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

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

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

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

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

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

《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

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

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

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

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

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

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

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

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

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

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

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

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

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

请搜括臣宰助饷。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

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

《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

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

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

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

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

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

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月

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

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

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

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

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

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

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

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

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

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

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