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宫

建国后，围绕故宫改建发⽣的⼀系列风波

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提出故宫地⼴⼈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改造，⽅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条东西向的马

路，并将⽂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初期，故宫⼜出现了⼀个荒诞可笑⽽⼜⼗分可怕的整改⽅案，是“在太

和殿前竖⽴两座⼤标语牌，⼀东⼀西，⾼度超过38⽶⾼的太和殿，⽤它压倒‘王⽓’；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

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

为‘⼈民休息室’，把⼀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案中有的项⽬竟实现了，‘⼈民休息室’也

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1958年9⽉，《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场、故宫、中⼭公园、⽂化宫、景⼭、北海、什刹海、积⽔潭、前三门护城河等

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绿地⾯积，使成为市中⼼的⼀个⼤花园，在节⽇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的⼀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个群众性的⽂体、休

憩场所”。

⽑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1⽇，⽑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作的意见，张

奚若即把平⽇感觉归纳为“好⼤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好⼤喜功’，看什么⼤，什么功，是反⾰命的好⼤喜功，还是⾰命的好⼤喜功。不好⼤，难道好⼩？”⽑泽东在南宁会议

上说，“中国这样⼤的⾰命，这样⼤的合作社，这样⼤的整风，都是⼤，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

功，难道要过？不要对⼈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脚，轻视辫⼦，难道不好？”

⽑泽东定下调⼦：“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在成都会议上，⽑泽东⼜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14⽇，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主席的指⽰，今后⼏年内应当彻底改变

北京市的都市⾯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个⼗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向我回忆起当时⼀位局领导的发⾔：“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

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击！”

改建⽅案开始制定，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被令操⼑，他⽣前向我回忆道：“1958年以前有改

造故宫这么⼀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当时叫我做过⽅案，我也就瞎画了⼀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

情。我估计他也是随便⼀说。”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员随便画了⼏笔，没正经

当回事。‘⽂⾰’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时任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源，⽣前向我作了这样的说明。

其实，关于古城拆与否的⽃争早就开始了。让⽑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早在1948年12⽉18⽇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

军⼲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物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物之⽤。

此前⼀天，⽑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业区及⽂化古迹：“沙

河、清河、海甸、西⼭等重要⽂化古迹区，对⼀切原来管理⼈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联系。”

1949年1⽉31⽇，北平和平解放，⾸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民政府⾏政中⼼区应在古城之

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民政府⾏政中⼼区应放在古城的中⼼地区建

设，并着⼿对古城的改建。⽑泽东⽀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

成、张奚若曾极⼒表⽰反对。1956年5⽉，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程局展修猪市⼤街（即现在的东四西⼤街和五

四⼤街）⾄北长街北⼝道路，拆除⼤⾼⽞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的拆除

四⼤街）⾄北长街北⼝道路，拆除⼤⾼⽞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的拆除

⾏动越来越多，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5⽉向⽑泽东坦陈⼰见。

⽑泽东与故宫有过⼀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第⼀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19年12⽉，⽑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就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为什么近20年后，⽑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

来的青春幸福----同⽼师的掌上明珠产⽣了恋爱关系。”李锐在《三⼗岁以前的⽑泽东》⼀书中写道。

1954年4⽉，⽑泽东在四⽇之内三登故宫城墙----4⽉18⽇下午，他乘车⾄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

墙向东⾏⾄东北⾓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20⽇下午，他乘车⾄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的历史博物馆出⼟⽂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21⽇下午，他乘车⾄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经西北⾓楼、西华门、西南⾓楼，到达

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周。这是1949年之后⽑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这三次他只登城

墙不⼊宫内。在城墙上漫步徐⾏，⽑泽东有何感想？他为什么不到故宫⾥⾯⾛⾛？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

亦何⾄于连⼀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

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个⼤故宫，以致⾏⼈都要绕道⽽⾏，交通⼗分不便。”

1957年1⽉8⽇，⽂物收藏家张伯驹以政协委员的⾝份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之后提出：“故宫保持有五百多年历

史，必须保存其完整性，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此答复：“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案上已考虑到保留故宫。”

1957年4⽉16⽇，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答复⼈⼤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机关除城内原有的，应当注意分布到城外”的

意见时称：“关于机关办公楼的分布问题，在规划中考虑：中南海及其东⾯和西⾯的地区作为中央⾸脑机关所在地。”

位于中南海东⾯的故宫是否涉及“中央⾸脑机关所在地”的范围？答复未予说明。

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的研究⼀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

在2006年10⽉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年演变录》⼀书中，印出9张这⼀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案图，显⽰旧城之

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的四合院，取⽽代之的是多层和⾼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

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

划上报前，⼩范围地听过⼀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

代价太⾼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