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拐点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

过一个“减速关”。对此，

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做

好准备、积极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怕，

危

险的是人们想尽办法一定要把经济增速拉到潜

在增长率之上。

拐点已经出现

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

少2900多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

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

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昉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

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

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

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

要看两个指

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

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

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

年老者作为分子得

昉

到的人口抚养比。”蔡

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

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

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

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人

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

食之者寡，我们

得到了人口红利。

“自

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

的报告认为，

从

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

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

人口抚养比

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中国的人口红

昉

利将趋于消失。

”蔡坦言。

经济增势将截然不同

潜在增长率“十二五”

将降至

7.19%，“

十

三五”将减为6.08%。

昉

蔡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将使中国经

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

“潜在

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

生产率进步决

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

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

失，会使劳动力减少。

除此之外，

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

蔡

昉

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

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

率，从而带来高投资，

今后的情

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

如果劳

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

酬递减现象。

此外，生产率进步，

既来自

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

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

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

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

观点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首次下降拐点来临该做什么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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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过去，我们把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转移到

第二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提

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农村剩余劳

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

昉

可能会越来越少。

”蔡说。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

昉

趋于消失而减速。”蔡

说，“十一五”时期，中国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预计“十二五”

时

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

6.08%。

该做的应对之策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通过改革的

办法科学地加以提高。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

过一个‘减速关’。对此，

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

昉

然接受、积极应对。”蔡

说，“应对之策，可以分

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

企图用过

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

拉上去。“问题是，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

做法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

产业结构偏离

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

昉

果。”蔡

说。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应该做的，就是科

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

昉

但可以提高。”蔡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

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

但劳动

参与率可以提高。

“

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

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他们

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

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民工

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

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

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

淘汰退出，有效率

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

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

这种“创造

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

约占全部生产率

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

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

优胜劣汰，

昉

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说。

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

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

吴敬琏是在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

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

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

增长方式转型已经提

出近20年，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

问题在于

体制性障碍未消除。由于

“政府主导”抑制了市

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激励中的作用，

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加快城镇化都起了

负面作用。

吴敬琏认为我国城镇化质量差(效率低)的

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制度缺陷

使获取土地差价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的主

要动力；二是政府偏离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定位，

成为“城市经营者”，财政也偏离公共财政的方

向；三是各级政府的GDP增长导向，

使我国城

市化离开了创新的基本功能，部分地区甚至演

变为大拆大建的

“造城运动”。

对于贫富差距过大，吴敬琏认为主要原因

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份

额低下；其次是土地产权不明确使广大农民土

地收益受到侵蚀；再次是资本市场缺乏规范使

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此外，还有垄断特权损害

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权益。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在论坛

上对2013年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尽快

进行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公

信力：二是国家有关部门要尽快做一个官方隐

性债务的测算，也就是说顶层设计：

三是在全国

建立一个电子平台。通过这样一个电子网络平

台，有助于提高全国统筹水平。

（中证网

）

吴敬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

突破体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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