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老婆

西南联⼤的校歌是谁写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北京⼤学、国⽴清华⼤学及私⽴南开⼤学迁往湖南长沙，合组为国⽴长沙临时⼤学。翌

年1⽉迁往云南，更名为国⽴西南联合⼤学，5⽉4⽇在昆明复课。1946年5⽉4⽇，三校重返京、津故地,在滇时间长达⼋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校歌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上世纪80年代起在学术界便争论不休。直到台湾

学者翟志成的考证⽂章发表，才使各种不实的说法式微。

1980年4⽉27⽇，清华⼤学迎来69年校庆（1911年2⽉，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迁⼊清华园，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同

年4⽉29⽇开学。此后，清华⼤学便以每年4⽉的最后⼀个星期⽇为校庆⽇）。在唱校歌时，联⼤师⽣选择了当年曾传唱了⽆

数遍的《满江红》：

万⾥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衡⼭湘⽔，⼜成离别。绝徼移栽桢⼲质，九州岛遍洒黎元⾎。尽笳吹、弦诵在⼭

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杰。便⼀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还燕碣。

此歌唱罢，校友在交谈时提出疑问，这⾸流传了⼏⼗年的校歌到底谁是真正的词曲作者呢？关于歌词作者的说法有罗庸、

冯友兰、朱⾃清、闻⼀多、罗常培、蒋梦麟等数种；曲作者亦有马约翰、沈有⿍、张清常等之分歧。有⼈建议去请教原西南联

⼤⽂学院院长、时年85岁的冯友兰。据冯友兰回忆，当⼏⼈说明来意后，冯认为他们找对了⼈并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

这个问题的⼈，因为1938年联⼤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并且是主席。现在其

他四⼈——闻⼀多、朱⾃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个⼈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有⼈来问，我就凭我的记

忆说是我作的。”

此⾔⼀出，引起⼀阵骚乱，张清常⾸先向冯友兰发难。

1980年11⽉1⽇，张清常在《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校歌的作者》，声称⾃⼰是联⼤校歌谱曲者，《满江红》歌词真正

作者是联⼤中⽂系教授罗庸⽽⾮冯友兰，冯所作的是⼀⾸“现代诗体的歌词”，与罗同时应征，但没有⼊选。罗词张谱被定为校

歌，“曾铅印分发给历年⼊学学⽣”。

冯友兰于同年11⽉23⽇在《北京晚报》刊⽂反驳。冯友兰表⽰：“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档案。”张清常所

说“现代诗体的歌词”，是后来应张的请求，特别为张个⼈创作的《西南联⼤进⾏曲》所写的⼏句⽩话诗。冯还说：“西南联⼤结

业北返时，曾在昆明⽴纪念碑⼀座。碑⽂是我写的，碑⽂最后的铭词⼤部分⽤校歌的词句，可谓⼀稿两⽤。”碑⽂有“联合⼤学

之终始，岂⾮⼀代之盛事，旷百世⽽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句，由“冯友兰撰⽂，闻⼀多篆额，罗庸书丹”。

晚年冯友兰

冯友兰列举的证据显然⽐张清常的多得多，有些证据还保存完好，如西南联⼤档案与纪念碑，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华档案

室内与昆明联⼤旧址。但这引来新的质疑之声。署名“联⼤⼀校友”的作者于同年12⽉29⽇在《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校歌

作者究竟是谁？》⼀⽂，认为冯友兰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中对冯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并有“死⽆对证”、“剽窃别⼈成

果”等激烈⾔词掷出。

对此，冯友兰开始寻找证据，并终于找到朱⾃清⼉⼦朱乔森所藏的朱⾃清⽇记。⽇记中关于联⼤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30⽇

下午⼤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的词，但不是曲（按：后来出版的朱⾃清⽇记原⽂为“但未通过曲”）。

1939年6⽉14⽇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约翰）、杨（业治）、沈（有⿍）

负责修正。

1939年6⽉30⽇

⼤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的乐谱，三⼈喜欢张的歌词，⼤多数⼈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

冯的歌词（按：后来出版的朱⾃清⽇记原⽂为“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他们认为曲调⽐歌词更重要，冯

的歌词早为⼤家所接受”。）（《朱⾃清全集》卷九、卷⼗，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有⼀⾸校歌的稿⼦，并且带有谱⼦，曾⼀度为校歌委员会接受。所以，有⼈说联⼤校歌是罗庸作的，

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冯词。校歌的谱⼦原来有三

种，有沈（有⿍）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

谱，后来⼜改⽤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的西南联⼤校歌。

国⽴西南联⼤教室

冯友兰的证据⼀出，把对此事的评论者实实在在地震了⼀下。在清华⼤学校史办公室⼯作的黄延复致函原西南联⼤中⽂系

教授王⼒，就校歌歌词⼀事进⾏询问。王⼒在复函中认为作者应是冯友兰。1981年5⽉15⽇，原联⼤哲学教授沈有⿍公开具函

清华⼤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冯友兰认为有了如此“铁证”，⾜以堵住众⼈之嘴。在出版的《三松

堂⾃序》⼀书中（1985年河南⼈民出版社出版），冯颇有些得意地把⾃⼰关于西南联⼤校歌歌词的⼀段回忆，作为⼀个附记

放于书中。然⽽，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1987年，《云南师范⼤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源潜的署名⽂章《西南联⼤校歌制作经

过》。该⽂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学的档案材料，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

了罗庸才是联⼤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1988年10⽉，由云南省政协⽂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北京、昆明校友

会，以及云南师范⼤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学建校五⼗周年纪念专辑》对该⽂进⾏了全⽂转载。

此⽂出现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及冯的⼥⼉冯钟璞（宗璞）、⼥婿蔡仲德，都未对此作响应，从⽽给外界造成冯家

⽼⼩已经默认的印象。⼀时间，中国内地⼏乎所有出版发⾏的报刊中，在提到联⼤校歌问题时，众⼝⼀词地说是罗庸。如闻⼀

多的孙⼦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清年谱》，西南联⼤北京校友会编的《国⽴

西南联合⼤学校史》，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学纪事》、《西南联合⼤学史料》，刘家莹编《清华⼈⽂学科年谱》等，皆把

联⼤校歌歌词作者的帽⼦戴到了罗庸头上。同时，蔡仲德在其所编的《冯友兰先⽣年谱初编》中，对联⼤歌词的作者问题，也

未作决断⽽予以回避了。

2001年1⽉11⽇，《光明⽇报》刊载前国⽴西南联合⼤学学⽣、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需⼈杰》⼀⽂。杨

说：“‘西南联合⼤学’——成⽴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校歌。他⼀⽣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序》时还将

歌词录了进去。”⼜说：“校歌是⼀⾸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所以不

但⽤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做了许多对⽐。校歌第⼀阕开头⼏句是：‘万⾥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衡⼭湘

⽔，⼜成离别。’我于⼀九三⼋年秋考⼊西南联⼤，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坚决的⼼情。”

⽣⼦当如杨振宁，⽣⼥当如杨翁帆。

西南联⼤学⽣杨振宁与上帝赐给他的礼物翁帆⼥⼠

2001年7⽉4⽇，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化研究所研究⼈员桂苓在《中华读书报》撰⽂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

——当时冯友兰先⽣也写了⼀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选的却是中⽂系教授罗膺中（罗膺）⽤《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

词，由联⼤教师张清常谱曲。”⼜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委托撰写了《国⽴西南联合⼤学

纪念碑⽂》——碑⽂后缀以歌词，时⼈往往将此词与联⼤校歌混淆。”

⾯对如此局⾯，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放下正在撰写《冯友兰传》的⼯作，开始涉⾜联⼤校歌悬案。他经过

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源潜的说词及其提供的证据，求证于清华、联⼤的档案材料，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

校歌的作者。在长达四万余⾔的《西南联⼤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

据进⾏考证与辩难。

1968年，冯友兰被“⽂⾰”造反派打翻在地，⼏乎每天撰写回忆⾃⼰的“反动历史”。其中有⼀份材料涉及到校歌问题。材料

原⽂如下：

关于联⼤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满江红》调写了⾸词。其中说：“万⾥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

衡⼭湘⽔，⼜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提到常委会，有⼈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但终于通过

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校歌。国⽂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

学），作了⼀个西南联⼤进⾏曲乐谱，把校歌谱⼦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部分的词句。但就这⼀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校歌的形式，把

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中兴业，须⼈杰。”这个“中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兴”，这

个“⼈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

”就是预先就有的“下⼭摘桃”思想。碑⽂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标志着西南联⼤的

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场为联⼤所作的⼯作总结。

⽽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清的信件原件证明，这不能不令⼈

怀疑。另外，在对朱⾃清⽇记的解读应⽤上，黄、张⼆⼈进⾏了歪曲、割裂和删改。

翟志成在⽂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陆学界的

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后即令有新材料⾯世，也只会加强本⽂的证明。——本⽂的结

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尽管此⾔颇有点⾃负⾊彩，但也不能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

章中施放出的⾜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威⼒。

翟⽒的⽂章于2001年12⽉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陆续在⾹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时成

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旧址，看到其⽗撰⽂的联⼤纪念碑，触景⽣情，写下了⼀⾸⼩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来证明你⾃⼰？

1981年10⽉20⽇，86岁⾼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想起岳飞那⾸传唱千古的《满江红》，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

⾸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

湖⼭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说短长。

西南联⼤纪念碑

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闲⼈”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所写的⼀⾸歌词都变得如此

艰难，甚⾄到了有⼝难辩的凄凉境地。这固然有“闲⼈”做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与冯的为⼈为学与经历有很⼤关系。“⽂

⾰”中，冯友兰成为江青指挥的御⽤⽂⼈“梁效”的⾻⼲，冯本⼈作诗讴歌江青，谓江青是“凤凰”，⼜有“端赖吕后计谋多”，以汉

代刘邦的⽼婆来⽐喻江青，为其成为⽑泽东之后的国家新主造势宣传，这⼀连串作法，令具有良知的学⼈嗤之以⿐，甚⾄加以

痛斥。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冯友兰在⼋⼗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真正是积毁销⾻。如果宣称⾃⼰为

联⼤歌词作者的⼈是梁漱溟，⾃然会⽚⾔折狱⼀锤定⾳。若是换成⼤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彤，或者是⾦岳霖，他们

的遭遇也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庸置疑的。——围绕歌词事件从另⼀个侧⾯证明了⼈⼼所向。西南联⼤校歌悬案，显

然与⼈的⾏为、⼈格、道德⽂章等等有重⼤关系，这⼀事件不仅对冯友兰⽽⾔是个教训，对⽇后的所有学⼈同样是值得深思和

借鉴的。

（作者：岳南，载《南渡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