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典的党史故事

11、王建安视察拒陪同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

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

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2、公务用车岂能接娃娃放学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

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

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

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

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

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

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

“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

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3、吴永光下雨不准用车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

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

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

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

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

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

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

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4、吴德峰走后门没门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

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

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

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

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

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

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

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

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

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5、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

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

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

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

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

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16、彭德怀的“特权”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

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

科的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

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

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

“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

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

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7、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

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

下。

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

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

去住。

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

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

略表欢迎之意。

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

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

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

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

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

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

笑起来。

18、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

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

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

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

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

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

特殊的人，却三辞官。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

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

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

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

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王树声“收购”家乡送的茶

王树声喜欢喝家乡的绿茶。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家乡去人给在京的麻城籍首长每家送

来几盒茶叶。他先是欢喜，后是发愁，最后还是坚决不收。来人说："这是一点家乡的土特

产哦？"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但因为他确

实太爱喝家乡的茶了，他还是舍不得让来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给了八十元现金将几盒茶叶买

了下来。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四十元。

20、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

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

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

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

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既要想尽办法改

善领导和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

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都安慰董老“六

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们说：“我们党的经

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

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

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