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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
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
，
拉美政坛经历
了一个
“
超级选举周期
”。
两年间
，
拉美14个国家
举行了总统选举
。[1]2018年更是一个每隔12年才
会出现的
“
超级选举年
”，
该地区两大经济体巴西
和墨西哥举行了大选
，
哥伦比亚
、
委内瑞拉
、
哥斯
达黎加
、
巴拉圭也举行了大选或总统选举
。
回顾这
个
“
超级选举周期
”
的选举结果
，
可以发现
：
拉美
国家的传统政党不断衰败
，
新兴政党异军突起
，
政
党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
。
拉美政党政治变化的新特点
拉美政党政治在最近的
“
超级选举周期
”
中表
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
第一
，
新兴政党竞相崛起
，
传统政党呈现明显
的衰败势头
。
在2018年哥伦比亚大选之中
，
成立
于2013年的民主中心党实现首次执政
；
两大传统
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加速衰落
，
前者未能推出自己
的总统候选人
，
而后者的总统候选人则无力进入第
二轮选举
。
在2018年墨西哥大选中
，
成立仅4年
的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一举成为执政党
，
该党
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赢得压倒性胜利
，
这是
该国自2000年大选以来又一次重大政党轮替
。
作
为墨西哥传统大党的革命制度党遭受重挫
，
其候选
人在总统选举中仅位居第三
，
在9场州长选举中全
部告负
，
国会众
、
参两院的席位均大幅下降
。
在哥
斯达黎加
，
新兴的中左派政党公民行动党打破两大
传统政党民族解放党和基督教社会团结党自二战之
后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
，
于2014年首次上台执政
，
并在2018年大选中再度获胜
；
而上述两大传统政
党候选人首次同时未能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
。
在
2017年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中
，
来自新兴政党反腐
败党的萨尔瓦多·纳斯拉亚
，
在总统选举中仅以微
弱劣势告负
。
在2019年萨尔瓦多大选中
，
来自民
族团结大联盟的纳伊布·布克尔当选总统
，
一举打
破马蒂阵线和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近30年轮流执政
的格局
。
“超级选举周期”与拉美政党政治新变化
王鹏
【内容提要】
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拉美政坛经历了一个“超级选举周期”。选举
结果反映了地区各国传统政党的衰败和政党格局的大变动，也折射出拉美国家政党体系面对
的巨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经济模式转型和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
政党的运行环境。这个选举周期形成以“愤怒票”为基调的选举环境，助推了新兴政党的崛
起。以媒体宣传为基础、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处于活跃状态。未来，拉美国家
迫切需要加强政党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以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各种挑战。
【关键词】
拉美政党政治；选举周期；制度化建设
【
DOI
】
10.19422/.202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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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世界
Worldpoliticalparties
第二
，
拉美国家政党格局普遍处于大变动之中
。
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衰落
，
哥伦比亚延续百年之
久的传统政党格局完全解体
。
新的政党格局呈现出
越来越明显的左右分野态势
，
但左右两派政党的领
导力量尚不稳定
。
右派政党的领导力量从前总统桑
托斯创建的民族团结社会党转向当前执政的民主中
心党
；
左派政党的
“
领头羊
”
先是从民主选择中心
党转变为绿党
，
继而又转变为进步运动党
。
洪都拉
斯两大传统政党国民党和自由党近百年轮流执政的
政党格局逐渐解体
，
新兴的自由与重建党和反腐败
党取代了自由党在原政党格局中的位置
。
墨西哥
、
哥斯达黎加
、
乌拉圭
、
智利的政党格
局正在经历重组
。
在墨西哥
，
国家复兴运动党取代
民主革命党成为左派政党的
“
领头羊
”，
与革命制
度党
、
国家行动党形成新的
“
三足鼎立
”
格局
；
在
哥斯达黎加
，
公民行动党占据意识形态光谱的左
侧
，
而民族解放党逐渐向中右立场偏移
，
实际上占
据了基督教社会团结党原有的政治空间
；
在乌拉圭
，
21世纪初兴起的广泛阵线是主要的左派政党
，
而刚
刚赢得总统选举的民族党则成为右派政党的执牛耳
者
；
在阿根廷
，
重新执政的正义党在21世纪以来秉
持中左立场
，
而前总统马克里创建的共和国方案党
则为主要的右派政党
。
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脱离新多
数派联盟
，
30年来第一次独立参加总统选举
。
由多
个左派政党
、
社会运动和抗议组织组成的广泛阵线
在2017年智利大选中崛起
，
其总统候选人比阿特丽
斯·桑切斯在首轮投票中位居第三
。
该党的崛起意
味着智利出现了除左翼的新多数派联盟和右翼的
“
智
利前进
”
两大传统阵营之外的第三极政治势力
。
巴西的政党格局仍然处于碎片化状态
。
截至
2018年
，
巴西选举法院正式认可的政党多达35个
。
巴西国会是世界上碎片化程度最高的国会之一
，
本
届国会
（
2019
—
2023年
）
共有28个政党
。
在过去
20多年中
，
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在巴西国会中拥
有多数议席
。
第三
，
拉美国家政党体系的弱制度化状况呈现
加剧之势
。
弱制度化政党体系意味着每逢重大政治
选举
，
参与争夺的主要政党就会发生较大变动
。
在
危地马拉
，
6个不同的政党自2000年以来相继执政
，
其中大多数政党是为应对大选临时组建而成
，
而赢
得2019年危地马拉总统选举的前进党同样如此
。
2018年
，
巴西没有重现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以
往连续6届总统选举中的对决
。
来自边缘化小党社
会自由党的博索纳罗异军突起
，
使这届总统选举成
为该国自1985年再民主化以来最难以预测的一次
总统选举
。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
，
一直以制度化水平
较高著称的智利政党体系正在面对
“
局外人
”
带来
的有力挑战
。
在2017年智利总统选举中
，
毫无从
政经验的比阿特丽斯·桑切斯在首轮投票中以20%
的得票率名列第三
，
使左右两大政党联盟长期主导
大选的政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
。
拉美政党政治变化的成因
从历史背景看
，
拉美政党政治在这个
“
超级选
举周期
”
中表现出来的新趋势缘于20世纪80年代
以来拉美国家在政治
、
经济和媒体传播领域出现的
一系列重大变化
。
第一
，
在政治领域
，
拉美国家经历了第三波民
主化浪潮的洗礼
，
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
，
政治参与的渠道得到拓宽
。
结党限制被取消后
，
新
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政党体系日益开放
。
同
时
，
政治选举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
党际竞争异常
激烈
。
政治民主化激发了拉美各国中下层民众的政
治参与热情
，
新兴政党争相为其利益代言并实现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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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对既有的政党格局形成剧烈冲击
。
第二
，
在经济领域
，
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
的经济危机压力下
，
放弃进口替代工业政策
，
走向
以市场开放为基础的外向发展模式
，
推动政府
、
市
场和社会间的关系重组
。
在此背景下
，
国家和政党
高度结合的传统党政模式难以为继
。
产业结构调整
、
国企私有化
、
劳动力市场放开管制等导致国内失业
人数急剧攀升
，
工会和政党之间的
“
利益交换
”
无
法持续
，
进口替代工业化时代的职团架构发生解体
。
第三
，
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政党的生存
和运行环境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政治人物越来
越多地依靠新的媒体传播技术与选民进行互动
，
无
须借助党的基层组织就能够动员选民
、
影响舆论和
选举走势
。
现代媒体极大降低了政治人物进入政治
领域的组织门槛
，
制度化政党传统的选举优势不再
明显
，
而以魅力型政治人物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新兴
政党成为选举的有力争夺者
。
上述三大领域的重大变化使拉美国家的选举竞
争日益激烈
，
从而迫使传统政党做出适应性转型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
委内瑞
拉民主行动党
、
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
、
阿根廷正
义党
、
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等传统政党都尝
试转型
，
试图打造新的社会联系
，
以保持选举竞争
力
。
但是这些传统政党中成功者
（
如阿根廷正义党
）
少
，
失败者
（
如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
）
居多
。
随着传统政党竞争力下降和新兴政党的崛起
，
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发生解体和重组
。
进入
21世纪以来
，
许多拉美国家实现历史性的政党轮
替
。
在墨西哥
，
连续执政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
在2000年下野
；
在2002年哥伦比亚大选中
，
独立
候选人乌里韦当选总统
，
打破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
大传统政党交替执政上百年之久的政党格局
；
来自
乌拉圭广泛阵线的塔瓦雷·巴斯克斯在2005年成
为乌拉圭历史上第一位左派总统
，
打破白党和红党
对执政权的长期垄断
；
莫拉莱斯在2006年成为玻
利维亚第一位土著人总统
，
他所在的新兴政党争取
社会主义运动跻身该国最大政党行列
。
从短期走势看
，
这个
“
超级选举周期
”
的整体
环境有利于新兴政党的崛起
，
对传统政党形成了猛
烈冲击
。
由于经济表现低迷
、
经济政策调整给社会
稳定带来冲击
、
腐败丑闻接连爆发和减贫工作停滞
不前
，
拉美国家普遍出现选民投下
“
愤怒票
”
的政
由于经济表现低迷、经济政策调整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腐败丑闻接连爆发和减贫工作停滞不前，拉美国家许多民众把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归咎于政
党的无能，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不断下降，全国性抗议在拉美国家此起彼伏。图为2019年10月2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抗议者参加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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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环境
。
许多选民把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归咎
于政党的无能
，
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不断下降
。
拉
美民调机构
“
美洲晴雨表
”
的调查结果显示
，
该地
区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在2018年降至2000年以来
的最低值
（
13%
）。
调查发现
，
在2018年巴西大选
之前
，
59%的巴西人希望看到一位不属于三大党
（
巴
西劳工党
、
社会民主党以及民主运动党
）
的候选人
当选总统
。[2]选民更倾向于投票支持政治
“
局外人
”
或非传统政党
，
意在惩罚传统政治精英和建制派政
党
，
寻找能够改变现状的替代性政治力量
。
正因为
如此
，
像博索纳罗这样的极右派政治人物才能够当
选巴西总统
，
饱受争议的奥夫拉多尔才得以在连续
第三次参选之际当选墨西哥总统
，
年仅38岁的布
克尔才能够成功当选萨尔瓦多总统
。
就拉美政党自身特点而言
，
以媒体宣传为基础
、
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在这个
“
超级选
举周期
”
中处于活跃状态
。
这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
心的政党
，
主要由一批职业政治人物组成
，
能够在
选举期间与选民个体建立直接联系
，
但没有强大的
基层组织或附属于它的大众组织
（
如工会
）。
这类
政党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产生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
而不注重提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纲领性主张
。
在
2019年赢得总统选举的萨尔瓦多民族团结大联盟
和危地马拉前进党都属于典型的职业选举型政党
。
前者依托刚刚入党的布克尔为核心竞争优势
，
后者
完全是服务于总统候选人贾马特的竞选组织
。
墨西
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所在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以及博索
纳罗所在的巴西社会自由党
，
也具有职业选举型政
党的色彩
。
这些政党的优势是拥有个人魅力型总统
候选人
，
善于根据选民诉求迅速调整政策主张
，
积
极利用社交媒体动员选民
，
因而能够击败传统大党
，
从新兴政党或边缘小党一跃成为执政党
。
拉美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
在经历21世纪初的持续发展之后
，
拉美国家
正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
。
一是在大宗商品繁荣周期
结束后
，
拉美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
。
该地区
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1%
，
这意味着
拉美自2014年以来连续6年处于低增长状态
。
为
了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
拉美国家亟须进行重大
的结构性改革
。
二是拉美国家面临社会结构变化带
来的新挑战
。
拉美国家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近年来
实现急速扩张
，
现已相当于该地区总人口的30%
。
中间阶层成员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
对政治
参与
、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三
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来40年之际
，
拉美国家
仍然需要面对克服
“
民主赤字
”
的问题
。
许多拉美
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
政治精
英发挥着主导作用
，
即形成了一种
“
通过交易达成
的转型
”。
这使得拉美部分国家的民主体制保留了
大量旧体制的残余
，
具有相当程度的
“
先天不足
”，
政治运行的总体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
无论是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
还是顺应阶层变动
带来的新需求
，
或是破解
“
民主赤字
”，
都需要拉
美国家实施重大的政治改革
，
以提高国家治理的效
能
。
在这一过程中
，
拉美国家需要发挥政党的关键
作用
，
以凝聚改革共识
。
就现阶段而言
，
拉美国家
的政党和政党体系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
第一
，
政党作用相对弱化
，“
政党标签
”
对政
治人物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
民主化改革削弱了政党
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以及政党领导人分配资源
、
延
续庇护关系的能力
，
降低了候选人加入政党或忠于
政党的意愿
，
政党的团结和纪律难以维系
，
党的组
织变得松散
。
此外
，
独立候选人的兴起也对政党的
地位形成冲击
。
例如
，
在2017年智利大选中
，
何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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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
东尼奥·卡斯特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
其
得票率达到7.9%
，
在六位总统候选人中位居第四
；
墨西哥2018年总统选举是该国在现代民主政治进
程中首次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
，
海梅·罗德里格斯·卡
尔德龙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
与三位来
自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
，
并赢得5%的选票
；
在
2019年巴拿马总统选举中出现了三位独立候选人
，
其中里卡多·隆巴纳以18%的得票率在所有总统候
选人之中位居第三
。
第二
，
政党与社会的联系趋于松散
。
这种联系
不再是以往的
“
纲领
—
组织
”
联系
，
而主要体现为
建立在媒体宣传之上的政治营销联系
。
这种联系具
有很大的弹性
，
有利于政党根据选民需求迅速调整
自身主张
，
但也使政党缺少政治纲领和社会根基
。
在这个
“
超级选举周期
”
中
，
职业选举型政党虽然
十分活跃
，
但存在明显的脆弱性
。
相较于强调意识
形态
、
组织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大众型政党
，
此类政
党有同情者和选票支持者
，
但没有多少党员
、
积极
分子或忠诚支持者
。
一旦国家内外环境发生较大变
动
，
或是政党内部出现危机
（
如魅力型领导人出走
），
此类政党就难以继续存在
。
事实表明
，
组织基础良
好的拉美政党
（
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巴西民主运
动党
）
更有可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
第三
，
地区各国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
政党体系就是以最低限度的模式化方式
（
常态化的
、
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
进行互动的一群政党
。[3]制度
化水平较高的政党体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
一是体
系内的主要政党保持稳定
，
在每次选举中均能充当
关键性的竞争者角色
；
二是主要政党的选举得票率
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
即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
保持相对的稳定
。
制度化的政党体系是巩固民主体
制
、
实现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
。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
的政党体系
，
反体系
、
反建制的政治人物将面对一
个较低的政治
“
门槛
”，
其崛起势头必然给国家政
治生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
拉美各国在政党和政党体系构建方面有着不同
的侧重点和应对方法
。
例如
，
巴西迫切需要进行政
党管理体制改革
，
改变政党过度个人化的状况
，
加
强政治人物和政党的融合程度
。
同时
，
巴西国会党
派构成的分散使党际合作难以保持稳定
。
在巴西大
选中
，
执政党不得不向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提供优
惠条件
，
以换取后者对政府提案的支持
。
在卢拉政
府期间发生的
“
大型月费案
”
贪腐丑闻就是此类情
况
。[4]因此
，
有必要控制政党数量
，
以降低政党体
系的碎片化程度
、
提升国家可治理效能
。
未来
，
对拉美国家而言
，
政党仍然是整合社会
利益
、
制订选举纲领
、
产生公职候选人
、
协调立法
的主要政治行为体
。
政党和政党体系制度化建设将
是拉美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苏童）
——————————
[1]2017年，智利和洪都拉斯举行总统选举；2018年，哥斯达黎加、
巴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
2019年，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萨尔瓦多、巴拿马和危地马
拉举行大选。加勒比国家选举不计入内。
[2]IDEIA,“PesquisaNacional”,ovimento.
com/wp-content/uploads/2017/08/AGORA-IDEIA-Big-Data-Pesquisa-
In%C3%.
[3]模式化的互动意味着有关政党竞争的规则、规定得到普遍的
遵守。参见：ScottMainwaring,FernandoBizzarroandAnaPetrova,“Party
SystemInstitutionalization,Decay,andCollap”,inScottMainwaring,
eds.,PartySysteminLatinAmerica:Institutionalization,Decay,and
Collap,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8,pp.17-24。
[4]2005年，巴西劳工党被曝收受企业家献金，并挪用政府预算
和国有企业退休金，向执政联盟中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按月支付“酬
金”，换取他们的投票支持。丑闻曝光后，多名政府部长和劳工党高
层领导相继辞职，部分高官获刑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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