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黄羊的资料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二)(一)

此例甚多，不胜枚举。句首冠以“凡”字，意谓凡有某事必须如此也。是以知此等体裁，实为

当时说礼者之共有公式。然仅此仍不足说明凡例非后人所窜加，盖后人尽可仿其体而为之也。

则别有证焉。一、《左传》凡例见引于《尚书大传》，如云：“凡宗庙有先王之主曰‘都’，无曰

‘邑’”（唐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卷第四之三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文，

非礼也，之义，如无此凡酗寒传》义悬空，而《左氏传》义，经上节之考订，知其并非窜加，

则此凡例亦无可疑之处也。此外如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

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尹故不书。凡渚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

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又如文公“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

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皆所以

说明《传》义者，盖书法乃谓某事之当然，凡例则说明其所以然。至其义例是否有当，乃当

别论者也。

《左传》之直“凡”，可分三类。若其言“书”，“不书”，如：“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凡

物不为灾不书”，是为史官修史时之法则，今简谓之“史法”，凡例中属于此者共九条。若其

言“日”，言“为”，如“凡师能左右之日，以”，“凡平原出水为，大水”，为修史时之属辞，今

简谓之“书法”，凡例属于此者共二十二条。若其言礼言常，如“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

不鼓”，“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是为通行礼论，今简谓之“礼经”，凡例属于此者共

十九条。凡例各类性质本非相同，礼经之类，谓为周公垂法，经国常制尚可；至于“凡师能

左右之自‘以’”，“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之类，不过一字之诂，何以能有大当于国事?

况弑君称君之类，岂真周公自定弑君之例乎?故谓周公垂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其谓创自

孔子者，则《春秋》记事，与之多有乖忤（详见拙作《略论“五十凡”》一文，是知孔子亦未

本之而修《经》。谓为刘歆之徒所窜加，则本节之论又足够其说。故今日可下结论曰：“《左

氏》之凡例与书法同一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者。”

三论“君子曰”

“君子曰”云云，先秦书籍中多有之，如诸子及《国策》、《国语》等书是。《左传》中亦有所

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

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而事过境迁，

前人所认为公平论断者，在后人或视为荒谬不经，此《左传》“君子曰”为后人附益说之起因

也。《朱子语类》卷八三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是为疑“君子曰”之辞

之始。清今文家出，掊击《左传》不遗余力，于是“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而《左传》任何

部分之伪窜无不出于刘歆之手矣。但于古籍中所见之反证甚多，余前曾有《论“君子曰”》一

文，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二期，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证书《左

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此义实发自刘师培，余论不过加详而已。然前文疏漏仍多，今

再重论之如下。

《国语》中“君子曰”云云，共有多处，今具引之如下：。

《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

曰：‘君赐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不得。……孺子勉之

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

“……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

非欢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

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

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于是杀奚齐、卓子及骊姬，

而请君于秦。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苟息立卓子。里克又杀

卓子。苟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

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恶于

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晋语四》：“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

我曲楚直，……’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

善以德劝。”

《晋语六》：“却至甲胄而见客，兔胄而听命，曰：‘君子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闲蒙甲胄，

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君子曰：‘勇以知礼。’”

《晋语七》：“公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君子曰：

‘能志善也。’”

以上诸事亦见于《左传》，惟《左传》仅僖公九年荀息死节一段有：“君子曰：《诗》所谓‘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芍息有焉。”虽与《国语》繁简不同，而意义类

似。由此诸条，益知此种体裁为先秦史家所共有，非独《左传》有之也。然今文家固谓《左

传》、《国语》本一书，窜之于《左传》，何弗能益之于《国语》耶?则又有说，当知上列《国

语》之文皆《晋语》也，岂非予吾人以暗示，曰：“君子曰”之体裁尤为晋国史家所习用乎?

如谓为刘歆所窜，则何以刘歆不窜入他语，而皆窜之于《晋语》耶?《左传》一书，本出魏

人，清姚姬传有云：“余考其书(《左传》)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左

传补注序》)。《左传》是否吴起所为，虽难肯定，然谓出自魏人，已渐为学术界所公认。然

则《左传》中之有“君子曰”，盖当然也，奚待后人附益?而又有证据足助成此说者，则为在

《左传》中作“君子如何”者，在《国语?鲁语》中乃作“某某人曰”，如《鲁语》云：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脐僖公。宗人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

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自玄王

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

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

《左传》文公二年作：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

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

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

二者字句虽有不同，而意义则一，是知《左传》作者变鲁宗人有司之言为君子之说也。此外

尚有本于他人之议论者，如《左传》襄公三年有云：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

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

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

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僻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此段事实

为先秦人士所艳称，君子所谓亦有所本也，《吕氏春秋?去私》云：

“晋平公(今按，应作悼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

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

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

非子之于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乎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

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即祁奚，二书所记略异，而祁奚之得称赞则一，是国人及孔子即《左传》所谓君子之

前身也。又《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云：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亦

于祁奚有良好批评，是知《左氏》君子之称美祁奚，既取自孔子，又取于叔向也。非特《左

氏》“君子曰”多为当时之名言谠论所化，而《左氏》中某人之言论，在他处亦有化为“君子

曰”者。如《说苑?君道》云：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延及君地，……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

斋戒不谨，……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

谓也?’日：‘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

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

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响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

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有此事云：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

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

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明礼，其庶乎!’”

是知《说苑》君子之言即臧文仲之言，因之亦知《左氏》君子之言亦多有所本也。盖《国语》

编者仅知采用各国史料，未能融化，故于他国之语未加入“君子曰”之辞，而其所已有某人之

议论，则亦未加修改也。

以上所论，谓“君子曰”为晋人所习用，正应为《左传》所原有，然疑之者或并持，《晋语》

所有变出后人附益，则又有反证焉，《韩非子》及《史记》亦多引用《左氏》“君子曰”。《韩

非子难四》有云：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

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七年，其文云：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

立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当为韩非因袭《左传》。倘谓《韩非子》所引亦出伪窜，则韩非尚有

对此事及“君子曰”之批评，曰：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

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

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

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

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侥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

不甚也。”

此岂后人所得附益?则知《左传》之原有“君子曰”已成铁案矣。

此外《史记》中所载“君子曰”之辞，今亦具引之如下：

《秦本纪》：“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

鄗，以报郩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豭中尸，为发丧，哭之三

日。……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呼!秦缪公之与人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