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 以后

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孙中山说，他从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日起，就立志推翻清朝政权。自那时到

一九二五年去世，一共四十年。其间经历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不

停息地为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而进行斗争。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一

生。

爱国，这个神圣而庄严的字眼，激励着近代中国各革命阶级以及统治阶级中的爱国者，

不知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历尽千辛万苦。一切爱国者，不问来自国内哪个民族、哪

个阶级，他们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受到人们的尊礼崇敬。孙中山就是

这些志士仁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中国的近代，爱国问题为什么成为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时代的突出问题呢？原因在于帝

国主义侵略、压迫与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

帝国主义疯狂进攻，有增无已，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投降卖国，中华民族遭受

空前奴役，中国面临瓜分灭亡的现实危险。梁启超早年著《爱国论》一文说：西方人谈论中

国，常常说中国人没有爱国的性质。势力涣散，人心怯懦。外国以威势相加，就帖耳顺从，

啖以小利，就争趋若骛。外国人日日讨论如何瓜分中国，如何择肥而噬。他们把中国人看作

自己的奴仆，把中国的土地财富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扬言于议院，腾说于报纸，视为固然，

毫无顾忌。梁启超叙述的情景，即使现在读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他接着又分析说，中国人并

没有不爱国的劣根性。众多的人爱国观念薄弱，那是中国自古以来处于一个小天地中的特殊

环境所造成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的很少。“自中东一役，我师败

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梁启超的

分析如何，不必一一评论。他指出近代中国的爱国问题是伴随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中国人

因为创巨痛深，就起来“谋保国之策”，投入爱国斗争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

这是完全合乎事实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从一方面来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

爱国--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之一。不过从时间上说，那种斗争不应该只从

“中东一役”算起，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

孙中山的爱国活动发轫之前，以及在那以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与道光、

穆彰阿、琦善等人的分歧对立，中法战争中，曾纪泽、彭玉麟等主战派与李鸿章一帮的分歧

对立，甲午战争中，翁同和等主战派与李鸿章洋务派的对立，都是地主阶级里面爱国或倾向

爱国者与卖国投降路线的对立。“百日维新”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带有爱国性质的运动。太平

天国不曾号召反对外国侵略，但最后它作战的对手是戈登代表的外国侵略者；义和团“扶清

灭洋”，不管它怎么落后，连赫德那样的侵略分子也承认，义和团“实由其爱国心所发，以

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太平天国、义和团，它们是农民阶级进行的爱国斗争。“百日维

新”、义和团的爱国性，十多年前受过“四人帮”的恣意歪曲。他们为了所谓“揪出刘少奇”，

借口评电影《清宫秘史》问题，大做“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照他们的说法，维

新活动、抵抗瓜分危机的义和团，仿佛都逃脱不了卖国主义，而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

国之欢心”的那拉氏只不过有点“排外”，倒要算在爱国者之列。当然，那一切如今已经澄

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孙中山的爱国斗争，是地主阶级抵抗派、资产阶级维新派、

农民阶级的爱国运动的继续；同时，又是那些斗争的崭新发展，它具有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性质。

西方研究孙中山的论著中，近来流行一种说法：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存在一个令人难堪

的侧面，那就是在为实现革命宏图而奋斗的过程中，喜欢同西方和日本的最富于冒险性的帝

国主义分子结成联盟。那些作者列举孙氏同日本朝野扩张主义分子的广泛接触，同英、德、

法扩张主义分子的瓜葛，以及在反袁斗争时，接受日本巨额款项等，然后尖锐发问道：究竟

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还是相反呢？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那是毋须讳言的。

外国的插手，事实上对革命带来的，主要不是成就，而是破坏，消极影响。但是没有理由可

以对这个侧面张大其词。一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什

么幻想也没有，到反而不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肯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并没有无视那些幻想，或认为无可非议。归根到底，侧面并非正面，非本质的东西永远变不

成本质的东西。不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就是所谓“新正统主义”，而只

有注重那些幻想，才是科学研究。事实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去解释，要各得其所，恰如其分。

孙中山爱国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表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他的一系列言论和实践

上。其中有几点是带有普遍意义的。

第一，区别国家的不同性质，指出中国人只应当爱独立的、与清政权相对立的“中华国”。

国家同一定的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更替了，国家的阶级内容也就

改变了。讲爱国，首先就碰到一个问题：爱谁的国？不管明确与含糊，人们对这个问题总要

作出回答。康有为、唐才常、梁启超等，先后从事“勤王”、“保皇”、“立宪”活动，坚持破

坏革命，都是在炽热的爱国宣传下进行的。爱谁的国，爱哪个阶级的国，明白回答这个问题，

就尤其成为必要。

孙中山观察敏锐。一九○三年，他写《驳保皇报》一文说：“彼（《保皇报》）开口便曰

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

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

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①[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四卷本），第

四卷（杂著），第176页。]同一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里说：“支那人民，自外人

观之，似甚涣散之群，似无爱国之性，因其临阵则末战先逃，办事则互相推避，以为无可振

作也。不知其处于清政府之下则然耳。吾有一言断之日：若非利禄之所使，势力之所迫，汉

人断无有为清朝出死力者。非止此也，特达之士，多有清廷兵败而喜者。„„夫支那人爱国

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①[《总理全集》（三卷本），下卷（论著），第110页。]

孙中山在这里明白宣告，中国人不应该爱那个“大清国”，而需要爱“中华国”。在孙中山看

来，前者为“异种”“异族”，后者为汉种汉族，这点很重要。但还有一点，显然他认为也

极关重要。那就是“大清国”离开割让土地，出卖主权，求媚于外国人，已经不能生存下去。

“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

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以殉吾之桑

梓。„„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被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②[同上

书（三卷本），下卷（论著），第177页。]。这实际上指出清政权是外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地

主阶级联合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或者说，它是“洋人的朝廷”。那么“中华国”的阶级内

容怎样呢？孙中山并没有、也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明确指出它属于哪些社会阶级；而且

前期和后期有很大的不同。就在前期，他对这个问题是间接地有明白无讹的解释的。美国总

统林肯提过一个口号，叫做“民有、民治、民享”。林肯所说的“民”，主体自然是资产阶级，

而非其他。孙中山多次引用林肯提出的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来阐述他的“三民主义”，说明

他所主张建立的“民国”，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因此，爱“中华国”，其实就是

要爱独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那时只有后面这样的中国，才是与洋人的朝廷

相对立的。至于到了后期，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他所认为要爱的国，客观上是民主主义的国，人民大众的国，性质就更鲜明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都以爱国自相期许和以此号召群众。孙中

山而外，却没有人对爱谁的国、哪个阶级的国这个问题，从革命立场加以阐述。《新湖南》

的作者杨笃生认为国家不同于天下，也不同于政府。“以天下为国家，故爱国之公心泛而不

切；以政府为国家，故爱国之热力屈而不伸”。但他也只到“民族建国主义”①为止[①《辛

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31页。]。章炳麟著《国家论》，摭拾无政

府主义，杂以佛家虚无思想，认为“凡育爱国者悉是迷妄”。最扼要的话，也只是说“爱国

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②[《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讳

言国家的阶级实质，毫无战斗性。孙中山的论述撕下保皇派、改良派的伪装，使人们在这个

问题上头脑更加清醒。它在思想上起的革命作用是很明显的。

第二，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爱谁的国的争论，归结到一个焦点：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还是经过立宪改良，保

住清朝统治。辛亥革命以前，国外的康梁派，国内的立宪派都因为害怕革命，极力要求改良

清政府，保住清政府，扑灭革命于无形。康有为说，革命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不尽杀四

万万人不止。”梁启超说，革命是要“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张謇说，革命派实属盗

贼之流，六朝五代分裂惨祸，会要重见于今日。他们一致断定，爱国救亡，只可以走立宪改

良的道路。孙中山、革命派，坚持爱国必须打倒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傀儡的清政权，釜底抽薪，

走革命的道路。照改良派、立宪派的道路，实际是让清政府挂上立宪招牌，继续保持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支柱。中国只会依旧黑暗下去。照孙中山、革命派的道路，推翻清政权，

也就有力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开始走向结合。中国的复苏从此才有希

望。

章炳麟、孙中山一九○三年分别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敬告同乡书》、《驳保皇

报》，是革命派对保皇党、立宪派大论战的开始。孙中山《敬告同乡书》中指出：“革命保皇

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

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①[胡汉民

编《总理全集》，第三集（二·函札），第112页。]他痛斥立宪派，说他们是同吴三桂、洪

承畴、曾国藩、左宗棠一样的汉奸。什么官爵呀，银行呀，铁路呀，矿务呀，商务呀，学堂

呀，等等，不过是他们诱人的工具，骗人的谎言②[同上书，第一集（三·杂著）第1072页。]。

同盟会成立，论战进一步展开。《民报》第三号宣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十二条，

集中起来就是一条：反清革命与拥清改良。《新民丛报》把它的论战文章合刊为《中国存亡

一大问题》。《民报》指出革命与改良，确实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但如果照改良派的主张去

做，“则可以立亡中国”。一九○六年《新民丛报》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

一文说，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主张立宪的被骂为卖国，理不直，气不壮，承认在思想理论斗

争中，革命派胜利了，改良派失败了。不久梁启超托人游说，希望《民报》与《新民丛报》

“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最激烈的排满鼓吹者章炳麟呢也认为“可以许其调和”。孙

中山反对。革命派从国内分散的群众反抗斗争中吸取力量，又在群众中传播革命火种，经过

种种努力，最后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打倒了清朝政权。这是他们坚持革命道路的结果。孙中

山在《革命原起》中，一一叙述过他亲自参加的武装起义。那些斗争是应当注意的。但是像

从前国民党一些出版物那样，把清政权覆亡简单地看做由那十次起义所造成，显然违背历史。

他们眼睛里没有人民群众的存在。反过来，近来西方有的研究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贬抑、

以至否认孙中山、同盟会的领导，以为他们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样也不合事实。如果确实那

样，那么，武昌起义者所奉行的纲领、政策为什么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纲领、政策呢？武

昌起义以后，各省怎么会纷纷响应的呢？南京革命政府的诞生、孙中山被举为临时总统等，

又何以解释呢？栋梁连云，不能缺少正殿；万山磅礴，其中必有主峰。这要靠观赏者的眼光

去发现、判断。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接替清政权的反动统治，孙中山抱定革命

宗旨，继续前进，一直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爱国必

须革命，这是孙中山所毕生坚持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近两年里，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中，有一种从外国人早年的著作里搬来的被视为时髦的

观点，以为只要依照立宪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似乎也可以近代化，怀疑辛亥革命的必要性，

甚至革命可能反而把事情闹糟了。分析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最初，地主阶级中奕

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

的条件下，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保住旧的统治秩序，实现所谓“自强”“自立”。推行的结果，

中国进一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难于成长。经历三十年，洋务运

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

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

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皇帝命令，一手举起孔学

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维新运动又迅速失败了。洋务运动与维

新运动，任凭研究者这样那样解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流血，性质不同。但它们的失败，

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达到近代化，走

改良的道路，不管皮毛枝节的改良，还是政治制度上的改良，迎面四个大字：此路不通。洋

务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解决了，维新运动就不会出现了。同样地，维新运动把中国

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了，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

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是根据这种必要

性来评价革命派、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的。认为立宪派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相信这种

说法，不知何以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革命派、孙中山试图经过

革命，凿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通途，立宪派抵制革命，阻塞那种通途。他们的根本相异之点，

就在于此。

第三，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

孙中山登上政治舞台，很快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势。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

据，四分五裂。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成了孙中山全部爱国斗争的一项迫切任务。

斗争的时间越长，他越发深刻地理解到，封建军阀割据、国家不统一，与外国侵略势力、不

平等条约是牢固纠结在一起的。这种理解，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

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述：“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

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

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

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①[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四卷本），

第三卷（宣言），第70-71页。]一九二四年从广东北上，他多次谈话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

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中国现在是作十几个国家的殖民地，有

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中国近来的兵和督，都是外国条约造成的”。排除

扰乱中国的外国势力，中国的和平统一才有可能。从广东到北京，要求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

会议，直至在北京逝世，可以说，是孙中山谋求国家统一，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中国不应当分裂，只应当统一的道理，孙中山不止一次作过论述。例如在《支那保全分

割合论》里，在《民报》周年纪念演说里，都讲过这方面的道理。1924年讲演《民权主义》，

大段论述这个问题，最为精辟。当时一些主张一切照搬西方的知识分子，以为美国的所以富

强，是由于实行联邦制。所谓联邦制，是各邦自定宪法，分邦自治。中国要象美国一样富强，

便应该各省自定宪法，分省自治。等到省宪实行了以后，然后再联合成立国宪。换句话说，

就是把本来统一的中国，分裂成二十几个独立单位，等将来某个时候再来联合。针对这种“学

说”，孙中山痛加驳斥说：“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

象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

国的联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

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都是一样

的莫明其妙。„„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

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中国东部，形式上向来本分

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

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

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

两洲；推到宋朝的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

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

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

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的国

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

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

割据我们要铲除它，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误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

来割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我们推翻清朝，继承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

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

地方自己去割据，象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

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

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爱国，就要

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这些道理讲得多么好呵！孙中山特地列举东三省、新疆、热河、

绥远、青海、蒙古、西藏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的，没有举出台

湾，这显然是因为台湾当时正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面。

爱国，存在着爱哪个阶级的国，统一，也有统一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权的问题。《春秋》

主张“大一统”，那是古代封建的统一。康有为《辨革命书》，一开头就攻击革命派号召各省

自立，必定把数千年一统大同的中国分裂为十八国，乃至数十小国，力追印度，求弱求亡，

愚不可及。他表示要“爱大中国，爱统一”。康有为的要求，是把中国照旧统一给卖国主义

的清政府。曹锟、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段祺瑞主张开“善后会议”，实行统一。他们都

是要把中国统一到帝国主义代理人封建军阀手里。孙中山尖锐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

定是野心家”。不容许买办阶级、封建军阀分裂中国，也不容许他们实现梦寐以求的反革命

的统一，这两者是一致的。

孙中山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留下的遗训至为宝贵。时至今日，台湾与祖国大

陆仍处在人为的分裂之中。它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也违反孙中山

的谆谆告诫。促进台湾归回社会主义祖国怀抱，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加速我们伟大的

祖国向四个现代化前进，一切爱国者都负担着这个光荣的职责，义不容辞。历史的潮流是不

可违逆的。谁要反其道而行之，又拒绝改弦易辙，就难免有陷为民族罪人的危险。这是不容

许等闲视之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

宁）。这种感情，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今天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不管什么势力，都不可能最后破坏这个基础。祖国的统一、大陆与台湾人民的团结是一定要

实现的。

孙中山把自己的学说、理论概括为“三民主义”。爱国主义是产生这种学说、理论的思

想动力。爱国，只应当爱独立的、革命阶级的或人民群众的国；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和爱国就要反对分裂，坚持人民国家的统一，这一些，又是三民主义某些方面的具体化，实

践化。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掀起了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新高潮。一部分

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觉醒起来，推倒清王朝这个外国统治中国的工具，意义是重大的。然而

帝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动摇；去掉一个清朝皇帝，接着又出现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大

小皇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没有力量赢得一个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结局，哪怕象

同一个时间里西方墨西哥、稍后一点东方土耳其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历史无情，向

世界宣布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承、发展孙中山和其他爱

国、革命先驱的事业，领导人民继续奋斗。在辛亥革命三十八年以后、孙中山去世二十四年

以后，人民最后搬掉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中国历史重新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轨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乃是这种独立发展的必然结果。民主革命阶段的爱国

主义斗争，到这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孙中山的遗言说，革命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他所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正是指：

一，没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二，没有铲除封建专制统治，成就国家的民主主义改造。但

他为此做了长达四十年的努力。孙中山的一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战斗的一生。

民主主义，最初是指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纲领、理想

和政治体制。它以人民政权、自由、平等相号召。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

政权，不可能有不分阶级的平等、自由。但就象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在历史上是一个

大进步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相比，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囚禁，近代更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共同统治。出路在哪里？用资本

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那时，这是走历史的必由之

路。孙中山揭案的纲领和革命实践，使他成了近代中国最富有光辉的民主主义的旗手。至于

西方走过来的历史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能行得通，那是另一个问题。

兴中会誓词中写着要“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军政府宜言》强调今天的事情与前代

不同。前代是英雄革命，今日是国民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为自由、平等、

博爱”。建立民国，列为同盟会四大纲领之一。“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

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再加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完全的革命民

主主义纲领。

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有相通的地方，有不相通的地方。爱国，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要求恢复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或民主主义则是要求推倒封建专制，实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

等的政治理想。爱国主义者可以反对讲民权，民主主义者必定以爱国为前提。民权主义纲领，

使孙中山领导的运动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这表现在：第一，它与林则徐以

下的封建阶级的爱国思想区别开来了。那些爱国士大夫能够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主张抵抗

外国侵略，其中如魏源评述美国的政治制度，极力赞美，天真地认为“其章程可以垂奕世而

无弊”。但他们仍站在封建阶级立场上看世界，与民主主义相差一个历史阶段。第二，与太

平天国、义和团那种单纯的农民革命、农民思想区别开来了。太平天国、义和团反帝反封建、

功勋不可磨灭，而他们的思想武器、理想世界，仍不外乎平均主义。太平天国《天朝四亩制

度》成了那种理想最完备、最有系统的文献。后来的《资政新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它企

图用模糊的资产阶级理想，代替农民平均主义，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从政治思想上看，却

一点也谈不到民主主义。孙中山多次积极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坚决地表示自己站在革命

人民一边，很有意义，但其中从来也不包括赞成它们的平均主义理想的意思。第三，与资产

阶级改良派区别开来了。改良派从康有为起，一面讲中国两千年来就没有了封建压迫，一面

又讲中国缺少民权，号召兴民权。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宣称，中国要变法，挽救危局，非

有“圣主”当权不为功；要定良法，保持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一九○一年，梁

启超叙述《清议报》的宗旨说：“一日倡民权。始终抱定此议，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

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

①[《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词》，《饮冰室合集》，第三册。]他甚至认为共和政体短期内固然不

能实行，也承认它符合社会进化趋势。但这种高调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越增长，改良派的惊慌恐惧也越增加，他们的民权宣传随之越发减少。

一九○三年，原来的著名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梁的言论强烈影响中国四、五

十家报纸，社会思想、舆论跟着大变。“公倡民权，或故示以加倍可骇之说，然，使彼等倡

民权者，得所借口，如近世虚无党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大不可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应当加意慎重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36-337页。]。改良派

早就宣传一种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论点，说中国人民智未开，“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

现在梁启超起劲发挥这种论点，说是“吾辈令勿徒艳羡民权，而必当预备其可以享受民权之

资格。此格既备，虽百千路易十四为之君，百千梅特涅为之相，未有能压制焉者也。此格不

备，虽无压制，又将奈何！„„故吾国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实皆公等所

自造。公等不造良好政府，而好造恶政府，其又准尤也！”③[《敬告我国国民》，《饮冰室合

集》，第五册。]“公等”没有造出良好政府以前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开明专制。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的时候，他的以共和制度为核心的革命民主主义与康梁等从君主立宪到

开明专制的改良主义，就最后分清界线了。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

从孙中山开始的。一语道破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根本内容、民主革命的由来。

西方研究孙中山的论著里，近来有一种说法：孙中山至少在兴中会时期不成其为一个民

主主义者。例如他听信香港文人何启的话，推迟提出共和的目标。首先坚决主张这种政体的

是杨衢云，而孙中山的纲领、计划自相矛盾等等。这方面的研究，纵然新的发掘不多，对于

了解一位革命家斗争的环境、思想演变过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早期的不成熟，存在改良

主义思想，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成为一代民主主义旗手，这不正是他杰出、先进的地方吗？

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头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制。

武昌首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它是中国几千

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共和制度的建立，孙中山极力鼓吹、坚

持，前驱先路，功劳最为显著。

湖北军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废除清朝皇帝的年号，并

号召各地会党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随即颁布《临时约法》。其中规定：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

和被选举等项权利。美国、法国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都在其中了。临时政府同

时又颁布法令，保护人民权利，取消清律中某些封建等级的规定，宣布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

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同三民主义、孙中山亲手拟订的同盟会纲领是密切相联系的。南京

政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它绝非无足轻重。袁世凯的皇帝梦，张勋、康有为的复辟纷纷败灭，

徐世昌想“还政于清”，根本没有来得及上演。共和制自此在中国站稳脚跟，再也不可动摇

了。

要知道，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鼓吹坚持共和制，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改良派固然拼命

反对，革命派里面大部分人也不真心赞成。章炳麟写过许多文章，宣传用革命手段打倒清政

府，负有重名。但他的宣传集中到一点：排满复仇。邹容著《革命军》，反对封建统治，旗

帜鲜明。章作序，偏偏强调所谓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推倒清朝统治，

只应当叫光复，不应当叫革命。对于共和政体，他表示不妨“随俗为言”，人云亦云；“共和

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民报》和革命派的其他出版物

上，都可以找到与章炳麟观点相同的议论。理论家如此，主张反满而抱有皇帝思想的人就更

多。1906年，《民报》举行周年纪念，孙中山讲演，特地指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

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

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

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是人人晓得的。“惟尚有一

层最紧要的话，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

家做私人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今天的中国，万国眈眈虎视，如

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必将四分五裂，自亡其国。“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①[《民报》，第十号。]

把反对帝王思想作为“最紧要的话”来加以强调，正表明当时在革命派内部认识分歧，旧思

想、旧势力顽固存在。后来孙中山不止一次讲到过这种情形：当他提倡革命之初，愿意参加

者，十个人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皇帝思想的。只是由于反复宣传革命不但要推翻满清，

并且要建设共和，才使多数人的皇帝思想逐渐化除了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

和这同时，欧美国家里也有认为共和政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英国人加尔根自充学者，深入

我国内地，广为调查，著有《中国变化》等书。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孙中山路过伦敦。

加尔根前往旅馆游说，认为中国实行共和制是万不可能的事。反复辩论，连续数日。至于国

内封建阶级都反对共和，都拥护皇权，自不消说。孙中山和他的忠实，就是在这种情形

下坚持斗争，然后使共和政体得以成为事实的。

国内国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撰述里面，都有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做一脉

相承的。那么，共和政体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关系怎么样呢？

洋务运动的理论家冯桂芬，最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所谓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就是说，君君臣里那种

封建秩序不可更易。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后来发表《劝学篇》，发挥冯桂芬的思想，明确

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③[《劝学篇·设学》。]。把这个口号具体应用在政体问题上，

就是尊君权，反民权--不管哪种形式的民权。《劝学篇》上说：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倡民权

之说，实在危险！中国虽非雄强，百姓却能够相安，全靠朝廷的纪纲维持。民权之说一且流

行，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外人必来乘机占据。泰西各国，无论君主、

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如果人人自主，“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

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蕃蛮獠，亦必无此俗”。

总之，“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万万讲不得①[《劝学篇·正权》。]。几乎同时，大

官僚孙家鼐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强调指出，“中国五

千年来，神圣相继，政教昌明”。他所说的“中学”，即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政教，意思是很

清楚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兴民权，在这个问题上跟洋务派分手了。但他们兴民权的界限，

到君主立宪为止，从来也没有逾越过这个界限。参加维新运动的个别人如谭嗣同，强烈反满，

流露出有反对君主制，赞成共和制的思想。他在《仁学》上说，法国革命，宣传“誓杀尽天

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也有人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

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这都证明君主制为害，非生人所能忍受②[《谭

嗣同全集》，60页。]！谭嗣同的某些话相当激烈。但《仁学》一书，在他生前并不曾印行，

那些思想也不见于别的地方。因此，它与维新运动毫无关系。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

共和政体的反对者。康有为的言行尽人皆知。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斩钉截铁地说：“革命

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共和政体就算不坏，“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

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与汝长别矣”③[《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

集》，第五册。]。武昌起义一个月以后，梁启超仍然主张虚君共和，并总结以往的观点说：

“吾五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

乃大恨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走向政府，而不肯以皇

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态，盖

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

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重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

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如今清朝皇帝人心尽去，已经无可挽回。“然

则舍现在皇统之外，仍有行虚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

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

皇帝。此视希腊、挪威等之迎外国王子，其事为尤顺矣。夫既以为装饰品，等于崇拜偶像。

则亦何人而不可以尸此位者，此或亦无法中之一法耶？”①[《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

合集》第十册。]严复在辛亥革命以后很久，照旧鼓吹君主制，反对共和。他认为“天下仍

需定于专制”。“项城之失，„„固别有所在，非帝制也。„„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

中外人士同此言”。“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总之，鄙人自始至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

宜采之政体。”②[《与熊纯如书》。]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共和制

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是彼此对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

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

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

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再一个重大贡献，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

国共合作，准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新三民主义的基础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依据这个政策，《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全面的、新的解释。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压迫，民生主义强调扶助工人、农民。关于民权主义，那上面写着：“近世各国所

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

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而且直截了当指出，国民党的民权，与所谓“天赋

人权”的主张不同，务求适合现在中国革命的需要。“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

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

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意思明朗，敌我界线昭

然。《宣言》末尾指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也就是凡与此不同的，便是

伪释，是赝鼎，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评论说：在那以前的三民主义，是旧的

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在那以后

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新

三民主义。这个划分是准确的。以前不存在三大政策，以后立足于三大政策，两个阶段，区

矣别矣，至为显著。

新三民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出现三民主义的提法。其中说：“余

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日民权、日民生。”从那时起，孙中山不时宣传他

的主张。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著《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阐述

革命的必要和种种设想。那些论著对三民主义却没有增添任何内容。《民权初步》专讲开会、

发言等程序，不涉及民主的实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崭新的形势出现在

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外在条件。孙中山近二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景仰和同

情。现在他以锐敏的眼光洞察到要使中国革命胜利，必须“联共”，接受中国无产阶级先锋

队的帮助，与马克思主义结成伟大同盟。照他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

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这二讲。]。这是内在的根

据。条件通过根据起作用，新三民主义于是乎诞生了。在这里，孙中山给自己树立起了一位

民主主义革命家所能达到的巍峨里程碑。国民党的党史著作、自邹鲁《国民党史稿》以下，

讲这一段历史，都极力把孙中山描绘为仿佛受共产党欺骗、利用，然后又觉悟到“共党跋扈，

应予制裁”的样子，完全不真实。宋庆龄秉承孙中山遗志，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毅然与中国

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奋斗不懈，就是对那种不实描绘的有力反驳。那一段历史，应

当重新认真加以研究。

国共合作，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准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的

到来。

旧三民主义进为新三民主义，不用说，就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鼓吹共和制那样，也并

非轻而易举。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陈炯明等内外夹攻，孙中山在广州处境十分险恶。更重

要的是国民党右派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

平山、邓泽如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制等为候补委员，负责

筹备改组工作。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反对联合共产党，说这是共

产党人的大阴谋。十二月初，孙中山亲自批复说：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

请鲍（罗廷）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未闻其事，切不可

疑神疑鬼”。“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

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

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

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民权主义发端于选举，若因噎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若怕流

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责任。„„”“种种方法有不善者，自当随时改良，方期进

步。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①[邓泽如：《中国国民

党二十年史迹》。]。不久国民党改组了。右派又造出种种调言，施加破坏。孙中山发表《通

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回答他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革命青年发起研究

社会主义，这应当是“吾党欢迎而引为同调”的。“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

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相，则本

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

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

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

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

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②[《国父

全集》，第一册，888-889页。]右派进攻，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还击，说明实行三大政策，

变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斗争是激烈的。

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在这两个方面，孙中山的特定地位，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因为

爱国主义是与以前的人所共有的，民主主义是他所创始的。不止这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

论，本来采自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当他把旧三民主义变为新三民主义的时候，开

始尖锐抨击西方民权主义的虚伪性，如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讲的那样。在《民权

主义》和其他讲演中，他反复申述：中国实行民主，仿效外国，“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

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令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

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

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①[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

五讲。。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至于政治理论，

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讲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研究的价值，还在被应用，根本上没有大

变。“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象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管理物的方

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

很有大害的。”②[②同上。]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多年，没有进步。法国现在实

行的民权，还不如从前革命时所实行的。美国、法国政治机器依然有很多缺点，不能满足人

民的愿望，人民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

更不如一代，还要再起革命吗？”③[《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俄国十月革命建

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注意。他说，欧美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止境。

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人民独裁”政体，材料很少，不能知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

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俄国政

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要知中国革命成功将来的情形，便可以

看俄国现在的情形②[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四卷本），第三卷（讲演·丁），第55-56页。]。

从倾心西方民权制度到赞赏“人民独裁”，形成了孙中山这位大革命家对待民主问题的显著

特色。确定他的特定历史地位，必须分辨出这个特色。

“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外国的民权办

法不能做我们的榜样，不足为我们的导师”；“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一味的盲

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要

再起革命吗？”孙中山这些话何其警醒！它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今天仍有意义，足以

发人深思。

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一文中写道：“从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实践看起来，他在晚年

的伟大转变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

在若干原则上达到基本上的一致。因为他感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所以在他的遗嘱里，

提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在《孙中山和他同

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又写道：“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

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

的革命”。这个论述极其深刻。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

山四十年革命斗争所达到的光辉顶点。

台湾国民党不久以前开十二大，当局扬言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不敢正视现

实，也害怕正视历史。他们口中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么?中国共产党早已

把它付诸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站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前列。

“耕者有其田”，消除“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私人资本，已全部变为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

孙中山的理想。他们指的是由蒋介石加以伪释、与孙中山真释相反的反共反人民的假三民主

义么?蒋介石掌握政权二十二年，全部事实，都说明它只会使中国大分裂，亡国惨祸临头，

与统一背道而驰。第一，头一个十年，双重内战，国无宁日。一重内战，是“围剿”工农红

军，血洗半个中国。再一重内战，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连绵不绝。一九三六年，王芸生写

过一篇长文，叫《十年观潮记》，内容详实，可以查看。第二，抗日战争八年，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不是有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中国不止半壁河山，就要被日本军阀“统一”过

去了。第三，“戡乱”四年，空前大屠杀。美国代替日本，中国很大一部分权利，又被新的

主子“统一”过去了。第四，逃出神州大陆，困守台湾海岛，直到没世。蒋介石竭尽毕生之

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结果如何?这就是它的全部。多亏外国的庇护，他们才在台湾

暂时保留了一块自己也知道不过厚颜说说而已的“反攻复国”基地。现在又重新弹起老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救中国，难道蒋介石那种彻底破产了的假三民主义还能骗

得了任何有起码常识的人，还能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吗?历史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唐人李

商隐的诗：“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台湾当局的话，除了要阻碍祖国统一，不

顾民族大义，实在只剩下了蝴蝶入梦，杜宇悲春的意思。识时务者为俊杰，回到现实生活中

来，才是正大光明之路。

民主主义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和弱点。论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不是要简单地抱着崇

敬的心情去一味歌颂，讲上多少个巍巍乎，荡荡乎。当然也不应当反过来夸张消极面，说得

似乎一无是处。越是把他放在实际矛盾中加以剖析，越能显示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始终

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立场，不愿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景仰、同情，也

有因涉猎甚浅而发出的非难、讥评。军政、训政的主张，权与能分开的主张等，都不幸为国

民党右派建立独裁统治，镇压人民所利用。西方一些论著上说他思想缺乏深度，在实际斗争

中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妥协，不坚定，也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对那种妥协性，当

时就有过善意的、严肃的批评。但是，即使把所有那些加在一起，也绝不足以掩盖他为民主

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建立共和政体，实现国共合作，这两大业绩，任何人为其中之一作出决

定性贡献，就又幸福，又光荣，足以为举世所尊崇。现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加倍难能

可贵。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是永久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