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才子张书绅的评注《西游记》
人们大多知道,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有两部与山西人有关。一部是《水浒传》,明代版本流传
中,较早的便注明“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见明·高儒《百川书志》)。另一部是《三国演义》,
是罗贯中一人整理编写的。罗贯中是山西人,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鲁迅等发现明代手抄本《录
鬼簿续编》中贾仲明记载的罗贯中身世以来,已经众人皆知。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西游记》的整
理、传播,竟然也与山西人有关。
生活在明中后期的吴承恩耗尽毕生精力,在晚年编著了流传不朽的巨著《西游记》。当时人们
普遍认为,其主题思想是谈禅说道、修仙炼丹的,因此没有把它列入正统的儒学范畴,没有引起多少
人的重视,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一经问世,便以它们或宣传“忠义”、标榜正统,或信
奉“天道”、心怀君主引起关注。正因如此,影响了它传播的广泛性,不被纳入文化思想史的范畴。到
了清乾隆年间,山西又出了一位才子,他引经据典,依据《大学》一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的原理,
对《西游记》作了从头到尾的评注,将其引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他在《西游记》评注中说
出了自己此举的意义:“此书由来已久,读者本人茫然不知其旨,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以为谈
道,更又以为金丹提炼,多捕风捉影。究寻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
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谈,良可叹也!予频以数月之暇,注明旨趣,考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
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不知有当否?”这位才子就是张书绅。
张书绅,山西汾阳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阳府志》中有记载,“由贡监而入仕籍者”,“同
知署龙门知县”。张书绅在龙门县的政绩,没有查到相关记载,惟有光绪十六年(1751)《山西通志》
仕实录中,有一段关于张书绅当知县的事迹。说他在位时,“贬抑豪强,悯恤黎庶”,可见,他是一位
正直官吏。他丢官的原因是,有一位同僚,因为不会迎合上司被开除,可这位同僚清正廉洁,被开
除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张书绅大概也是个见义勇为之人,“纠合同僚”捐款,才把这位可怜的同僚
送回老家。他自己为此事得罪了顶头上司,没过多久,也被“夺官”。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乾隆戊辰年的事,那是1748年,亦即乾隆十三年。这是有明确时间的
(见《张书绅〈西游记〉总论》,中国书店1985年9月版《新说西游记图像》)。他记载乙丑年“由都
归省”,乙丑为乾隆十年(1745),回来两三年之后,看戏剧“安天会”时受到启发,认为《西游记》是
劝人修身正心、明德止善之书,全书寓大学旨意于其内,于是费数月精力,批注此书。他开宗明义,
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原是说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西游一书,实寓
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以学者焕然一新,无如学者之不悟也,悲夫”。张书绅是受过
正统教育的,所以他批注起此书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把这个数十万字的神魔小说,有头有尾、
有根有据地纳入了儒家正统思想范畴,认为证道证的是“圣贤儒者之道”,而不是“仙佛之道”,寓义寓
的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旁门左道之“义”,可见他一片苦心。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想对这部旷世奇书中寓藏的微言大义作挖掘,发挥其对社会治理、
人心教化的作用。他书中反复强调“破除心猿意马”,“除恶扬善明德”。说它正统,因为他在这里面不
仅强调了“儒家之道”,而且强调了“历代圣贤之道”,不仅有孔、孟、程、朱大义,而且有“春秋”“南
华”之义的思想。他评注《西游记》的根本,便是认为《西游记》从头至尾体现了《大学》明德止善
的全部旨意,是《大学》一书的衍化,这形成了他评注的思想体系。对于他的劳动成果,小说界一
直认为,与其他对《西游记》的评注、讲解相比,张书绅的评注更具有思想上的创新意义,因此,
把《新说西游记图像》一书列为张书绅所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大辞典》中,该书条
目下注“张书绅,字南薰,清代山西人,乾隆年间在世,著有长篇小说《新说西游记》一百回,流传
于世”(见该辞典108页)。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在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可以说是一大创举,为《西游记》的传播作出了
巨大贡献。他评注《西游记》的本意是要把它作为“除恶扬善,修身明德”的工具,目的是为维护封建
统治的伦理道德、为正心修身服务。郑振铎、鲁迅批评他,说他与许多注释该书的人一样,是戴着
有色眼镜的(见《西谛书话》)。这是有道理的,但鲁迅也承认,该书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起了一定
作用。
《西游记》新说,也确是新的。它第一次把《西游记》列入了正统的范畴,第一次把小说列入
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把“神魔小说”列入了也可以“寓文以载道”的范畴。小说从产
生以来,多为封建社会文人所不齿,都认为是“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甚至是坏人心术,导人歧途。张
书绅评注《西游记》,却发掘出了该书的优秀之处,他认为优秀之处在于,把正统理想的代表寄托在
了西方如来之上,“学到西天成佛,则止于至善。”张书绅的矛头不止对准了东方那些没有学问的人,
没有道德、善恶观念的人,而且希望也不在东方的那些帝王将相身上,抑或他们正是《西游记》的
那个妖魔鬼怪呢!张书绅作为一介学人,也够胆大的,如此批注,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但他
不怕,注下去了。正因如此,从思想史上来说,张书绅是有创新的。这是张书绅与他批注的小说的
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在于,他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操观念的修炼,要经过漫长的过程,
不是少数圣人为之,而是人人可以得到。他反复强调,孙行者能为佛,猪八戒也能为佛,白马也能
为佛,沙和尚也能为佛,为佛的不一定是唐僧,这种人人为佛的理论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但对
于求学来说,对于道德、伦理、情操修炼来说,则打破了门阀、阶层观念限制,给统治者及正统文
人的顽固观念当头一棒,明显带有“民主”色彩,不轻视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第三大功劳是发掘
了此书原有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精神。对于《西游记》一书,张书绅坚定不移认为是弘
扬正道的。吴承恩也是终身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文人,43岁才补上了贡生,他性格倔强,“平生不肯受
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见《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
社3册版第906页)。《西游记》寄托了他一生的思想理念,把社会刻画得淋漓尽致,天上人间,哪
有区别,因此,他寄希望于“西天真经”,真经者,学问也。学问者,张书绅认为《大学》一书也。人
不应当作恶,应当从善;帝王将相也如此,更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义务,“西方属金,言其
大而明。”昏庸暗鄙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张书绅的评注当中也有糟粕,但其功劳不可埋没,他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应当有其地位的。但
数百年来,《山西通志》《汾阳府志》《县志》中,都没有见到张书绅相关记载。山西文学史上,
中国小说史上,应当注意到这一段史实,予以重视,予以研究,以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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