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水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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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赏析

本文拟以辛弃疾的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为实证材料||，

以系统论为宏观控制方法||，用层次分析法作微观切割||，据此还原出

文本各个层面的原始内涵||。

先看物态层||。文本如下：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

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

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

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词曲《水龙吟》的声情是一支清沏嘹亮的笛曲||。

上片陈列了九种物象：楚天、秋水、远山、落日、楼头、断鸿声、

游子、吴钩、栏杆||。其中有大景||，有小景；有静景||，有动景；有

远视||，有近观；极写登临之景||。九种铺陈之物象||，本无联络||，但

作者把心境的愁、愤物象化||，移情及物||，“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

之色彩”||，于是万物皆被激活||，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内聚力||，从而

生成浑然一体的九种物象||。然后||，歇拍又稍点文学角色之处境||，

之感慨||，至此||，所见、所闻、所感已基本描写叙述完毕||。

下片连用三个典故：张季鹰归隐事、许汜求田问舍刘备反对事、

桓温北伐见柳垂涕事||。典故曾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物||，从意识与物

质的关系这个视角看||，如果我们把进入文本的客观存在物叫做“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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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打上了作者主观情感烙印的典故称之为

意象||。关于辛弃疾词中用典的问题||，前人、今人多有微词||。有人

认为是逞才||，有人认为是掉书袋||，有人认为因此造成了文本的艰涩

||。其实不然||。用典最迟应出现在先秦的“称诗”风尚中||，另外||，

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文学的||，而不应该仅仅是生活的||，它的特点之一

就是延续性||，延续的内涵包蕴着承接和创新||。而且用典还能使文本

具有一种含蓄美||。所以||，正如《莲子居词话》所言：“辛稼轩别开

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

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三典连

用||，应是一种胆识||，一种才学||，一种气势||。三典中又灌注了“江

南游子”的怀抱、失意||，于是结句悲怆而作天问式的泪语：“倩何人

||，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再看形象层||。“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两句||，为全

词奠定了悲剧的情感基调||。唐宋词涉及“清秋”||，常传达伤情离绪

||。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柳永的“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莫

不如此||，“水随天去秋无际”言秋水浩渺||，文学角色的运数何尝不

然？

上片勾勒出一个恢弘阔大的环境||，大环境必需负大力者||。下片

的文学角色在国运衰微之时||，不屑张季鹰归隐、许汜求田问舍||，而

以刘备、桓温自况||，试图力挽狂澜||，重振国威||，于是||，一个卓然

独立、傲啸古今的英雄耸然凸现||。然而||，英雄的至大至刚之正气||，

凌云般的大抱负||，却“无人会”||。江山依旧||，年华已逝||，宝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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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落泪||。

文本塑造的文学角色是一个政治上失败的英雄||。谢枋得《祭辛

弃疾稼轩先生墓记》言：“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

一酬||。”可为明证||。在阔大的环境中||，英雄一腔热血||，满身硬骨||，

正可剑倚长天||，气冲斗牛||，放马驰骋||，一试身手||。然而||，因“无

人会”||，只好“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作者用“能

留”的手法||，情感跌宕||，由高峰陡降波谷||，潜气内转||，摧刚为柔

||，化飞龙之志为椎心之痛||，英雄身心被束缚||，请缨不成||，壮志难

酬||，内心沉郁||，压抑住不平之气||，连用三典||，从另外一个视角看

||，既可看作意象||，也可视为比喻||，暗示一片丹心||，惟天可鉴||。

再分析社会生活层||。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曾说：“颂其诗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这里||，他鲜明地提

出了文学评论的一个原则：“知人论世||。”我们借此原则也来梳理一

下辛弃疾在创作此文本前后的南宋社会格局||。

一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强大于北宋末年||，然后逐渐扩张领土

||，先灭辽||，又南下侵占北宋的北方广大区域||，北方人民多家破人

亡||，有的则背井离乡随宋室南迁||。二是南宋大厦倾危||，偏居一隅||，

建都临安||，朝野上下||，和战两派论争激烈||。其一是金军不时南侵||，

荼毒生灵||，朝野中的爱国派莫不义愤填膺||，力主恢复||，这一派中

又可分为两类：持速胜论的激进派和主张持久战的务实派||。其二是

金国国力日盛||，朝野中的妥协派日惧||，力主“南北有定势||，吴楚

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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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的力量对峙或失衡||，或平衡||，遂有或仓猝北上论兵||，“赢

得仓皇北顾”；或割地赔财物乞安宁之诸多态势||。

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国际、国内的社会格局必然

影响着个人的命运||。辛弃疾既不见容于主和派||，也不见容于持速胜

论的主战派||，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孤标傲世的英雄处于夹缝之间||，

不为时代、世人所容||，正与鲁迅写《彷徨》时的处境、心境相同：“寂

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因此||，辛

弃疾悲剧的命运也就成为必然了||。

再分析人性层||。人性伴随着人类相生相灭||，它具有历史性、时

代性、具体性、共通性等特点||，而人格又是人性积淀淘洗而成的英

华、结晶、光辉||。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把人格界定为它“通常是指一个在各方面都具

有抵抗能力并充满能量的精神整体——一个理想的成人模式”||。他

接着又阐释道：“人格是人的内在特性的最高实现||，它是一种勇敢地

面对生活的行为；是对形成个体一切因素的完全证实；是对与最自由

地实现自觉相联系的一切生存条件的最佳适应||。”由此返视文本中的

文学角色||，他虽然巍然自立||，出类拔萃||，充满能量||，但并不能抵

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能与一切生存条件构成最佳契合||，恰如荣

格所言||，人格有如传统哲学中的“道”一样||，是“一切事物固有内

涵的完全实现”||，人格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人性航程中的路标||。

因此||，我们可把文本中的文学角色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可是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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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他”的桑提亚哥充溢的人格美||，类比称为缺憾的人格美||。

接着分析作者意识层||。作者出生于山东济南||，彼时家乡已被金

人占领||，宋室南迁已十三载||。他早年失怙||，由具有民族气节和爱

国思想的祖父抚养长大||，其间耳闻目睹金人的残暴||，内心忧愤逐渐

外化为抗金、南归等行动||，但南归后||，却一直或“专业不对口”||，

或弃置不用||，在南归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公元1169年||，他在建康

通判任上登建康赏心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感慨抒怀||。概

括起来说||，作者意识在文本中流露出了三点||，一是渲染内心苦闷||，

抒发抱负；二是期望上达天听；三是感化世人||。

最后分析集体无意识层||。文本中||，文学角色似在为个体的命运、

前途而忧虑||，但滤去这些障眼的信息||，采用归因理论||，无国便无

家||，文学角色实在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担忧||。

这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表现的一种忧患意识||。《诗经王黍离》

当是它的原型||。东周时一个王朝大夫到镐京来||，见到宗庙宫殿均已

毁坏||，长了庄稼||，不由“行路靡靡”||，“中心摇摇”||，发出了“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的天问||。由此下衍||，代代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当民族矛盾尖锐

之时||，或国破家亡后||，无不在文本中灌注深深的忧患意识||。

王国维曾说：“稼轩之词豪||。”辛弃疾的豪放词至少有四个特点：

爱国词、英雄词、摧刚为柔、以诗文为词||。它有别于苏轼超然、心

静的旷达的士夫文人之词||，而是一种“抚时”词心、忧患意识与使

命感紧密交织又摧刚为柔的英雄豪杰之词||。辛弃疾更自觉地开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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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创作视野||，他的豪放词集中地展示了当时最撼动人心的时代课

题||，寄寓了他所处生活时代志士仁人的悲与恨||，是乱离时代报国无

门的英雄豪杰的悲壮歌声||，山河破碎、宝刀空老的深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