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

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尤其是将死的前五天，他连续叫了几声爸爸。

当郁达夫听了这些后，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

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郁达夫和王映霞热恋后，内心也时常泛起对孙荃和孩子的忏悔，如他在1927年2月7

日的日记就记到：“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ation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

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

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

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纯洁的真情。”

1927年3月26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一边抱拥着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恋爱的

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

独演了。”与王映霞结婚之后，郁达夫每月还给孙荃寄生活费50元，表现出对孙荃生活认真

负责的态度。

逸事

郁达夫写作旧诗，最初引领他登堂入室的，是他所服膺倾倒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在由富

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某天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

过店员的白眼相向，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

隐瞒。郁达夫的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三

儿子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这一来，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

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有一次，一帮同仁在鲁迅家里聚饮，鲁迅先生讲了一则讥讽和尚的笑话：一个老和尚垂

死之际，有一桩遗憾使他死难瞑目，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女人的私处。弟子们只好花钱雇了

一个妓女送到病塌前，老和尚一看，说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哦，原来跟尼姑的一样。

这才放心西登极乐。郁达夫听完这个故事后，从鲁宅一直咯咯不停地笑到自家，就赶忙翻捡

藏书，查找笑话的来源。郁达夫藏书颇富，达万册以上，居然未能查到出处。他于是只好惊

讶于鲁迅先生的读书之博了。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达夫问鲁迅“这些天

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得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郁达夫接着打趣地说：“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

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上半首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合起来便是鲁迅的自嘲诗。这天，

鲁迅在日记里写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将自己特别喜欢目莲戏的嗜好也讲给郁达夫听。他几次同郁达夫说，目莲戏的穿插，

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有一次说到借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

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

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郁达夫看

过。说这段话时，郁达夫和在座的川岛大笑不止。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

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

间”。

郁达夫喜欢吃荔枝，刚好西禅寺的“十八娘”闻名天下，便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吃

的荔枝最多，边吃边吟诗，好不潇洒。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

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

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四句：“鹓雏腐鼠

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可是就在这一天的归途中，

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正闹得没办法。邻居问：“是不

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达夫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

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有一次，郁达夫见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在中间凿了一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

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到福州追歼倭寇，便发明这种饼，可穿绳子，

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用“光”字来纪念他。郁达夫觉得这“光

饼”很有意义，当天就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

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诗：“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

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饭馆的服务员到他

们饭桌边收钱，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这个举动着实让他

的朋友感到意外，他的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达夫笑笑说：

“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因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太满意，有次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

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跟人说，真是发神经了！

郁达夫旅闽时，曾访弘一大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

“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给他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1935年夏，郁达夫准

备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就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理由阻止暨南大

学对他的聘任。王世杰的阻拦虽然还可能包含其他意图，但是他的这一理由在传统文化很深

的中国还是很有力量的。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本来相当器重郁达夫的才华，很想重用

他，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两三次交谈之后，陈仪觉得郁达夫

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

适当人选”。

流亡期间，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说：

“我们来到花园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悠英（应该是郁最后的情

人李筱英）在树上，哼着一支英文歌。

静默了几分钟，天上，一只孤雁唳了一声。

‘这雁倒像我。’达夫动感情了：‘沫若、寿昌都在重庆忙抗战，仿吾去了陕北，只有我

成了孤雁南飞。这些兄弟们何日相见呢。’”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

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

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

备在船上喝酒写诗。在逃亡中还有如此闲情逸致，想必也只有郁达夫一人了。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的性情。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

“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

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也曾在《沉沦》中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

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

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

的攻讦，革命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

帽子。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

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

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

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

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

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郁达夫总是觉得对不起他的第一位夫人孙荃，他押卖了她送的定情信物，为求淫乐。回

头一边想念孙荃，一边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

起！”就是在朋友面前，穿了件孙荃从家里寄来的新长衫时，也会泪水蒙蒙对人家说“她对

我很好”。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嫌弃孙荃和儿子是累赘。孙荃自愿回老家，送走之后，读着孙荃

的来信，又禁不住泪眼滔滔起来，一边又自责“我累你不少了”。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也多是边写边哭。他收到王映霞的那封信，发现字里行间透着“永

远是朋友”愿望的时候，揣摩着是个试探的口风时，急书回复时，写着写着，就又哭了个痛

快。

郁达夫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王映霞，费力找到了地方，却被告知“映霞上她姊姊那里

去了”，可怜的郁达夫就急得要哭。他失魂落魄地坐电车、回家、吃饭又去霞飞路买书。顺

脚去周家，同之音聊天，她哭了，述说她的苦闷。郁安慰了她一阵，末了自己也哭了半天。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在农口街灯下，两人依依不舍别去时，王映霞回

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这分明是爱的表示，郁达夫也会感动得哭了，坐在车上，

一直哭到家中。

郁达夫爱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点看去，十足的老夫子形

象。在上海时，他经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

常常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就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

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倒是别有风味。开始王映霞还

觉得难为情，后来竟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手出来打招呼时，两人都

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地点一下头。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

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

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

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郁达夫在“风雨茅庐”的大厅里挂一幅集句对联：“两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野皆青燐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

有一次，儿子郁飞逐个问郁达夫《三国》上刘、关、张等的优劣，郁达夫说，他们都有

私心。提到诸葛亮，他马上说：“他才是没有私心的！”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

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

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

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

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

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任侠

郁达夫从1923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人格、思想和著作的伟大。当创造社、

太阳社作家拼命攻击鲁迅之时，他公开站在鲁迅一边，指出他们是错误的，并与鲁迅合作，

互相支持。鲁迅逝世后，他又一再宣扬鲁迅的伟大精神。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虽然后来因误解而长期中断联系，但到抗战爆

发前夕，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

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且于1943

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

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段纷争。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

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

地写小说。郁达夫因读到了他的小说，前去看望，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

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郁达夫告辞时，留

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

元。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

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

而对于我却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

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

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郁达夫只要发现可培育的青年作者，总是全力扶持。他为李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

“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

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

以一番锻炼。”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郁达夫看了来稿发现的。自后他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

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郁达夫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

时期还委托冯去报馆代为发稿和看大样。1940年10月10日，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

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

后，他又为冯的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温梓川寄给郁达夫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郁达夫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

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

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

靠着郁达夫的掩护，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

楚琨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

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

社”，有一次“同仁社”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

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准备请律师

提出诉讼。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北新书店的李小峰本

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

诉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郁达夫便是李小峰选中的调解人。当时，郁达夫正在杭州

小住，忙于续写小说《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

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

回到上海，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

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

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

于这年9月8日日记所写：“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蜃楼》不成，至20后，又因北新

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20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可

以认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颓唐

郁达夫说：“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

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

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在“五四”后的一批新文学家中，郁达夫身上中国旧文人的气息最浓。他风流倜倘的名

士风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衰飒的晚唐气象：李商隐凄凉隐晦的缠绵绯恻和杜牧之年少清狂的

纵情任性。郁氏两者兼俱。旧式文人醇酒妇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郁氏生活的一部分，花钱从

卖春妇肥白的肉体里买来安慰，是郁达夫灰色人生中常有的行径。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

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

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婚姻，自然主义

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

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

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而让他更为难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觉

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

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

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

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

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1930年，郁达夫在游桐庐严子陵时，乘着酒性写下一首《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

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

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学生宴请郁达夫，

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电

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

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

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当郁达夫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

的妓窟里去。已经深夜一点多了，他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

则他又将陷了进去。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

能隔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到天明，便坐洋车到了东堤，向一家小

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他叫一个老举（娼妓）来伴宿，他

只是摇头不应。那时，他感慨系之，长吁短叹，偷眼看着艇妇的睡态，于5点多钟的时候才

入睡。至七点多钟醒来后，他立即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清的堤岸，如同罪人似的跑

回学校的宿舍。

每当郁达夫感到苦闷的时候，便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达到一时的解脱。譬如，把他

爱读的书烧了，把几件爱穿的洋服剪破了。甚至有一次，他竟将他二哥寄给他的五块钱买了

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燃烧。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浓烈的烟雾熏得他头脑有些

昏乱，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但是，他内心的苦闷，却由于这肉体上的刺激，反而大大

地减轻了。

从政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达夫

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那些人的感觉是：“人的姓名

竟有这样相同的！”做梦也想不到创造社的巨头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那种“朝

廷不甚爱惜之官”。而省政府秘书长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对于下属的有关问询，仅能表示

“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刚到的时候，被委任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

交办的事务，无须按规定时间来办公。3个月后，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离任，郁达夫接充遗缺，

同时不再任省府参议一职。公报室的任务就是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所谓“编辑”，其实

称为“汇订”更为恰当。因为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

上“抄登公报”这个印戳，然后由专人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需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文件

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当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需动

笔写一个字，所以这主任虽是实职，却是最闲最冷的官。

但郁达夫来公报室后，也挺忙碌的。那时省政府办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闽政》，发文

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报道实施情况；另一份是《公余》，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报道学术

消息，选登国内外报刊重要言论。陈仪把编辑这两个刊物的任务交给了郁达夫。这样，在公

报室主任职上的郁达夫做起了有别于“作家”的文字工作，真可谓闲差不闲。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

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

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那么第三件

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二十年代初，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汇聚了一批名流教授。如郁达夫、何鲁、刘大杰等人。

闲暇之时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中边酌边谈。其中郁达夫酒量最大，他饮酒用大玻璃

杯，总是一醉方休。聚会中也有一位滴酒不沾的人，他就是诗人汪静之，他以茶代酒，当谈

道热闹时，他的诗人本色就显露出来，摇头晃脑的用皖南话朗诵自己的新作，往往引得大家

一阵哄堂大笑。

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也小有争执，

也得过且过继续过。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

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合衣而卧，

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

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

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

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

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

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

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

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

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

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并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

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

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

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

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

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

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

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

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

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

来。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队突

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郁达夫喜形于色。他颇为得意地带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

“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

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张看：“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教学

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

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据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

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

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1923年9月（一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所推荐。郁达夫1919

年11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1922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和陈是前后同学。郁达夫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

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

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

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

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

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

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

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1947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

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

计，真是无聊之极！”

郁达夫1927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

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

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

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

“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郁达夫1925年2

月离开北大。

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

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

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

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

各种文字的小说。

郁达夫有很好的旧学功底，十几岁即写得一手好诗，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中国现代文学

家之一。郁达夫留学期间阅读三千部左右的外国小说，毕业前以创作小说《沉沦》而一举成

名。回国前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艺团体创造社，接到北大聘请时正在上海办《创造

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

震动了文坛。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

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

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题，词达

意。说话和作文一样，如我现在所说的，即使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

者像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

不到2分钟，然后就走下了台。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则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

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郭沫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

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

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说死以及自杀、

情杀之类》，内容繁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金瓶梅》

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达夫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

转交给郁达夫，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

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达夫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就”的歧路表

示了惋惜。文友的讽谏和诤言使郁达夫颇为震惊，此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

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家，还

给郁达夫寄了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语堂还费了很大功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

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分两册寄给郁达夫。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虽动

手翻译了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很快就停止了。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

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但也没

有还钱。后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译事便告流产。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

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郁达夫评价同时代名作家的文章说：

“鲁迅的文体筒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

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

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

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度而为枯

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

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

者，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

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

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

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

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

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

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

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学之美，要算他了。”

评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

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

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郭沫若盛赞郁达夫：“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

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

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遇害十周年时，关山笛写下了悲壮的悼诗：“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刘海粟评价郁达夫的诗：“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

祯、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

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

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鲁迅后来评价郁达夫的作品，有两句发人深省的妙语：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

所谓“赤”，是说他揭示社会病已经到了诅咒有权势的阶级——从县长直到大盗军阀的程度。

“白”是指他作品中的颓废色彩和色情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