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屈原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进

步舆论遭到严厉压制，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在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行变化的具体

形态。认为一物两体，一而不同，阴阳、刚柔、，人民大众“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要

求难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

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

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创新，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

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然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矗但知

性只适用于现象界而达不到物，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

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有真切的了解；

但在具体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象过去某些历史剧作者那样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

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注：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

剧的结构，人物的刻划，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

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

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

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

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

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

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

和个人，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注：鲁迅：

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收于《鲁迅书信集》上卷))；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

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反复的过程。，仍有所不同；有

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

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创作家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

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

《屈原》剧中，还刻划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

的：“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婵娟对屈原的

敬爱和维护，形象地表现了广大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态度，从而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很好

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

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

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狭、阴险毒

辣和冷酷残忍，使读者和观众形象地认识到，统治集团中的卖国势力是怎样的一群丑类。南

后这个形象的刻划，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衬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

私的品德，爱国爱民的感情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益加鲜明突出。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剧本的

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划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

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

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

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

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无论是聂政刺杀侠累动机的升华，或者是屈原

所表现的与反动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和终于出走汉北；无论是如姬临死前在她父亲

墓前的自白，或者是宋意在高渐离启发下夤夜“冒着大雪远走江东”去同那里人民相结合的行

动；都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