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泓之战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颜世安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２】００９３）

摘要：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

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

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

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

的变迁。

关键词：华夷之辨；春秋泓之战；襄公；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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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Ｋ２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ｌ一７２８７（２００４）０３—００６８—０６

春秋时代，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曾想接替中

原霸主的位置。他的努力短短几年就失败了，对春

秋时局没有什么影响。宋襄公死后第二年晋文公

立为晋国国君，不久成为中原霸主。史家说到早期

霸政都说齐桓晋文，没有宋襄公的位置。但是宋襄

公为争霸中原与楚国在泓水打了一仗，却因风格的

奇特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在这场著名的“泓之

战”中，宋襄公为坚持贵族礼仪而放弃有利出击时

机，结果大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古代人即有不

同看法，至今学者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流行之见则

讥其迂腐。然而此事颇有深意，绝非迂腐一说可以

了结。在这场战役背后，其实有春秋初期某种较深

层的历史变局在起作用。此外，后人对此战的议论

也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持续引人注目的文化

现象，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要解释泓之战，先需把宋襄公争霸的来龙去脉

简单梳理一下。

《春秋》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６４３年）齐桓公

去世，齐国发生诸公子争位之乱。宋襄公曾是齐桓

公霸政最主要的盟友，桓公生前将太子嘱托于他，

于是宋襄公率诸侯平齐乱，立太子为齐国国君（孝

公）。这件事使宋襄公获得了威信，他开始谋求齐

桓公去世以后留下的位置，出来主持诸侯事务。但

是他此后做的几件大事却接连受到当时舆论批评。

鲁僖公十九年夏，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杀种国国

君来祭祀东夷人的一种古老社坛，此举意在笼络东

夷人。宋国是殷人之后，东夷与殷人渊源甚深，宋

襄公为聚集力量，显然想把殷商旧族以及东夷的力

量动员起来。但是宋国公族子鱼反对用活人祭祀，

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日薄德，今

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

亦难乎。”同年秋天，因曹国不服宋，宋国军队围困

曹国。子鱼又不同意，对宋襄公说：“文王闻崇德乱

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６—１１

【作者简介】颜世安（１９６５一），男，山东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古代思想史。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０４ＤＺｓ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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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鲁僖公二十年，宋襄

公想要会合诸侯，鲁国著名的博学君子臧文仲听说

以后，也批评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

济。”这里要请读者注意，引文中前后三次对宋襄

公的批评，都出自某种道德标准。子鱼和臧文仲是

那时著名的君子，他们的批评代表着舆论。毫无疑

问这种推崇道德的舆论风尚与后来的泓之战是大

有关系的。

《左传》一再记录时人对宋襄公的批评，但其客

观的记载却使我们看出，宋襄公在齐桓公去世后最

初三四年的努力实际上很有成效。在鲁僖公二十

一年（前６３９年），宋、齐、楚三大国为鹿上之盟，宋

竟能够迫使楚国同意它的盟主地位。论实力宋国

只是二流国家，有此成绩，自是有一批中原国家在

背后支持。这是宋襄公争霸活动几乎要接近成功

的时候，但它与楚国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尖锐，这时

宋国的子鱼就预感宋国将有祸难。果然，同年秋诸

侯在盂地大会，楚国突然不顾会盟规矩动起武来，

出兵拘押了宋襄公，并带着他来攻打宋国。《左传》

对这事的记录不详细，只说到这年冬天诸侯会盟于

薄地时，楚国又把宋襄公释放了，其中的因果未明。

《公羊传》记史事不多，却对这事有记录。事情的经

过是：宋襄公与楚成王约定盂之会是不带兵车的

“乘车之会”，会盟之前子鱼估计到楚国可能要背

约，建议宋襄公有所提防，但是宋襄公坚守信约不

带兵力赴会，结果在盟会上被楚国武力拘押。幸赖

宋襄公临危镇定，子鱼在宋国主持大局，才使楚国

无机可乘，最后不得不释放宋襄公。《公羊传》对宋

襄公非常称赏，所记可能有夸张，但是宋楚约以乘

车之会而楚以兵车相临这件事应是可信的。

至此，宋襄公谋求霸政的行动，便面对了楚国

这个最严重的障碍。在此之前宋襄公的努力已经

有了若干结果，肯定已有一部分中原国家赞同宋国

出来主持大局。①宋齐楚三国鹿上之盟，是当时最

有影响的三个国家会商局势，楚国在此次盟会上同

意宋国主盟中原，一定是因为宋国得到齐国和其他

国家的支持。不想同年秋天的盂之会楚国突然翻

脸，用武力打乱宋国的部署。事情发展至此，宋国

图谋以盟会压服楚国的计划就失败了。此时宋国

要么放弃建立霸政的努力，要么与楚国正面一战。

子鱼建议放弃努力，但宋襄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

人，不肯后退，于是在鹿上之盟的第二年，爆发了著

名的“泓之战”。

夏，宋公伐郑。……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

战，大司马固谏日：“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

赦也矣。”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

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日：“彼众我

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日：“不可。”既济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日：“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

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日：“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

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这一仗宋国大败，宋襄公本人在此战中受伤，

于次年夏天去世。再过一年，宋与楚媾和。宋成公

亲往楚国，主动把宋国放回了二等国家的地位，自

此以后，终春秋之世，宋国再也没有机会觊觎霸政

权力。

在泓之战中，宋襄公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

会主动放弃有利的战术时机？这成了两千多年来

人们一直议论不决的一个奇特事件。春秋时代对

此事已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宋襄公是不懂打

仗的道理，子鱼在战后对宋襄公有大段批评，说在

战场上没有礼义可言，如果讲究礼义，就不如不要

打仗。从上引文中“国人皆咎公”这句话看，子鱼的

批评可能也代表宋国的民意。《左传》作者大段记

录了子鱼的批评，显然是赞同这种看法的，后来司

马迁《宋世家》写泓之战时基本录下了《左传》的记

述，他也是赞同子鱼看法的。另一种看法以《公羊

传》所记的议论为代表，《公羊传》记述泓之战的过

程与《左传》差别不大，但最后引用的春秋时人评价

则与子鱼完全不同：“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

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

过此也。”这里的“君子”便是春秋时与子鱼意见相

左的一些人，《公羊传》作者显然赞同他们的观点。

司马迁写《宋世家》虽因袭《左传》录下子鱼的批评，

但是在最后“太史公日”中也提到：“襄公既败于泓，

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

礼让也。”司马迁是公认的良史，他的记录可信度

很高，他也提到古代有“君子”对宋襄公十分嘉许，

证实了《公羊传》所记不诬。

这两种古老的评价，至今学术界仍大体赞同前

一种。说宋襄公不懂打仗看上去十分合理，可是我

们若留心那时宋楚的力量对比，就看出问题决不如

此简单。楚国那时军力极强，锋芒北向，中原国家

无不畏惧。鲁僖公四年（泓之战前十八年），齐桓公

带着八个国家（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联军南

征楚国，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算是把楚国的锋

芒挫折了一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联军与楚国

①《左传》鲁僖公十九年秋，“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

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有注家以为陈国是意在

抵制宋襄公，但是鲁僖公二十三年夏，宋泓之战失败后，楚国立即

讨伐陈国，“讨其贰于宋也。”证明陈国曾经附从宋国，那么陈国联

络诸侯维持齐桓公霸政格局的举动，应当是在支持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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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从春对峙到夏，始终没有正面交锋。那时楚国固然

不敢贸然与八个国家同时面对，中原联军也不敢轻

动。如果不是对楚的军力存有畏惧，这只庞大的北

方联军何必拖延近半年，最后以谈判了局呢？再看

泓之战以后六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之战，此战是晋国

战胜，中原国家第一次打败楚国。但要注意的是，

晋国是倾全国之力对付楚军的一支偏师，①晋文

公战前仍然疑虑重重，甚至想放弃，若非部下给他

打气，城濮之战就打不起来。②北方国家对楚的畏

惧由此可见。泓之战是宋国独立抗楚，宋国军力远

不逮齐、晋，几乎没有取胜可能，试想即使宋军乘楚

军立足未稳出击，又能有多少胜算？子鱼事后批评

中有一句，说即使利用险阻出击，“犹有惧焉，”就说

出了这一层意思。明白了这里面的曲折，我们就有

理由推测，宋襄公在与楚军对阵时坚持礼仪，并非

不会打仗，他可能是在运用一种非常的策略。当

然，仅仅凭宋楚之间力量对比，还不能支持这样的

推测，这里还需提到另外两点相关事实。

第一点，从宋襄公争霸的前后行径来看，他并

不迂腐，很会用灵活手段处置不同问题，有时颇为

刚狠。如为笼络东夷不惜用人祭，曹国不服则诉诸

武力。他为什么在对付楚国时就变成了迂夫子？

这有点不合情理。第二点，宋襄公与楚国打交道时

注重礼义乃是一贯做法，并非泓之战时心血来潮，

这一点从前述盂之会故事已经可以看出。那么宋

襄公为什么独独与楚交往要坚守礼仪呢？这里有

一个极重要的事实是，楚国当时尚未被纳入“诸夏”

阵营，文化风格大异于中原，中原国家对之颇有敌

忾之气。④宋国武力不能敌楚，利用齐桓公时形成

的夷夏之辨局面，以文化故国的名义号召中原诸夏

联合御楚，确乎是宋国能够扼制楚的一个最好策略

选择。

把宋楚之间军力的悬殊与上述两点事实结合

起来看，可以推断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坚持礼义，是

在危急局面下坚持对楚的一贯策略，同时也是在赌

一个东西，就是以战场失利的风险，争取中原诸侯

对“礼义”的呼应。这固然是拿宋国子弟的生命来

冒险，但是在一年前盂之会时宋襄公明知楚国可能

动武，仍坚持礼仪不带战车前往，他不是已经拿自

己的安危冒过一次险了吗？泓之战看上去不可思

议，其实是同样风格的又一次冒险。宋襄公与楚对

垒时一再甘冒风险坚持礼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

把礼仪视作了号召中原国家同仇敌忾对付“蛮夷”

楚国的法宝。宋襄公不是迂阔的道德家，这从前文

所引当时人物对他的批评看得出来。但他是极主

观偏执的人，竟能想象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中靠

坚守礼仪，来动员诸夏国家对蛮夷的敌忾之气。钱

穆曾经指出，殷人习性与周人不同，周人擅长政治

与军事之组织而重现实，殷人尊信宗教，富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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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于艺术。由此种习性，殷人常常“狂笃于想象”

而不顾现实。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非常之举即是

由于此。不独宋襄公，其他像“揠苗助长”、“白日攫

金”之类皆殷民族的宋人所为，说明殷人这种习性

到战国时代还有保留。④这是对宋襄公奇特行为

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解释。但仅有这～面还不能

完全解释泓之战，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自齐桓

公创霸运动以后，中原国家确实勃兴起礼仪道德的

风潮。宋襄公虽主观偏执却非不顾现实，当时若无

崇尚礼仪的风气，这位一心想做霸主且善用灵活手

段处理政务的人，决不会为固守礼仪而甘冒风险。

宋代以后儒者常指证宋襄公伪善，非真有道义，也

说明这一点。这些指证另有意义，后文将作分析。

但宋襄公不是一个固守礼仪的君子，这一点却可以

肯定。他在泓之战坚守礼仪，应该是做给中原诸夏

国家看的，如同盂之会坚守礼仪一样。这确实是

“狂笃于想象”，但宋襄公的偏执狂想，却是当时历

史气氛的产物，这一点至为重要，古今论泓之战者

却都未能揭破。

学界谈到春秋时代讲求的礼仪风尚常有一个

大误解，就是以为这是西周时流传下来的旧传统。

所以主张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真守礼仪的人就相信

襄公是一个迂腐的旧人物。其实春秋时贵族言必

称礼，动辄以“礼义”绳墨人物和政治，乃是齐桓公

霸政以后兴起的风尚。西周虽有礼仪制度，却无以

“礼”为尺度评估人物和制度的做法。西周灭亡以

后，诸侯陷于战乱近百年，齐桓公一朝以“诸夏”相

号召，因种种历史因缘，这个口号迅速被诸侯国家

接受，代表诸夏身份的礼义也取代旧观念中的神，

成为中原各国贵族热烈礼赞的新图腾。齐桓公和

管仲并非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只是“以力假仁”，他

们领导齐国退还侵地、确立规矩、抗击戎狄、救危扶

弱，这些行为的真实动机固然仍待研究，但其在诸

夏国家激起“礼义”的热潮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股

热潮使齐桓公去世不久即成为中原各国普遍怀念

的以礼义力量整顿秩序的英雄。一些礼义感特别

热烈的贵族分子甚至认为齐桓公做的还不够好，前

引宋国公族子鱼批评宋襄公不该以小国之君为牺

牲时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日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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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这里的“义士”便是当时鼓荡舆论最力的狂热

分子。泓之战败后，面对国人的指责宋襄公辩解

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话充满故

国遗老的悲情，但在当时情形之下却暗合着诸夏各

国对古传文化的骄傲。

综合以上分析，我想做出以下判断应是不会错

的：宋襄公在盂之会和泓之战两次为坚守礼仪而甘

冒大险，确是与“狂笃于想象”的性格有关（且不论

这是他的个性还是殷人的民族性），但他同时是看

准了时势，是在迎合中原各国在齐桓公去世后对一

位礼义英雄的期待。《公羊传》和《史记・宋世家》所

引的“君子”意见表明，宋襄公失败以后，当时就有

人认为他正是这样的英雄，这位礼义英雄没有得到

呼应是宋国臣民和中原各国的错，不是他本人的

错。《公羊传》所记的“君子”赞扬宋襄公临大事不

忘大礼，可比于古代文王，同时还认为宋国“有君而

无臣”，这是批评子鱼等人未能与襄公一致；《史记・

宋世家》则说古之君子在襄公败于泓水以后“伤中

国阙礼义”，这是批评中原各国的礼义精神不够了。

这两部典籍所记的“君子”也是春秋时鼓荡礼义最

热烈的人，与前文所引认为齐担公“薄德”的“义士”

大体属于同一类。他们的意见当然不能左右春秋

政坛，但它是一种强有力的舆论思潮。这强有力的

思潮便是泓之战的温床。泓之战在军事上是大败

笔，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六年之后晋楚城

濮之战相比，但这场战役作为一个反映春秋文化风

潮的事件却得以留下其独特历史地位。

１９３４年，胡适发表一篇长文《说儒》，提出春秋

时有一个殷人复国的大运动，说殷商族人亡国以后

的几百年中，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商

颂・玄鸟》中，可以看出殷人在期待一位民族英雄来

做复兴的大事业，宋襄公的雄图便是受到这复兴梦

想的鼓荡。宋襄公失败以后，殷人武力复兴的梦想

破灭，便渐渐转化成对一位本民族文化英雄的期

待，孔子的学说便由这样背景而生成，故原始儒学

实是以古代东方殷人文化为根本之学说。①此文发

表后反响甚大，学界名家大多不赞同，②但反对的

意见主要集中于对孔子学说渊源和原儒性质的判

断，殷人复兴梦想与宋襄公图霸之间的关系则未引

起重视。今天我们检讨泓之战的来龙去脉，不能不

承认胡适文章有一种大眼光。宋国在当时从实力

论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宋襄公敢于图谋霸权，一定

是与某种特别的支持力量有关，殷人的复国梦想，

或者也是这里面的支持力量？

殷商亡国以后三百多年，到春秋时代是否仍有

一种复国的雄心？胡适提供的证据有三，第一，宋

襄公在齐桓公死后要扩展势力，曾用种国的国君来

祭次睢之社，这是意在笼络殷商旧属的东夷之人；

第二，泓之战前夕，子鱼谏襄公时曾说过一句：“天

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明确提到了

殷商复兴的问题；第三，《商颂》的《玄鸟》篇中说到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茧十乘，大糟是承

（“糟”胡适训为“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

彼四海，四海来假”。这位武丁孙子的“武王”是谁

呢？商代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已无有一位无所

不胜的“武王”。胡适认为此诗说的是一种预言，

“武王”乃是一位未来的英雄，“这个未来的‘武王’

能无所不胜，能用‘十乘’的薄弱武力，而承担‘大

艰’；能从千里的邦畿而开国于四海。这就是殷民

族悬想的中兴英雄”。这三个证据已颇能说明问

题，本文还可以加上一个背景的证明。西周灭亡以

后，在中原各国即流传一种姬姓已衰，它姓将起的

议论。《左传》鲁隐公十一年（前７１２年），郑庄公会

合齐鲁攻破许国（姜姓），但他不打算灭许，他的理

由便是周族已经衰败，他不能与“太岳之胤”的许争

胜。这或许不是郑庄公保留许的真正原因，但他用

作堂皇的理由说出，便表明氏族之间将有政治权力

转移是那时流行的观念。鲁宣公三年（前６０６年）

楚庄王问周鼎轻重时，连王室自己也承认周德已

衰，作为权力象征的宝鼎将迁往他姓，只是强调这

一时刻尚未最后到来。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殷商

作为东方大族，又是三百年前被西周的打败的旧王

族，它中间的部分狂热分子有复兴故国的梦想是很

可能的。宋襄公的霸业雄图应当与这个殷民的复

国之梦有关，泓之战前夕子鱼所说的话是有来历

的。

可是如果认为殷民族的复兴梦想是宋襄公图

霸的主要支持力量，那就错了。宋襄公图霸这件事

本质上是在另一个历史变动背景上发动起来的，这

个背景就是霸政运动的兴起。我们看宋襄公为谋

求霸政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虽然有笼络东夷，团结

殷商旧族，但其主要部分还是按齐桓公创建的霸政

模式联合诸侯。包括本文分析的核心事件，从盂之

会到泓之战中以“礼义”原则对待楚国，都是霸政时

代兴起的时尚。若无霸政运动造成的时势，宋襄公

决不可能凭殷遗民的力量就能单独向三百年前的

胜利者报仇。需知那时殷遗民数量虽不少，但许多

是分散在中原各国。④这些各国的殷遗是什么状

况呢？以周人为宗主的鲁国为例，殷民族到春秋时

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４本３分（１９３４年１２

月）。

②代表性的文章有冯友兰：“原儒墨”，《清华学报》ｌＯ卷２期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８２—２９８页。钱穆：“驳胡适之说儒”，见注５。

③西周初年大分封，周人派出同宗子弟武装占领黄河中下

游若干战略要地建立封国，同时配以若干数量的殷人宗族和其他

东方旧族，如鲁有：‘殷民六守”卫有“殷民七族”，晋有“怀姓九宗”

等，参见《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言周初分封。

７】

万方数据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代仍然保持着氏族组织和宗教习惯，但没有任何证

据显示鲁国那时周、殷两族之间有敌对情绪以及殷

人可能会反叛的迹象。可以确信，西周分封制下的

异族混居在几百年时间里成功地推动了氏族之间

的交融。到了春秋时代，虽然旧的氏族组织仍在，

但新的族群意识也已生成。从《左传》的记载看，殷

遗民在鲁国很可能据有“国人”身份，①他们既已

在鲁有社会地位，在族群认同上会倾向于异国的宋

襄公以同族相号召吗？这是极可疑的事。鲁国的

殷民如此，其它各国殷遗的情形亦当在仿佛之间。

《左传》中记各国故事，从未见有提到某国内部两族

间有剧烈冲突之事，冲突多在此强宗与彼强宗之

间，或执政的强宗与国人之间展开。殷人的种族身

份在各新兴地缘国家中既已淡漠，宋襄公和宋国部

分遗民在姬姓衰落的大势下试图复兴殷商的梦想，

便很难诉诸散布在中原各国的广大殷遗，这形势应

当就是襄公图霸的一连串行动主要依赖齐桓公创

建的霸政模式，而非以民族复兴口号动员殷遗的原

因。

霸政的兴起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

事件对历史演变产生的影响，现在学术界估计不

足，本文限于题旨和篇幅，不能全面讨论这件事，②

就探讨一下霸政形成对传统氏族关系发生的冲击。

前面说到西周灭亡以后，在各国贵族中有一种姬姓

已衰，它姓将起的议论。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议论，

也是某种真实的历史趋势。东周初近百年的混战，

许多小国被吞没兼并，同时崛起一批强国，这些强

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能扫平群雄，它就将代替原先

的王族，成为新的统治族姓。从霸政前的局势看，

既非姜姓的齐国，也非殷族的宋国有此统一的势

头，而是南方芈姓的楚国势头最盛。顾颉刚就曾说

过，楚国那时在南方崛起迅速北进的势头，很像公

元前１０世纪周人在西部的崛起，如果没有力量把

它挡住，中国便给它统一了。④傅斯年也曾说，如

果城濮之战的结果是楚胜晋败，那么楚国就会“灭

中原而开四代（“四代”即夏商周楚）。④楚国北进

的势头终于被中原的霸政扼止，这件事意味着历史

的一个转折，延续上千年的以族姓为单位争夺王权

的历史宣告结束，“诸夏”融合开启了一种新的政

治格局。霸政虽有霸主，霸主却与传统意义的王族

性质完全不同。霸主崛起所凭借的力量不是本宗

姓的团结，而是中原各大族姓的团结。齐国姜姓，

齐桓公最亲密的盟友却是殷族的宋和虞族的陈，桓

公的同盟中甚至没有一个姜姓国家。晋文公（姬姓

周族）还是落雄公子在中原逃难时，对他礼遇并提

供帮助的几乎全是非姬姓的国家（楚、陈、齐），而几

个同姓的兄弟国家（郑、曹、卫）却对他无礼甚至羞

辱。晋文公称霸后也毫不留情地讨伐这些同宗兄

弟。同宗之情无可挽救地衰落了，而一种新的族群

７２

感情在迅速升温，这就是“诸夏”之间以礼义文化为

共同符号和精神资源的感情。“诸夏”第一次文献

记载见于《左传》鲁闵公元年（前６６１年），此后几十

年迅速成为流行观念，与此同时“礼义诗书”也迅速

成为流行观念。⑤参与霸政的各国君臣，无不以礼

义相标榜，蔚成一时风气。在此风潮之下，齐桓公

刚去世即被尊为礼义的英雄，同时又有狂热的“义

士”责他仍然“德薄”。宋襄公本是齐国霸政最热心

的支持者，现在乘着“诸夏”团结的热浪追逐霸权，

他不可能不刻意表现大国之后（当时人认为诸夏就

是“虞夏商周之胤”）的礼义风范，加之殷民族或宋

襄公本人可能确有钱穆所说那种“狂笃于想象”的

偏执，于是遂有盂之会不顾个人安危以恪守信诺，

一次不够，又有泓之战不顾将士生死以坚持礼义。

泓之战的实质，是在特殊的文化风潮之下，军事上

的小国试图凭借文化大国的优势取得伟大奇迹。

宋襄公的失败，是过高估计了文化力量在实际政治

事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春秋

史，当然知道必有若干战场上的胜局，方能称霸，但

宋襄公身处那个礼义文化意识高涨的年代，他未必

没有存了凭道义形象可以形成一种新局面的想法。

宋襄公也许是有策略的考虑，但他表现礼义精神时

那种走火人魔的偏执却来自真实的文化风尚。

宋襄公最终失败的原因其实颇为复杂，现代人

想当然地认为泓之战打败就败了，事实上决非如此

简单，距其时最近的一些“君子”就不这样看，他们

认为宋国臣民和中原各国“礼义”不够，没有响应，

才是襄公致败的最后原因。这意见不见得全对，但

传达了某种真实的历史信息，宋襄公借中原诸夏之

文化亲和感抗拒楚国北进，是接通了当时最蓬勃有

力的社会资源。然而何以他一挫于盂之会，再挫于

泓之战，礼义的表现不可谓不强，这源泉竟不能涌

流？无怪情绪激烈的“君子”要出来批评中原各国

了。然而我们这时再回过去看宋襄公杀种子以动

员东夷，子鱼批评他要复兴殷商，便明白宋襄公不

全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是诸夏浪潮中的领物，

他同时还是殷族复兴这种旧思潮的领袖。可是问

题恰恰在于，聚合诸夏和复兴殷商当时是两种正相

①《左传》定公六年阳虎专权，“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

于毫社。”毫社是殷人宗社。

②参见拙文“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年５期。

③顾颉刚：“齐桓公的霸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３７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④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１０９页。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０年。

⑤《左传》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年），我们以鲁庄公十

五年（前６７９年）齐桓公始创霸业为界作～个统计，在此前４０余年

问，贵族语言中提到“礼”仅二次，赋“诗”一次，引“书”一次，此后至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６２８年）晋文公去世，５１年问为霸政高潮时期，

贵族语言中言及“礼”多至２９次，引诗和提到“诗”１６次、引书和提

到“书”６次。以上统计不包括“君子日”以及“礼也”“非礼也”一类

断语，因为那肯定是后人所加。根据这个统计即可知“礼”观念是

在霸政以后流行起来。

万方数据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反对的力量，想要同时利用这两种力量，那是注定

不能成功。宋襄公虽在盂之会泓之战迎合了诸夏

各国对一位礼义英雄的期待，焉知不是复兴殷商的

图谋暗中瓦解了他对中原诸夏的号召力？

四

无论从军事的眼光看，还是从对政局发展的推

动作用看，泓之战都没有太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惟

独以思想文化史的眼光来看，这场战役的内涵十分

丰富。正因如此，自古代起人们关于泓之战的议论

就始终围绕着文化价值的判断。从这些议论的变

迁，颇能看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变化的轨迹。

战国时代，人们谈到宋襄公大多不以为然，这

显然与战国崇尚智谋武力的风气相关。汉代经学

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逐渐占了上

风，代表性的说法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他说：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

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责之，将以变

习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俞序》）这里说的

《春秋》是《公羊传》，董仲舒的观点本于《公羊传》，

但有一点微妙的变化。《公羊传》里所记古代君子

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是相信他本来应

该像文王一样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的失败归因于宋

国臣民的萎缩。董仲舒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是只

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这看起来是一

种比《公羊传》更纯粹的道德观，但同时也是贵族社

会的精神传统瓦解以后的新态度。董仲舒实际上

不相信宋襄公那样的做法能有实际效果，也就是不

相信同时代的人能呼应他的做法。而《公，、ｆｉ传》和

《史记》所记的君子，却相信宋襄公的做法应该得到

广泛呼应。贵族时代的人真的相信礼义是军事政

治活动中的支配力量。贵族社会解体了，礼义不再

有这样的支配力，才被董仲舒抽象为一种单纯精神

的原则。董仲舒的观点在汉儒中渐渐成为支配性

的观点，并且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汉的《百虎通》推

尊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①这不仅是只问道义

不问成败，而且不顾实际历史成败，只凭道义来确

定历史人物的政治地位，其义例同今文家推尊孑Ｌ子

为“素王”一致。

汉代经学的意见确定了此后儒家传统中人评

价宋襄公泓之战的基调，这不是说后来的儒者都同

意宋襄公有德，而是他们此后都从是否真有德这个

角度来看泓之战。儒家主流崇尚道义，轻视功效，

尤其厌恶机变诈谋，所以宋襄公在战术上的迂腐很

少有人批评。《左传》所录子鱼那一派的意见在儒

者中没有多少同调，但是儒者往往怀疑宋襄公是不

是真有德。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列出宋襄公

三条罪，一是平齐内乱立孝公是“奉少夺长”（齐孝

公不是嫡长子），二是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三是

武力胁曹，以证明其无德。泓之战的表现不过是

“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②三条罪名中的第一

条，表现了宋代道学家偏于僵化的纲纪观念，颇与

汉儒不同。但总的说来胡安国的标准还是道义的

标准，他没有顺着子鱼的观点批评宋襄公“未知

战”，而是批评宋襄公伪。这个怀疑宋襄公作伪的

看法到了清代成为主流意见，我查阅多种清人相关

书籍，发现大多数清儒都对宋襄公不以为然，其思

路与胡安国大体相同，而且说法往往更趋激烈。④

如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宋襄公图伯”条后加按

语质问说：“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惨于残人之骨

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亏之杀，幸衾子之用，以视重

伤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

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④吴曾祺

《左传菁华录》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

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

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

道学之祖。”ｏ这两种说法都是揭露宋襄公虚伪，

但实际上仍然肯定“不以阻碍”是德者的战法，只是

宋襄公非真有德，伪饰以博虚名而已。所以从汉代

经学到清代经学，对宋襄公的评价表面上看变化很

大，从赞其有德转变为斥其伪善，但是有一点没有

改变，就是注重道义轻视谋略，因此对宋襄公在战

术策略上的错误少见有人批评。即有此类批评也

不能成为主流意见。

“五四”以后现代史学对泓之战的看法再次发

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方面表现了史学研究的深

入，另一方面则是功利成败的标准了支配人们的评

价眼光。古人谈论泓之战，大多注重宋襄公的品

行，很少追问背后的客观原因，现代史家则往往转

而追索宋襄公行为的客观原因。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认为，宋襄公的特异行为不是偶然的个人现象，

而是有民族性或是地域文化的背景。如徐中舒引

《淮南子》等史书证明，“不获二毛”是古代原始村社

之间战争的公共规则，江淮流域是发展缓慢的地

区，故宋国保留古代风尚较多。⑥这是从地域文化

来解释泓之战，另有学者关注殷商的民族性格。如

前文所引钱穆的观点，认为殷民族的习性就是“富

（下转第８３页）

①《白虎通・号篇》记述了三种不同的“五霸”说，一说为昆吾

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

公、楚庄王、吴王阖卢；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

庄王。其中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一说，是汉代的新说法，又见之于

《孟子》赵歧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高诱注，《汉书》颜师古注，

可以相信是经学历史观的反映。

②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春秋胡氏传》卷十二。

③清代今文家仍然坚持《公羊传》的看法，认为宋襄公真有

德，如崔适《春秋复始》。但他们是少数派。

④中华书局１９ｒ７９年排印版５４】页。

⑤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年铅印版卷一。

⑥《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版２０１页。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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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

式”［１２］。与《还乡》相比，《边城》除了有作家对民族

乃至人类命运的忧患和思虑外，还构建出了一种融

会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和东方智慧的理想人生模式。

总之，游苔莎和翠翠是两个光彩夺目、深刻内

涵的女性形象。她们是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体

验的载体，是作者审美理想的最高寄托。

参考文献

［１］［５］［９］张谷若译．（英）哈代．还乡［Ｍ］．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９３—９５、９４、３．

［２］［１２］孙丽玲．论沈从文的女性观［Ｊ］．求索，

２００２，（２）：“５．

［３］［４］［７］［１０］沈从文．边城［Ｍ］．太原：北岳

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１３，１５—１６，１１

［６］栗沙．同一旋律下的不同颂歌［Ｊ］．黔南民

族师专学报，１９９９，（２）：４９．

［８］郑英杰．沈从文与湘西自然精神．船山学

干ｑ，２００ｌ，（３）：４６．

［ｎ］李红蓉．论托马斯・哈代《还乡》中的女主

角［Ｊ］．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２）：８２．

（上接第７３）

于理想而长于艺术”，由此种习性，殷人做事常常

“狂笃于想象”，襄公的非常之举即由于此。这些研

究追寻客观事实，不轻作价值判断，对泓之战的真

相渐有超过古人的了解。本文的研究很大程度上

也是循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的工作。但现代史家

并不只有客观研究的进展，也有对宋襄公行为的价

值判断，这种判断便与古代儒者大异其趣。儒者认

为泓之战最核心的问题是宋襄公是否有德，他们把

道义标准置于功利标准之上，是否有道义比战役胜

败更值得关注；现代学者则正好相反，他们把功利

效果置于问题的中心，对宋襄公是否有德基本没有

兴趣。打仗打败了，其它种种便不足再论，有德也

是愚蠢。近几十年出版的关于春秋史先秦史的著

述，在谈到泓之战时，大体都持此种看法。一位当

代政治领袖评价泓之战有过一句名言，说宋襄公是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句话影响很大，很多知识

分子耳熟能详。学术界一般流行的观点其实均认

同这个“蠢猪式的”评断。在流行观点背后，方能看

出时代观念的变化。“五四”以后，随着儒学价值观

的瓦解，以实际成败为标准的新见解在逐渐形成。

我现在的理解是，这种新见解并不是一种有自觉理

论的历史观的产物，而是缺乏深价值观瓦解以后，

各种新的外来理论已经对知识界有较长时间的影

响，可实际上这些理论尚无一家能形成稳固持久的

价值理念，通过持续的教养涵化变成知识分子的内

在精神尺度，在这种情形之下，蛰伏在中国文化深

处的实用主义理念，便常在不自觉之中成为知识分

子衡量事情的内在标准。

大概十年以前，北京学者李零写了两篇讨论中

国传统侠义精神的文章，两次都提到宋襄公。大意

是说中国的“男子汉”与西方贵族骑士不同。中国

人崇尚忍耐和气量，宋襄公那样的贵族传统早就被

破坏了。战国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兵不厌诈”的战

术，能忍耐、有谋略、擅长随机应变成为中国男性英

雄的特点。①我读了很有同感，也有一点不同的看

法，就是觉得在清代以前的主流文化中，至少在大

家公开尊崇的文化理念中，兵不厌诈、谋略、成功还

不能占据中心位置，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由于能

对抗世俗实用主义的任何文化理念都没有成熟，未

能在中国知识界生根结果，所以“成功”才成为知识

界心照不宣的主要价值尺度，而兵不厌诈和谋略也

才有了堂皇的地位。

①“纸上谈兵”，《读书》１９９２年第ｌｌ期，“侠与武士遗风”，《读

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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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作者：颜世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名：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

年，卷(期)：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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