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国风

《诗经》简介

共三百零五首，所谓诗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这三百多篇诗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之中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庸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王风、秦风、

陈风、郐风、曹风、豳风等，共一百六十篇。

“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在目录上有八十篇，而实际上

有诗仅为七十四篇，因为其中有六篇有目无诗，即所谓的“笙诗”。三百零五首这个数字是不包括这六

篇“笙诗”的。

“雅”在编排上又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首篇之名为组名，如“鹿鸣之诗”、“鸿雁之诗”等。“颂”

诗共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诗经》的编排分类

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

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

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

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

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

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

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

“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

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

“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

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

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

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

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

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

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

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洧》等优秀民歌

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比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鄘风·相

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

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

兴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

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

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

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

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有的只在章

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

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

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

“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

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

的特征和属性。《诗经》中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的技巧,对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较整齐，这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

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间有一字句和九字句。这种长短不齐的句式，错综变化，灵

活自由，读来节奏自然。《诗经》中多种多样的句型，可说是后代各种诗体发展的滥觞。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６篇笙诗，有

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产

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

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

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

“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

则是有史籍可考的。《诗经》中当不乏这类作品。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

了解民情。这种说法是否确切，颇有争论。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

作品。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

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

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事实上，早

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

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

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

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

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

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

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

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

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

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

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

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４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

《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５篇，大约是殷商中

后期的作品。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

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

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

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

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

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戏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

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他们所引用的“诗”句，往往是断章取

义。“诗”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孔子就很重视《诗》，曾以“诗”

教授弟子，并对学“诗”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

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

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

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

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

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

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