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不远

《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原文及译文

卷八·论刑法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

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

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

“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

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

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

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

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

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

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

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

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

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

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

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

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

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

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

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

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

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

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

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

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

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

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

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

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

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

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

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

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

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

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

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

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

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

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

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

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

“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

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

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

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

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

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

正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

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

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

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

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

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

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

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

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

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

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

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

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

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

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

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

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

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

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

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

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

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

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

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

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

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

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

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

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

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

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

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

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

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

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

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

“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

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

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

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

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

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

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

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

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

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

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

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

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

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

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

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

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

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

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

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

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

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

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

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

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

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

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

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

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

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

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

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

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

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

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

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

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

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

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

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

案情抄录奏报。”

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

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

的好文章。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

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

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

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

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

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

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

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

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

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

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

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

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

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

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

迷亡国的音乐为yín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

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

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

谨慎，如履薄冰。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

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

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

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

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

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

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

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

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

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

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

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

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

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

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

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

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

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逃生以示仁慈，像

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

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

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

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

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

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

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

“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

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

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

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

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

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

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

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

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

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

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

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

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

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

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

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

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

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

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

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

《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

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

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

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

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

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

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

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

是没有听说过的。

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

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

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

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

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

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

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

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

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

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

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

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

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

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

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

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

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

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

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

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

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

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

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

分可悲吗?

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

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

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

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

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

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

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

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

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

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

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

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

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

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

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淫逸的缘故。慎终如始，

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

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

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

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

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

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

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

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

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

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

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

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

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

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

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

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