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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关于王安忆的专题研究报告
学校梧州学院
系部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09汉语言文学2班
组长郑丹妮
组员傅梦妮罗妤韦洁任平
指导老师邓玉莲
完成时间201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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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研究内容………………………………………………………….3页
二、研究方法………………………………………………………….3页
三、组员分工………………………………………………………….4页
四、研究综述………………………………………………………….5页
(一)王安忆简介…………………………………………………….5页
(二)王安忆作品的叙事风格……………………………………….8页
(三)王安忆作品的叙述空间……………………………………11页
(四)“三恋”及女性意识分析……………………………………15页
(五)女性意识的比较分析………………………………………18页
五、研究评述……………………………………………………20页
六、课题研究……………………………………………………….21页
小结……………………………………………………….27页
七、原献资料………………………………………………………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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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
王安忆作为当代一名比较杰出的作家,她的小说总是存在深刻的文化
意蕴,在其近三十年的创作中,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人性意蕴、女性意
识。本文立足王安忆小说的叙事风格、叙述空间、“三恋”及女性意
识分析以及女性意识的比较这四个方面来剖析、透视其小说中的深刻
文化气息。
二、研究方法
立足于王安忆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等创作
方向,组员分工协作,组员每人选取一个角度进行研究。从王安忆的
自身小说创作开始剖析到将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一同比较,从中挖掘素材,找寻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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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员分工
资料搜集郑丹妮
王安忆简介罗妤
王安忆的叙事风格郑丹妮
王安忆作品中的叙述空间傅梦妮
“三恋”及女性意识韦洁
女性意识的比较罗妤
排版美化郑丹妮、任平
审核校对任平、傅梦妮
小结评述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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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综述
(一)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
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
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
年考人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
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
任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现为上海市作家协
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主要作品:
1.长篇小说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
《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
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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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短篇小说集
《雨,沙沙沙》、《黑黑白白》、《流逝》、《尾声》、《王安
忆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荒山之恋》、
《伤心太平洋》、《海上繁华梦》、《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
事》、《人世的沉浮》、《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化妆
间》、《儿女英雄传》、《剃度》、《现代生活》、《文工团》、《月
色撩人》……
3.散文随笔集
《蒲公英》、《独语》、《走近世纪初》、《旅德的故事》、《乘
火车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忆散文》、《窗外与窗里》、
《漂泊的语言》、《母女同游美利坚》(与茹志娟合作)、《街灯底
下》……
4.文论集
《故事与讲故事》、《心灵世界》、《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
读我看》、《王安忆说》、《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
《王安忆读书笔记》、《王安忆导修报告》、《对话〈启蒙时代〉》
(与人合著)、《对话录》(与人合著)等。
5.电影电视话剧
电影《风月》由王安忆编剧。
长篇小说《长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外,
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排演了话剧。
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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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上海青年文学大奖
1988年上海青年十大精英
1992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1998年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1999-2000年度上海三八红旗手标兵
2000-2001年度首届世界华文"花踪"文学奖
2002年度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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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安忆的叙事风格研究报告
我在此主要是概括、归纳一些研究者对王安忆小说中叙事风格的
研究,我将此分为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两大方面来进行讨论整理。
首先是叙事方式,王安忆是一位很注重叙事方式的作家,她的小
说叙述方式体现了她创作小说时的叙述姿态,因此在叙事方式这一方
面,众多学者都有所研究,现对几篇比较典型的文章进行一定的整理
概括。
马英、李丽娟在《成长独语与众生话语----从叙事视角看王安忆
小说的叙事艺术》一文中,从叙事视角出发,主要分为“内向性的成
长独语”、“多向度全景式表达”、“解构性的虚构话语”、“生命体验的限知叙
事”来展开论述。认为王安忆自从事虚构性文本创作以来,不断尝试
更换叙事视角,从早期的体验式独语中解放出来,采用了更加强调虚
构性的叙事手法,在表达成长性话语的个人体验之后,转向全景式的
众生话语,却远离宏大的叙事而注重细腻的个体感受,用虚构性的故
事架构传达更接近本质的人性思考。
他们二人将王安忆的叙事风格分为四大部分。即以“雯雯系列”为
代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限内聚焦模式),认为叙述者用聚焦人物
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同时聚焦人物只存在于故事之中,使叙事格外真
实可信,令读者感同身受;以《小鲍庄》和“三恋”为代表的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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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知外聚焦视角,叙述者不再局限于某一角度,而是凌驾于整个故
事之上,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叔叔
的故事》为代表的全新叙事方式,用一种“反控制”的叙事手法,即多
重视角解读了一种时代的精神困境;以《逃之夭夭》为代表的第三人
称的有限外聚焦叙事手法,叙述者一方面用聚焦任务的眼光来观察人
物,同时又保留着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
自由。
程传荣在《论王安忆的独特叙事》一文中从叙事视角、叙述者的
类型的选择方面来论述王安忆创作创作的独特叙事风格。
他从聚焦角度将王安忆的创作分为非焦距视角(《小鲍庄》、《长
恨歌》、《我爱比尔》等为代表)、内焦距视角(《叔叔的故事》、《姊妹
们》、《隐居》等为代表)、儿童视角(《上种红菱下种藕》为代表)、
青年人视角(《雨,沙沙沙》为代表)、以“三恋“为代表的女性视角。
从叙述者的类型出发,认为王安忆主要采用客观叙述者形象,强
调明晰的叙事者身份,要求叙述者要与故事中人物保持相当距离,客
观地描写人物事件,以实现她日常生活叙事的审美要求。她的多叙事
者形象,也使她的创作出现了多声部情况,尤其是权威叙事者的出现,
让她的小说呈现出王安忆独有的叙事风格。
王婷在《张爱玲、王安忆小说——世俗化叙述风格形成比较及其
根源》一文中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探寻叙述风格形成的原因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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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张、王二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相同之处。认为张、王二人虽然处于
不同时代,但在其小说创作上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体现在她们的小
说皆采取了背离传统的以民族、国家、历史、革命等政治话语为主流
的宏大叙事风格,转而从个人立场开掘出都市民间世界,她们都以女
性特有的姿态,抒写着各自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向往,关注着普泛化的
俗世生活,描摹了一幅幅凄艳生动的世俗人情图,从而揭示了普通人
的生存状态和内在人性。
陈元在《闺房中“女红”般的操作——王安忆小说的叙述方式》一
文中也提到了王安忆的小说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与女性意识,她执着
于从女性的经验出发构筑女性的浪漫空间,采用一种“不要独特性”纯
自然的叙事方式,展示出处于游离状态时代个体独特的生命观。但是
其也同时指出王安忆的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故事的环境与具体的时代
动态变化拉开了距离。
田广文在《论王安忆长篇小说的美学形态》一文中,从审美角度
出发,认为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形态,并用“审
美化日常生活的散文式”来指称这一美学形态。指出其叙事内容具有
日常生活原生态的面目与作家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把握的“心灵世
界”的本质两方面的特征,即“审美化日常生活”。同时,也指出其叙事
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即零散化的叙事结构和感性化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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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峰在《小说家的方法与底限——以王安忆与贾平凹为例》一
文中,从叙事内容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创
作侧重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必然性与诗性,呈现出客观性的创作方
法。但贾平凹采用与王安忆可管理性完全相反的创作方式,更侧重于
表达对当代城乡生活的个人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和主观色彩。
但其在文中也提出王安忆创作中的不足,王安忆由客观世界出发去发
现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存在着武断和片面的倾向。
其次,王安忆创作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叙事方式,其叙事语言也
具随着其创作分为明显的三类,语言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周薛亚在《论王安忆小说叙事语言的嬗变》一文中,运用举例研
究的方法,从叙事语言角度出发,认为在王安忆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中,其小说的叙事语言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采用描述性的
具体化语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雨,沙沙沙》为
代表)到中期阶段创造出一种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20世纪80年代
末到90年代中期,以《长恨歌》为代表),再到《长恨歌》以后选择
了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语言风格从纯净清新到华丽稠密再到自然素
淡,走上了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
(三)王安忆作品的叙述空间研究报告
王安忆的作品表现出很大的叙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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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个充满战争、苦难与痛苦的漫
长岁月。由于人类物质家园的毁坏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孤独几乎成了
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一个主题。而不同的气质又给孤独贴上了属于不
同作家的标签。王安忆的小说,始终关注世俗人生,特别注意表现普
通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心态,以探求生活的意义所在。
关于王安忆笔下的孤独感,徐州经贸高等学校教师李文娜在《无
法告别的孤独——从几部作品论王安忆笔下的孤独感》一文中通过三
大方面剖析王安忆的作品:生存的孤独;情感的孤独;困惑中的探求。
首先是生存的孤独。作者从《本次列车终点》中的知识青年陈信
为了调回上海而放弃一切,但最终与现实中真实的上海无法重合而来
的深深的失落与伤感说明了人与生存环境的隔绝。另外,作者还用《小
鲍庄》的捞渣、《妙妙》中的妙妙、《神圣的祭坛》中的诗人项五一引
出了人与传统文化的对峙。第3小点是人与城的对峙。在这一点中,
李文娜主要研究外地人对城市的疏离感以及上海对外来移民的排斥
两个方面。《悲恸之地》、《纪实与虚构》等都可以明显地凸显出来。
关于人与城的对峙,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海燕在《城市与女人
——王安忆都市书写论》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一说。与李文娜不同的是,
李海燕的笔触着重描写的是女人与城市的对峙。“王安忆将女人与城
市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既写女人,也写城市,城市的历史就是女人的
命运史。”(摘自李海燕《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
李文娜提到的第二大点是情感的孤独。《荒山之恋》中懦弱、自
私的大提琴手误将恋母情结当做爱情,与金谷巷女孩的冲破传统道德
的两性情爱,带来压抑、痛苦、焦灼和绝望,于是选择了殉情。另外,
作者还从《蜀道难》、《逐鹿中街》、《神圣的祭坛》、《荒山之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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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论证这一点。
第三大点是困惑中的探索。作者李文娜认为“依稀可从王安忆作
品中看到救赎孤独感的两条途径:情感的慰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荒山之恋》中男女主人公的殉情,《小城之恋》与《锦绣谷之恋》
最终以分手告终的结局,其实都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王安忆试图以
爱情来解救孤独命运的探索之路失败了。”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作
者用《叔叔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来证明这一点。
而关于王安忆笔下的漂泊主题,聊城大学图书馆的王欣妮在《王
安忆新世纪小说》漂泊主题研究》中通过研究了王安忆多部作品从三
大方面剖析了王安忆的作品:即生存的漂泊(“是一种无根的漂泊,
无法预知生命的去处”)以及心灵的孤独与漂泊(“是对人存在的理由、
现状以及未来的怀疑与困惑”),最后在漂泊过程中认知生命与智慧。
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超越。
无根的漂泊:作者列举了《富萍》(取谐音浮萍)宁波太太是第
一代富萍。让儿子学做生意,儿子死后谨慎持家,待到孙子长大带着
五个媳妇和孙子举家迁往上海,艰苦经营,在上海扎根。最后安详离
世,以死亡的方式结束了一生的漂泊。以“奶奶”为代表的保姆们为
第二代富萍,从乡下到城里做了三十几年帮佣的奶奶希望回乡结束漂
泊,但是这个梦想因为富萍的逃婚而破灭,于是奶奶继续在上海无根
的漂泊。最后以富萍为代表的的年轻人是第三代的漂泊者,希望在上
海生活结束漂泊,经历几段感情,最终还是在怀孕的时候和肚子里的
孩子一起继续着漂泊。这三代漂泊者都向读者展示了在上海这个城市
部分移民者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为了生存而不断的漂泊。另外在长
篇小说《遍地枭雄》的韩燕,因为农村在迅速加入城市化的原因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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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只能靠出租房屋和打工来生活,他们有利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农村而言,他们不再是农民。对于城市来说,
他们始终是漂泊而来的外来者。于是他们艰苦的漂泊,为了生存而寻
找。
心灵的漂泊:这种内心的孤独和漂泊作为一种存在性伤痛,具有
无法排遣和逃避的普遍性。它充斥着王安忆的整个创作空间。这句话
在南京师范大学的盛琥君的《论王安忆小说的漂泊主题》中同样出现
过《月色撩人》中的五个主人公不断认识,彼此你来我往,内心却是
异常的寂寞和空虚,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他
们都在不停地追求、寻找、幻想用爱情弥补心灵的孤独,但是往往失
落,接着周而复始的寻找。充分展示了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男女心灵的
孤独漂泊,王安忆说:“我们和谐的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
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是永远无法融洽的两端。同样《比邻而
居》通过一个除了故障的的公共烟道蔓延到厨房的烹饪气味的故事展
现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闺中》叙述了一个终身未嫁的女人
单调寂寥的一生,平静如水不曾有涟漪的走到了退休的年纪,却在一
次婚礼的抢新娘事件中明白了自己一生的缺憾,笑着笑着眼角就湿润
了,那是灵魂被触动了。触动了内心深处的孤寂。
在《盛琥君的论王安忆小说的漂泊主题》中还有一类漂泊主题是
评论家很少注意到的,即性爱漂泊。《小城之恋》一对男女在欲念的
驱使下无法自拔的畸形关系;《妙妙》妙妙将对城市的想象寄托在诱
惑她失贞的男性身上;《米尼》因为对爱情错误的选择而引发的沉沦;
《叔叔的故事》叔叔在大姐和小米之间灵与肉的分离等等都在说明:
性与爱绝对不是一回事。王安忆在这类文本下隐藏着一种漂泊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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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伙伴关系中本有对漂泊中孤独的抗拒,但同行中的孤独更是孤
独。
关于王安忆,很多作者会研究他的都市情节。广东海洋大学文学
院讲师李海燕在《城市与女人——王安忆都市书写论》中很详细的写
到了王安忆的作品与大上海的关系。“王安忆的都市都是由弄堂和弄
堂世界构成。弄堂是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代表着上海
城市文化的精髓。《流逝》、《“文革”轶事》、《长恨歌》、《富萍》无不
成为王安忆笔下日常都市的代表。
(四)“三恋”及女性意识研究报告
以海南大学,人文转播学院周春丽的《浅析王安忆“三恋”中的
女性意识》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程光炜的《狂欢年代的“望山
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来分析王安忆的“三恋”
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女性意识。
我们都知道,从远古时代以来,我们女性大部分时期是处在一种
被动的从属地位的,出了母系氏族以女性为首之外。我们女性被灌输
着“三从四德”的思想,并以这种所谓的美德来约束我们女性的行为
与个性,可以说女性处于压抑的境界。然而王安忆以一种独特的写作
意识在社会议论中完成了她的“三恋”,她笔下的女性冲破了历史以
来的地位,把女性当人看而不是社会的工具或者说繁殖的机器。
周春丽就是抓住王安忆“三恋”中的男女关系来进行研究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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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安忆的“三恋”看成是“性——恋——爱”的小说,认为《小城
之恋》中的男女的关系只是“性”,而不是情感或者精神;把《荒山
之恋》中的男女关系看成“爱”,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欲望的化身,
而是强调精神的追求,是一种从纯碎的身体性爱到精神爱的色彩;对
于《锦绣谷之恋》周春丽认为里面的男女关系是一种“恋”,特别是
对于小说中的“她”,周春丽认为“她”不想也不需要从男人身上获
得某种精神力量的,男人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她”从自己身上那
里获得力量的一个途径与媒介。
周春丽着重以女性意识这个方面来研究王安忆的“三恋”,她认为
王安忆的“三恋”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强烈的生命本能欲望冲动,敢于
大胆追求和享受情爱的“新女性”形象。认为王安忆塑造的女性是处
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并认为王安忆是以女强男弱的模式来展开故事情
节。认为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渴求的并不仅仅是性,而是一种自身的价
值、理想,认为她们性本能的冲动、挣扎、与男性的较量、未婚母性
的皈依、性行为的主动性和攻击性来表明女性的觉醒以及女性意识的
提高。
周春丽主要是通过“三恋”中的女性形象来研究的,她以“三恋”
中的女性性格来阐述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她是以女性这是角度来研
究王安忆的“三恋”的,她从王安忆的社会地位来解析王安忆的作品
的。
而程光炜是以王安忆的创作题材来分析她的“三恋”的,王安忆
在不同的时期却是创作了不同题材的作品。程光炜认为王安忆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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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具有过功利性的社会政治企图,认为是一种颇有“遗老”气的“寻
根”与诸家拉开距离。同时程光炜也以写作背景来分析王安忆的“三
恋”,他认为王安忆的“三恋”是应1985年以后文坛兴起的以“个人”
题材为素材的小说。
程光炜的论文最新鲜的观点就是,他认为的王安忆的“三恋”中
的题目并不仅仅是物理概念的地名所指,而是诠释作品人物“身体意
义”的文化隐喻。他认为“荒山”暗指一对男女在那个年代的身体之
“荒”,“小城”是说它对两位偷吃禁果的男女身体的“紧闭”,而“锦
绣谷”则是开放身体因选择多元而最终与繁华社会失之交臂的。
在程光炜的论述中也简单的论述了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
这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王安忆“三恋”中的三位女主人公一死、一
麻木、一回家的不同结局,体现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认为在人性、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代表了对女性这一困扰了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问
题的沉思探索。他还认为王安忆“三恋”中的男女主角多少都染上了
“癫疯”的某些意味和特征。
程光炜是以文学创作、接受、源流和文学的风格特征来研究王安
忆的“三恋”的,他以“三恋”的题材、题目以及主人公的“癫疯”
特征来进行论述的。
通过对周春丽和程光炜的论文的分析整理,我觉得针对与王安忆
的“三恋”的研究还可以从“三恋”中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所代表的
一类人来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三恋”中男女主人公的实际行为与他
们的内心矛盾的原因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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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性意识的比较研究报告
在作者的笔下,张爱玲的小说基调是苍凉、颓败、没有希望的。
在张爱玲笔下,没有浪漫、没有痴情,唯有冷酷的实现,实实在在的
日常生活,世俗人生。她的小说多以婚姻与两性为中心,但以这两种
纽带联系着的各时期的作品,却无不是透露着女性的悲凉。而对于王
安忆的小说,作者则认为,她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能理性而客观地
看待社会和人生,扮演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王安忆的小说虽也
是描写上海女性的日常生活,写她们的婚姻、性爱等,但却能从人性
的角度审视女性,似乎多了一份温情。文章不仅从选题上分析了张爱
玲和王安忆的异同之处,从“母性”影响下分析少女的命运的走向,
还从比较中得到了她们选择题材、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美学风格上呈
现出的异同的原因作了分析。作者认为,张爱玲的“虚空”与“苍凉”,
王安忆的冷静、理性与客观地看待人生和社会的基调的不同是因为她
们所经历的家庭与时代背景的差异,同样,作者把张爱玲、王安忆二
人的女性意识的差异也归结于时代、家庭背景的不同。张爱玲喜欢把
女性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观照女性,而王安忆则是把女性放在自然历史
环境中去观照她们,所以,张爱玲则得出比王安忆更丑陋的女性形象,
她们有着可怕的“虚荣心”、“依赖性”、和“物欲”,而张爱玲却
对她们嘲讽,无可奈何,虽有同情却不见得宽容,王安忆承认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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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弱点,却是带着理解、同情、和平的心态。审美意识的差异也
是作者归纳出的一种影响张爱玲、王安忆的创造差异的一个原因,作
者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处于不自主的地
位,使她们的生活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不安全感。王安忆的小说中
的女性却能用平常心笑看人生,人生态度也乐观而务实。作者不时地
运用对比与举例的方法来论证其观点,给我们理清了思路,通俗易懂
是本文最大的特点,作者以读者的视角研究张、王二人的作品,有时
还站在王安忆的视角来评述张爱玲的作品,更贴切了多角度化的研究
要求。
《毕飞宇与王安忆、陈染女性书写比较》作者吴娱玉
作品把毕飞宇的女性书写与王安忆、陈染的女性书写作比较,作
者由此认为虽然毕飞宇的作品中的女性与王安忆、陈染作品的女性形
象都是灵动、光彩照人的,但作者却认为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
——一个是他者的旁观者,一个是自我的内省与体味。文章中作者从
叙述视角的选择、眼光的不同和公开或隐蔽的评论三个方面来对三者
的女性书写进行比较。作者认为,毕飞宇的男性视角中所呈现出来女
性的悲总是伤于外,而女性视角下的所呈现出来的女性之悲却是悲于
内,作者用举例、对比两种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研究论证,把玉米、
玉秧、玉秀与阿三、米尼、黛二的悲相比较,更能彰显悲的层面的不
同。男性对女性的书写总带着一种爱怜和悲悯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毕
飞宇采用的是“零聚焦”的模式,叙述者大于人物,作者扮演的是一
个旁观者的身份,隔岸观火般打量女性的“斗争”,而女性对女性的
书写则采用“内聚焦”的视角,作者就是人物,把各种不同的情感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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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来,向读者传递的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悲凉和体己切肤的情愫。作
者认为男性总是以重男轻女,男权至上的眼光来建构作品,男性笔下
的女性虽是精明能干,貌美袅娜,结白纯真,但如此优秀的女性却被
男性掌控,而作者对于女性的创痛却没有丝毫的同情。而在女性眼光
的中男女是平等的,她们高傲、不屑、充分彰显了女性的自尊,女性
的自我得到了肯定。最后,作者从他们的作品中列举了片段进行分析,
把他们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即作者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第二自我”给
分析出来。毕飞宇的“玉氏三章”中的片段所呈现的隐含作者油滑、
刻薄,我们从中可以建构出一个倨傲的、自以为是的粗暴男权隐含作
者来,而女性作家文中的隐含作者则是对女性的无尽的同情和疼惜。
五、研究评述
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引起文坛关注以来。王安忆的小说创作
开始步入一个兴奋期。随着《小鲍庄》、《大刘庄》、三恋及小城之恋
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获得矛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的相继问世,王安
忆,越来越成为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焦点,本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创
作的叙事方式、叙述空间以及“三恋”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分析和女
性意识的比较四个方面来着手,逐渐发现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具有精神
书写的色彩,与塑造人物的性格相比,她更多的关注各种人物的灵魂,
在欢乐的背后看到痛苦,在堂皇的外衣下发现卑微,在平凡的经历中
写出不平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在对一个族群、一个城市、甚至一
个时代进行精神书写和精神关怀。对于她而言,写作并不只是谋生的
一种手段,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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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中缺陷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女性命运寄予了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
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情感(姐妹情谊、母女情谊)的天生对立与排
斥、女性文化人格的贫弱,削弱了作品女性意识的充分表这。王安忆
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时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生
机,也表现了女性写作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同盟”王安忆虽然
曾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她在一系列“成长型人物”的塑造中
都对女性命运寄予了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长恨歌》展现的就是一
个纯粹的女性世界,它立足于民间叙事立场,拉家常又像诉衷肠似地
讲述了王琦瑶——一位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女子40年的人生历程:
30年代被选为“上海小姐”,继而成为政晃要员李主任的“金丝雀”。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和李主任在逃亡台湾时的命丧黄泉,她由旧时代
的“公寓女主人”沦落为平安里弄堂一个自谋生路的护士,50年代她
与旧资本家的儿子康明逊相恋并产下私生女,80年代又与相差30岁的
“老克腊”出现短暂恋情,最终被一无业青年谋财害命。
作品中虽然也有几个男性人物,但他们都远离现实的男性世界的
中心,出现在女性生活中,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女性文化色彩。他
们都有共同的特征:或是男性世界的厌倦者、失败者、逃避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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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是到女性世界寻找安慰的人。《长恨歌》是在寻找一种女性生
存的空问和塑造女性文化人格的文化特质。王安忆选择了城市作为塑
造女性文化人格的场所,因为城市更适合于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
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
灵巧和智慧”。城市接纳了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却并没有成为城市的
主体,她们从心灵上附属于男性,甘愿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她们的
意识契合男权意识规范的要求并因为得到男权秩序的肯定而具有一
份优越感和安全感,她们只是城市的一种装饰或一道点心。作者在对
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群体世界原生态的描述中缺乏一种审视态度
和思辩气质,未能摆脱传统男权中心叙事对女性定型化描述的窠臼;
尤其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情感(姐妹情谊、母女情谊)的天生对立
与排斥、女性文化人格的贫弱,削弱了作品女性意识的充分表达。
作者笔下,同性情谊建立在“受恩”与“施恩”的基础上,“姐妹”
彼此的贴心源于资质相差甚远、没有可比性。女性友谊本是女性对自
身性别的认同、尊重与热爱,是感情的需要,甚至是对另一性别的不
公正对待的联合反抗。作品不但没有体现女性友谊的温暖和珍贵,而
是在塑造“姐妹情谊”时,从动机到过程到结局都缺乏本真的性情,
她们交往源于对物质、情调、享受的高度追求,或是彼此的攀比、嫉
妒之心。这种对女性友谊的否定和离间,导致了“被离间和剥夺了友
谊空间的女人,孤立无援地挣扎在一己体验的伤痛之中因为没有交流
的空间而无从意识到,那更多是一份共同性别的经历。对于女人与女
人.背叛可能获得褒扬,而忠诚,却是怪异与病态眦“。作品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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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情谊”的刻画同样缺乏同性间的关怀与亲情,不但母亲形象模糊,
而且母女子女关系也几近到了隔阂、陌生、对立的境况。《长恨歇》
中的“母亲”形象暗淡,缺乏母亲与女儿同性间的共识,更不能表达
女性的身体具有母亲与女儿共存的“双性”特征。在这里,母爱缺席,
母亲不能介入女儿的成长,她们无法沟通,无法相融,甚至对立和排
斥。《长恨歌》中的所有母亲形象、母女关系,呈现出来的几乎都是
亲情的匮乏,无法解释为是对母爱多元性的表达。在这里母亲没有义
务关爱儿女,女儿们也从不把母亲放在眼里,这种对母亲、母性亲情
的悬臵,对母女、母子情感的异化,极大损害了血缘相亲的女性群体
形象。女性意识是女性以自定义的主体视角对社会、人生与自身形象
的一种观照,这种观照强调男女两性政治、经济、文化些公共领域权
利平等与家庭、社群等私人领域角色对等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
女性意识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对传统社会男性在思
想意识里主宰地位的有力反拨。而《长恨歌》中的女性远离了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也缺乏“公共领域“权利平等”和。私人领域”
角色对等”的意识。从外婆、王琦瑶、严师母到张永红,众口一词,
习以为常地强调着男性权威的内容:男性是强大的,男性是可用来做
终身依靠的。她们心甘情愿地把自身命运赌在择贵夫以求妻荣上。作
品采用“原生态”的写作手法对这种女性群体形象的塑造,迎合了男
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塑造。作品中所展示的女性文化人格仅限
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实际上是囿于男权话语的规范之内,其反
叛、疏离的程度相当有限。男权话语霸的影响,已成为作者创作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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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里思考与审视世界的背景。王琦瑶,是作者倾心打造的主人公,
大量的笔墨描写,显现出作者对这一形象的认同和怜惜,但她的性格
和周身缠绕的虚荣,以及对男性权威的自动臣服是其悲剧命运最根本
的原因。豆蔻年华、身为学生的她苦心经营的是名利,去片厂试镜、
拍杂志的封面照、轰轰烈烈地竞选“上海小姐”,为的就是走出狭窄
阴暗的弄堂,享受繁华人生。她愿意做父辈掌权者。
作品叙事刻意彰显她秩序之外的独特的性别生存,试图在新旧各种角
色意识的层层剥离中显露其真正的女性特色,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建构
作者心目中的女性人格。然而,深人到这种文化人格内部,我们却很
难发现女性独立自主的生命表现。其实“王琦瑶们”只在情感与物质
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回旋,其自身追求常常表现出以男性为观众的作秀
欲望,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因此表现为自我选择的表演之物。这里的“王
琦瑶们”是男权中心社会的产物,她们是由男性来命名的。千百年形
成的强大的男权中心文化场使作者或是“王琦瑶们”在一种浑然不觉
的状态中,按照男权中心文化的要求不断变、塑造着自己。正是这种
表面的自由遮蔽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这样的女性叙事最终沦为一种物
化的女性定型,女性意识在这种物化的过程中被细绎成狂热的物恋与
自恋呓语,消解了女性多样的社会形象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女性的主
体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消失无踪,“女性文化人格”因而成为一种空
洞的能指。在“王琦瑶”式的女性文化人格塑造中,作品颇有用心地
安排了一个参照物蒋丽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相对于王琦瑶
处于秩序之外边缘性的生存,蒋丽莉总是居于社会秩序中心地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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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瑶几乎处于角色真空I蒋丽莉粗砺、浮躁,最后在为别人终日奔走
的疲惫、焦灼中患绝症而亡;王琦瑶从外表到内心优雅、从容,在女
性的“绵里藏针”中小有滋味地经营着属于自己的日子。这种对照不
无深意,作者嘲讽了作为主流社会追寻者的蒋丽莉,淡化了她身上的
女性个性,将主流与边缘对立起来,赋予了蒋丽莉相对于王琦瑶边缘
生活的另一女性文化人格。作者在发问:社会价值是否是估衡女性自
我价值的唯一指标?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还存不存在女人自我价值实现
问题?女性的觉醒是由职业等外在价值来衡量还是以观念意识认识程
度来确定?在这里作者肯定了女性主体世俗性、民间性的内涵,在对
女性边缘、琐细的生存意义的展现中追问男权社会主流中心化的生存
意义I作者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女性美学理念,以王琦瑶的琐碎细致、
不谙时世、不问政治来背叛男权主流社会中的传统女性意识,把她的
自我欣赏、追求时尚、人老心不老树立
为新的女性意识。虽然,对传统意识的背叛,意味着对女性自我意识
的张扬,但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命名不是单纯的性别意识,而是从更广
阔的社会意义上来阐述女性作为社会的一员所担负的社会角色。女性
观念不是狭隘的女性性别意识,而是基于人性的意识,是活生生的不
是形而上的。作品在肯定世俗边缘否定主流中心、力图解构“妇女解
放即妇女走向社会”这一中心话语时,陷入了“世俗/主流”二元对
立的误区,忽略了女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忽略了“女人”同时
也具备“人”的“社会性”这一基本属性。首先,虽然主流社会是男
权中心,但并不代表主流社会的一切中心话语就必须成为女性文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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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和遗弃的对象,如“责任”使命”就是男女都应该共同来承担的,
女性文学如果把对男权中心社会的对抗等同于对“责任”使命”的放
弃就彻底陷入了二元对立的误区。与男权中心的对抗只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女性文学的最终目的,女性文学应该在瓦解男权中心话语后立
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以不至于在对男权的批判中迷失自我。其
次,女性若完全从社会大环境退回到私人空间、只关注个人生活体验,
则丧失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女性写作以女
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欲望主体、审美主体,却忽略
了女人也应该承担作为“人”的基本责任——对家和国的责任。作者
在树立新的女性美学理念时不经意地抹去了女人作为“人”的特征和
属性,缺少来自女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重新滑入到男权中心社
会为女性设臵的性别角色中。王安忆深知身为女作家有着不可避免的
弱点,在写作中过分张扬女性意识往往会把人物推向孤绝之地,而脱
离大众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所以她的《长恨歌》采取了一种“原生
态”的写作方式,臵人物于世俗人生中,于闹中取静、乱中求稳,寻
找一方女性生存空间,展示女性生存的文化形态、文化心理。但“世
俗人生”是一个能够激活人类想象的概念,也是一个美丑兼容的概念
借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往往
混同在一起。因此创作者只有把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批判意识带入广
袤的民间大地,赋予女性更深更广的文化人格内涵,女性的世俗人生
才能焕发出别样的生命活力。新时期的女性写作也应富于现代意识。
从女性的性别出发而最终超越性别抵达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形而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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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而使女性意识具有一种人类作为整体的类的普遍性。
六、小结
在庞大的当代作家群中,王安忆卓然独立,成就非凡。她高产,视野
广阔,富有深度,艺术自变力强。她的小说创作应时代趋势而生,又
有力地推动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她始终处于文学的前沿,却又不扮演
弄潮的角色。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始终处于文坛的中心,她不
断变化的创作引起人们持久不衰的关注乃至震惊。对于人性以及女性
意识的思考,王安忆,总是有着她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独特的思考方式。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人文关怀的
理解,更是一个时代女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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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献资料
成长独语与众生话语——从叙事视角看王安忆小说的叙事艺术
马英李丽娟
论王安忆的独特叙事程传荣
无法告别的孤独——从几部作品论王安忆笔下的孤独感李文娜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程光炜
毕飞语与王安忆、陈染女性书写比较论吴娱玉
本文发布于:2023-01-30 08:16:5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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