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简介

《孟⼦》

《孟⼦》，语录体散⽂集，孟轲及其弟⼦万章著，记录孟⼦与其弟⼦们的活动和⾔论。全书原11篇，现存7篇，共261章。

《孟⼦》记载了孟⼦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章

句》、朱熹《孟⼦集注》、清焦循《孟⼦正义》及近⼈杨伯峻《孟⼦译注》等。

孟⼦的政治主张的核⼼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的内容是“井⽥制”。在井⽥制度下，“死徙⽆出乡，乡⽥同井，出⼊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家皆私百亩，同养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提出

恒产恒⼼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并进⽽由“恒产”描写出⼀幅理想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者

可以⾐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失其时，七⼗者可以⾷⾁矣。百亩之⽥，匆夺其时，⼋⼝之家可以⽆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义，颁⽩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者⾐帛⾷⾁，黎民不饥不寒，然⽽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图景的描写，在《孟

⼦》书中凡三见，内容⼤同⼩异，《尽⼼上》说，这是周⽂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给⾃⾜、使劳动⼒束缚在⼟

地上的封建⼩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制的⾊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

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所向往的“以德服⼈”的“先王之道”的理想。

孟⼦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即“为⽥开阡陌封疆”。他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仁政的⾸要任务。他

说：“夫仁政，必⾃经界始。”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制禄可坐⽽定

也”。孟⼦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不管⼈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使⼈民处于⽔深⽕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

级⽭盾尖锐，劳动⼒逃亡，⽼百姓“放辟邪侈，⽆不为⼰”。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仁政，斯民亲其上矣。”

“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民的拥护。他

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弑国亡；不甚，则⾝危国削；

名之⽈幽、厉。虽孝⼦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得其民有道，得其⼼，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

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呢？他说：“得其⼼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天下不⼼服⽽王者，未之有也。”孟⼦

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民的物质⽣活，是使⼈民⼼服的重要条件。“明君

制民之产，必使仰⾜以事⽗母，俯⾜以畜

妻⼦，乐岁终⾝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民的疾苦，不能独⾏其乐，

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量⼈⼝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之民不加多”的劳动⼒危机问题。他曾对

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皆欲⽴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旅皆欲出于王之

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民弗去。”

孟⼦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民看作国家不可

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地，⼈民，政事。”他认为在⼀个国家中，⼈民是⽆所谓变换的，⽽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

的国君，乃⾄天⼦，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旱乾⽔溢，则变置社

稷。”《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汤放桀，武王伐纣，”“⾂弑其君，可乎？”孟⼦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

残。残贼之⼈，谓之⼀夫。闻诛⼀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要求国君⾏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

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正君⽽国定矣。”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

孟⼦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认为⼈都有“良知”、“良能”。“⼈之所不学⽽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知者，其良知

也。”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皆有之，羞恶之

⼼，⼈皆有之；恭敬之⼼，⼈皆有之；是⾮之⼼，⼈皆有之。”⼈⼼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

品质，所谓“测隐之⼼，仁也；羞恶之⼼，义也；恭敬⼈⼼，礼也；是⾮之⼼，智也。”他把这种“善端”⽐作⼈的四肢，说“⼈之

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样是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都被

孟⼦看作“⾮⼈也”。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具备的，⽽且“仁义礼智根于⼼”，即“仁义礼智⾮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

之”的先天本性。这就⾛上了唯⼼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有影响。他说：“逸居⽽⽆教，则近于禽

兽。”孟⼦还宣称：“尽其⼼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种尽⼼，知性、知天的认识

路线，及其存⼼、养性、事天的认识⽬的，⼜把⼈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相应论”。⾃然他教⼈注意存⼼养性，深造⾃得，

⾏有不得，反求诸⼰，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有他的积极⾯。但他过

分强调⼈的主观精神作⽤，断⾔“万物皆备于我矣，”“浩然之⽓”“⾄⼤⾄刚，以直养⽽⽆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钻进神秘主义

的死胡同了。

孟⼦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斯⼆者是也”。他⼜以⼉童“天⽣”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

⾏的品德。“孩提之童⽆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从这⾥可以看出，孟⼦反复

强调的“根于⼼”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遗其亲者也，未

有义⽽后其君者也。”这就显⽰出孟⼦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

他在《滕⽂公下》，痛斥：“杨⽒为我是⽆君也，墨⽒兼爱是⽆⽗也，⽆⽗⽆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度来⽴论

的。既然⼈性天⽣都是善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根于⼼”的，为什么⼜有⼈发⽣不善的⾏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

看来，是由于⼈们追求“利欲”⽽失去“善性”所造成的，不是由于天⽣的不同，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天之降才尔殊也，其

所以陷溺其⼼者然也。”为此，他提倡⽤⾃我修养的办法，把失掉的“善性”找回来。他认为教育的⽬的也是：“⽆他，求其放⼼

⽽已矣。”

孟⼦把“仁义”和“利欲”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物。他虽然提出⼈⼈皆有善性的主张，⽽实际上却认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

君⼦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存之。”“君⼦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也。君⼦以仁存⼼，以礼存⼼。”他把“仁

义”“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志。“欲知舜与蹠之分，⽆他，利与善之间（异）也。”“鸡鸣⽽起，孳

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基于这种偏见，孟⼦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时，对国君和国君如何

统治⼈民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讲到国君怎样统治⼈民时，却说明要给予⼈民

⼀定的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孟⼦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武，⽽⼜

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必称尧舜”，“⾮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称颂禹汤⽂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

品质，⽽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之也。五霸，假之也。”⼜说：“规矩，⽅员之

⾄也；圣⼈，⼈伦之⾄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尽⾂道。⼆者皆法尧舜⽽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

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当孟⼦与⽩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貉⼩貉也；

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桀⼩桀也”。在孟⼦看来，“仁政”，就同规矩、⾳律的功

⽤⼀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离娄之明，公输⼦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仁闻⽽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过

者，未之有也。圣⼈既竭⽬⼒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员平直，不可胜⽤也；既竭⽿⼒焉，继之以六律正五⾳，不可胜⽤

也；既竭⼼思焉，继之以不忍⼈之政，⽽仁覆天下矣。故⽈：为⾼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

乎？”从这⼀⼤段引⽂中可以看出，孟⼦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之政”。他⼗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

说⼈物尧舜，是为了便于阐发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

⼦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所说是“按往旧造说”⽽他使⽤的⽅法也是牵强的⽐附。

孟⼦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

罪⼈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也。今之⼤夫，今之诸侯之罪也。”⼜说：“⾃今之道，⽆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朝居

也。”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久矣，⼀治⼀乱。”这种往复循环，⼤约五百年是⼀个周

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辅佐“圣王”的显赫⼈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

间必有名世者”。孟⼦充满信⼼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在孟⼦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

没有两样。他说，舜和⽂王，⼀个⽣在东⽅，⼀个⽣在西⽅，两地相隔⼀千多⾥，时代相距⼀千多年，“得志⾏乎中国，若合

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也。”⼜说：“⼈皆有不忍⼈之⼼。先王有不忍⼈之⼼，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之⼼，⾏不忍⼈

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的条件，他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

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

半古之⼈，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不懂得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活的发展⽽变化；他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族部落

的⾸领尧舜与阶级社会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他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是以螺旋

的形式不断的向前发展，⽽孟⼦“五百年必有王兴者”的说法，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的观点，实际上是认

为历史是变⽽不变，“先王之道”是永恒的真理。这反映出他的历史唯⼼主义的观点。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仁

政”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看，他的出发点是唯⼼主义的，保守的，调和的；但有古代民主的⼀

⾯。那种痛恨暴政，重视⼈民经济⽣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

起过不同程度的作⽤，影响是很⼤的。

《孟⼦》⼀书虽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不像《论语》那样简括含蓄，⽽是洋洋洒洒，⽓势滔滔。《孟⼦》⽂章的

特点是具有雄辩性，富于逻辑⼒量，利⽤⽣动形象的寓⾔，深⼊浅出地说明道理。《孟⼦》⽂章⽓势磅礴，感情充沛，深为后

代散⽂家推崇。唐宋古⽂⼋⼤家之⼀的苏洵曾说：“孟⼦之⽂，语约⽽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其锋不可犯。”（《上欧阳

内翰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