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需要全心全意歌词

中国现代军歌歌词修辞流变简论

军歌歌词是一种言语活动。成功运用修辞艺术以提高歌词表达力，是军歌创

作和广为传唱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历史角度，描述和分析了清末民初到九一八事

变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

期等近现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军歌歌词修辞运用的特点及其流变：朴素

修辞、较丰富的辞格、丰富辞格、修辞狂欢和多彩修辞。中国军歌歌词创作必须

坚持真诚可信、文质彬彬和得體自然三大原则，化修辞软实力为国家硬实力。

标签：中国军歌修辞流变

军歌是军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凝聚军队的精神、意志、勇气、力量，

激扬士气，提高战斗力。广义的军歌泛指一切与军旅题材相关的歌曲，如进行曲、

队列歌曲、战斗歌曲、颂歌和抒情歌曲等；狭义的军歌往往专指队列歌曲。本文

所研究的“军歌”指广义的军旅歌曲。目前，学界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军歌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军歌的发展历史、军歌创作、军歌演唱、词作家个人创作风格、军歌与

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方面。从修辞角度系统地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军歌历史流

变的成果目前较少见。

一、现代军歌萌芽与朴素修辞

中国有记载的军旅歌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如《诗经》中《国风·秦风·无

衣》就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军歌。此后，历朝历代都不乏军事题材歌曲，

如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南宋岳飞的《满江红》，明朝戚继光的《凯歌》

《风涛歌》等。从鸦片战争以后至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军歌的萌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不断传入中国，救亡图强的进步人士依西乐乐曲旋

律填写了新式的爱国军歌歌词，中国现代军歌开始萌芽。以沈心工为代表的学堂

乐派积极采用白话文创国歌曲，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国人抵御外辱的

斗志。沈心工军旅题材的作品有《革命军》《从军》《的枪弹》《革命军凯旋》

《从军乐》等。本时期其他军旅作品还有《黄族歌》（李大钊词）、《出军》（石更

词）、《出军歌》（石更词）、《从征军歌》（石更词）、《从军》（陈超立词）、《妇人

从军》（叶中冷词）、《欢迎新兵入伍歌》（松云词）、《女》（倪觉民词）、《行

军》（汪翔词）、《陆军》（黄子绳词）、《陆战》（石更词）、《炮兵歌》（朴青词）、

《步兵歌》（朴青词）、《出征》（华航琛词）、《从军乐》（冯梁词）等。这些作品

用词简单易懂，修辞上多采用比喻（《革命军》：”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

反问（《从军》：“人人怕死，人人偷活，国谁支撑？”）、对仗（《从军乐》：“枪林

弹雨不足畏，制胜在人和。胸中豪气今方吐，保我好山河”）等加强语气，使人

感同身受。这些知识分子词作者大多未有真正的军事生活体验，因而无法准确把

握当时军队的具体情况，加之歌词也过于“文言”化，导致这些军歌不易传唱。

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歌较贴近部队生活，以冯玉祥“西北军”的军

歌影响最突出。冯玉祥将军创作的军歌数目繁多（具体数字有待考察，不少于

100首），从思想教育到军事技巧、策略尽入歌中。其中，“冯氏部队三大战歌”

（《利用地物歌》《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更是传遍当时全国各军队。

（1）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力求

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时常注意利用地形。（《射击军纪歌》，共5

段词，附第一段）

（2）战斗动作切要，目兵均须牢记：一闻前进命令，奋勇不顾敌火。战友

伤亡取其子弹，如无命令不得顾之。（《战斗动作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

（3）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一。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蚁聚。留神

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碍邻兵发枪击，要注意。

（《利用地物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

上述冯氏战歌歌词朴素易懂，修辞也只有简单的比喻、反复等。这样的歌词

在那个中国士兵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时代，更为实用。冯玉祥以乐治军，凝聚军

心，提高官兵作战技能，对中国军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从建军伊始就很重视军歌创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是根据

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而创作的。同一时期，还有《射击歌》

《下操歌》《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十六字令》三首等战斗型歌曲，以及《双双草

鞋送红军》《红区干部好作风》等抒情歌曲。这些军旅歌曲在曲调上主要沿用了

一些乡土民谣、民歌以及外国歌曲、学堂乐歌，歌词同样比较简单，修辞格使用

的不多，主要是反复、比喻，修辞频率也不高。

总之，萌芽期的中国现代军歌歌词已经开始聚焦军队生活训练战斗的需求，

结合实际情况，语言简单，修辞上也以朴素简略为主，修辞格数量极有限，偶见

比喻、反复、对仗，修辞频率也极低。

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歌与较丰富的辞格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救亡类歌曲开始在全国

大量涌现。聂耳、田汉、任光、张曙光等一大批音乐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亡歌

曲的创作之中。这些救亡歌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军旅歌曲的发展。一方面，

救亡歌曲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让民众自愿自觉地参与到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军队中来；另一方面，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和有识之士也参与

到了救亡军旅歌曲的创作队伍中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旅歌曲在形式、内容、修

辞手法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军歌的代表作品，有战斗歌曲《到

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义勇军进行

曲》（田汉词，聂耳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卢肃曲）、《救亡进行曲》（周

钢鸣词，孙慎曲）、《新四军军歌（陈毅词，何士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

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保卫黄河》（光未然词，冼

星海曲）等，也出现了大量叙事抒情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

《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张曙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江西民歌，焕之编曲）、

《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长城谣》（潘孑农词，刘雪庵曲）、《南泥湾》（贺

敬之词，马可曲）、《二月里来》（塞克词，冼星海曲）等。相较之前的军歌，这

些歌曲更为大众所熟知，并一直传颂至今。这一时期军歌飞跃式发展的一个重要

表现就是歌词运用了比较丰富的修辞。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以比喻的手法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存亡奋

斗的过程；“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

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配合紧凑的旋律，连续运用反复的手法

突出时不我待的救国热情，具有强大的情感感染力。《团结就是力量》中，“团结

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使用了反复、对比、

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运用了排比修辞，表

现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气势如虹、势不可挡、前途光明、意志坚定的豪迈英姿。

《南泥湾》中，“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

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运用了顶针、反复和对仗修辞，表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而丰收后的喜悦之情。

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军旅歌曲的政治性和时代感突

出，但从创作体裁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军旅歌曲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相

比并无太大变化，仍以进行曲和抒情曲为主。能够代表和体现解放战争特点的军

旅歌曲有《说打就打》（谢明词，庄映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

词曲）、《战斗进行曲》（韩塞词，王佩之曲）、《淮海战役组歌》（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解放区的天》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八次反复强调了共产党是新中国成立的

充要条件；“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的两次反复强调了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和圣洁信念；“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

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运用排比手法，且反复一次，既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民族解

放中所作出的多方面重大贡献，从而激励军队士气，又以强大的逻辑力量证明共

产党是实现国家新生、民族复兴的唯一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军旅歌曲，几乎都是直接服务于战争和

战斗生活。虽然歌词仍是简单易传播，但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较之前已经有了较

大丰富，反复这一修辞格因为进行曲旋律或者情感表达的需要，大量出现在这一

时期的军歌创作中。

三、十七年时期的高亢凯歌与丰富辞格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主。文艺工作者们

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大量优秀军歌作品问世，如《我是一个兵》《歌唱祖国》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英雄赞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为祖国守大桥》《道德组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打靶归来》《学习

雷锋好榜样》等。

这一时期的军歌承接了之前发展的硕果后，修辞手法更加丰富。《我是一个

兵》中，“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了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匪军；我是一

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运用正向对仗，表现了人

民子弟兵与老百姓的血肉关系、子弟兵的历史功绩和政治本色。《歌唱祖国》使

用排比组织歌词结构，局部反复增强感情表达，细节处有“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

钢”的比喻和“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的对偶、押韵等修辞

手法，表达了歌者为祖国而自豪的真挚情感。《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出现了“牛鬼

蛇神一片惊慌”这样的比拟，表现了歌者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自信和对敌对势

力的无比蔑视。《打靶归来》除了运用反复，“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

去”一句运用了顶针和夸张，形象地描绘出战士一天训练之后的喜悦。

可见，建国初十七年时期军旅歌曲的政治思想倾向更加鲜明，情感色彩更加

浓厚，所用修辞格也更加丰富。本时期的一批优秀军旅歌曲成为了我国现代军歌

的经典之作，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精神文化瑰宝。

四、“文革”时期的颂歌战歌与修辞狂欢

在接下来的“文革”十年里，歌曲大多只是为了简单地配合某项政治任务而被

当作宣传工具，陷入概念化、程式化以至口号化的狭窄胡同之中。这一时期军旅

题材的歌曲数量依旧庞大，但多以歌颂毛主席、服务“文化大革命”为主，如《伟

大的领袖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毛主席走遍祖国大

地》《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壮锦献给毛主席》《战士歌唱东方红》《革命战士想

念毛主席》《红卫兵想念毛主席》《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红卫兵战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拿起笔，做刀枪》《牛鬼蛇神嚎歌》《毛主席像章戴

在我胸前》《毛主席语录发给咱》《满怀激情迎九大》《赤脚医生下乡来》《贫下中

农管理学校就是好》《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这一时期的歌曲在思想上大都

显现出文化意义上的“倒退”，但在修辞的运用上不仅没有退步，反而为了服务政

治而穷其所能，比喻、拟人、夸张、双关、借代、对比、反复、映衬、对偶、排

比、设问、反问等无一不用。修辞运用过度自然导致歌曲缺失了感动乃至震撼人

心的艺术力量。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军歌大繁荣与多彩修辞

改革开放后，经济、文艺复苏，军歌发展也走上了正轨，而且推陈出新，无

论是在歌曲的内容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加多样和细腻。历史上我国军队长期处于

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的严峻环境，因此，以往军歌大都带有振奋人心、情绪饱满、

奋勇向前的战斗色彩和嚴肃格调。但在新的和平时期，人们意识到精神世界

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情感同样也细腻。于是，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歌曲不断朝

着心底延伸，《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再见吧，妈妈》《我爱

这蓝色的海洋》《当兵的历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说句心里话》《走进

新时代》《小白杨》《军中绿花》《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等一

系列表达丰富情感的歌曲涌现。这些歌曲同时也感染了以外的普通群

众，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修辞格的运用上，虽较前一时期种类没有增多，但

更加灵活多彩。《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中，“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桃林环抱

着秀丽的村庄”运用对偶；《十五的月亮》中，“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

祖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运用了对比、对仗。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中“这世界虽有战火但也有花香”用“花香”借代和平

生活中的爱情。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军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军歌更多关注部队官兵的内心世界，所以呈现出节奏稍缓、修辞格的运用上更加

灵活多彩、反复这一在进行曲中占主要地位的修辞格使用频度大幅减少的特点。

六、结语

从清末民初的萌芽，到战火纷飞中的成长，经建国初期的大发展，历“文革”

中的狂欢，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繁荣，中国军旅歌曲一路走来，虽道路曲折，修

辞运用随时而变，却也硕果累累。中国现代军歌萌芽时期歌词直白，辞格运用较

少，修辞风格也很朴素；战争机制下的军歌歌词创作，结合进行曲的形式特点，

反复、排比较多被采用，修辞风格严肃；和平时期，军歌的创作更加丰富，各种

修辞格都被频繁运用。时至今日，军歌歌词中的辞格运用更加灵活多样，修辞风

格更加多彩。中国现代军歌的修辞流变史告诉我们，军歌歌词的成功创作，除了

要弘扬时代主旋律、适应乐曲形式等要求之外，在歌词修辞上必须坚持真诚可信、

文质彬彬、得体自然三大原则。《周易》中说“修辞立其诚”[1]，就是说成功的修

辞必须基于真诚可信的态度，否则将走向矫饰和狂欢，“文革”中军歌歌词的狂欢

化修辞便是反面例证。歌词修辞过度不好，所谓“文胜质则史”，但修辞一点不用

也不见得好，所谓“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2]好的歌词应该符合孔子对“辞

达”的要求“文质彬彬”。最后，歌词必须得体自然，合境、合位、合礼、合俗、

合式，如行云流水般自然，不见修辞的斧凿之痕。这样，中国的军歌就能够使歌

者易唱、爱唱、久唱不衰，不但能服务于军队、，也能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

领域和广大普通群众，把军歌“群”的社会功用发挥到最大，营造出“军民团结如

一人”的社会文化氛围，化修辞软实力为国家硬实力。

参考文献：

[1]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3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

[2]葉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6.

（刘兆洋万晓高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