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的意思

论泰戈尔《新月集》被压抑与反压抑的

儿童书写

摘要：“新月”是崇高与新生的象征，亦是泰戈尔近似神的隐匿与守护的写

作姿态。在这样的姿态下，诗人有意在《新月集》的完满诗境里安置不和谐的因

素——家庭的失落与个性的抑制。这既是诗人对童年缺憾的映射，也是写作期间

压抑沉郁的情感表达。然而，压抑的童年书写并未破坏整体的和谐，而是与反压

抑的成长叙事形成合力，在儿童远行而归的幻想中，共同赋予了诗文特殊的色彩

与张力。

关键词：泰戈尔；《新月集》；儿童；压抑；出走

泰戈尔获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出版同年，英译诗集《新月集》亦问世于

文坛。《新月集》以40首儿童散文诗为主体，来源于泰戈尔1903年写作的孟加

拉语诗集《儿童集》（内有49篇）和未刊载的新作。在清新散文诗行的铺排中，

对孩子的熨帖书写与大爱历来为读者称道而传颂至今。

对泰戈尔有一知半解者往往会以为，这种爱源自他足以改变印度史的辉煌家

庭，将其绚烂的家庭背景视作天然的爱的孵化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泰戈尔

54岁时出版的《回忆录》提到，早年间受“奴仆统治”且不受重视的第十四位少

爷，显然缺失一个足够温馨的童年。在母亲死后，五嫂才以母性慈爱和略带暧昧

的情爱抚慰了作家的缺憾。而在《新月集》出版前，泰戈尔接连遭遇父亲、妻子、

儿女的去世，受到了不可磨灭的精神打击。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月集》是大痛与大爱的结晶。再只是将该诗集视

作宁静单纯的儿童诗歌，也许就遮蔽文本缝隙中体现出的复杂与纠缠。郑振铎在

诗集的《译者序》提到，《新月集》的潜在读者不是儿童，而是“叙述儿童心理、

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是展现给成人的童话。当儿童作为抒发情感的对象、

内容或视角时，就要承受着来自成人作家的厚望与幻想，具有了能指的符号意义。

因此，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仅仅将《新月集》视作“儿歌”是不够的，在这样天真

烂漫的儿童书写背后，显然存在着需要深入挖掘的地方。

一、从作为符号或作为视角的“新月”说起

作为一部儿童诗集，“新月”作为诗集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因

此，对总题的解读应当放在首位。

新月高悬于夜空之中，以“新月”为题便已经确认了儿童至高的地位。在

《孩子的世界》中“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一句

很好地概括了诗人对儿童仰望的崇拜心态。这样的情怀近乎宗教，而以孩子为中

心而“众星捧月”式的书写层出不穷：星星、天空、云朵、彩虹皆守候（《孩子

的世界》），供奉神似的爱着孩子（《开始》），还有权力、金钱、美色都难以

企及的孩子之天真无邪（《最后的买卖》）……“新月”就是诗人教读者抬头望，

让孩子成为大人的教育者，“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

（《孩堤之天使》）

高悬的新月饱含新生之意。可以在中国读者的接受中看到，徐志摩在《论新

月》中借“新月”来命名文学社，就取了“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

来的圆满”的含义。《新月集》最早的中国译者王独清则借此发出新生的中国正

是“新月之国”的传唤。五四文人们的理解与化用是妥当的，“孩童在纤小的新

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在《新月集》里，诗人以孩童的稚嫩总领

了整个自由舒缓、纤小无束的诗歌世界。如《来源》写微笑：“一线新月的幼嫩

的清光，触着将消未消的秋云边上，微笑便在那个地方初生在一个浴在清露里的

早晨的梦中。”清晨挨着薄云的新月——这就是孩子的微笑，诗人在如梦如幻的

诗境将其勾勒而出，具有无比的象征意味。

而月也不只是指孩子，还有母亲。在“圆圆的满月”好似低下头亲吻孩子的

母亲的诗行（《天文家》）、“我做云，你做月亮”（《云与波》）的角色扮演

中，母亲的光辉也一如满月，而她不正就是养育出新月的“开始”吗？生命的往

复、继承的意蕴在此展开了。

不过，新月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的姿态，以往的研究很少指出这一点。在印度

文化里，新月是毁灭与创造之神湿婆的右发饰，象征着神在宇宙中时隐时现，但

即便隐藏也常在于斯。的确，在叙事意义上，这样的特殊位置似乎只有既隐藏又

常存的作者自身才能安住。由此，新月作为诗人之眼甚至是神之眼的创作里路也

并非不可理解，暗示着泰戈尔守护的、隐匿的写作姿态。而在作为新月的诗人的

照耀之下，读者通过细读，很快就会发现抒情声音中一些看似巧合、但实际上别

有用意的设置。

二、母子之间：隐含的家庭缺陷与个体压抑

整部诗集中，在儿童自我、母亲和第三人的视角反复切换下，抒情主人公显

得较为抽象，缺失具体的指向和完整的摹画，意在显示出全天下儿童共同的“儿

童性”。不过，小主人公也存在相对具体的地方，近似于泰戈尔的童年写照——

富裕大家庭中被压抑的小男孩。

不难发现，在篇章与篇章之间，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形象趋向于固定：慈爱的

母亲、担任“小大人”角色的哥哥、可爱的妹妹和常年外出、舞文弄墨的父亲。

而作为写作者的父亲形象恰好与作者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重合，他也总

是因为政治活动和文艺工作而极少回家。但是与诗歌的形象有所区别的是，真实

的父亲对泰戈尔的教育有着决定性的积极作用，是他用耐心与关怀培养了泰戈尔

财务、政治、文艺、为人处世等诸多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更加贴近《新月集》的

“母亲”角色。

真实与文学存在区别，因而也更值得玩味。其中，从第21篇即诗集中部开

始到第30篇，不在场的父亲终于开始频繁地显露出他缺席的事实，或是即便在

场，也会被孩童视作不满、不解的对象，而这些抱怨有时隐晦带过，有时以此为

主要内容。这样的位置安排与巧妙的展现方式值得注意。因为在母子相处的一派

温馨当中，父亲已然成为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由此在清新淡雅的诗篇中掀起了

阵阵波澜，甚至还流露出了沉郁与悲伤的气息。

敏感的读者很快就会联想到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但本文更希望在此以

外，着力于“父亲缺席”的意义阐释。在《长者》中，作为哥哥的“我”一直在

对母亲叙述年幼妹妹的“傻”：她分不清路灯与星星的区别，会无意识地撕书、

吃石子，还分不清责骂和夸赞……一大一小的孩子之间即使是有着误会，但也是

充满着童趣与亲爱的。然而在祥和之中，突然来了一句“谁都知道爸爸不在家”，

诗篇的温度随之迅速冷却。妹妹高兴的四面张望既是懵懂，也是这个家庭的常态

化悲哀的显露。而最为悲哀的是，作为“长者”的“我”有着对父亲缺席的清晰

觉知。因此他才这样嘲笑妹妹，“她是那末可笑的不懂事”。可这样的懂事却给

也尚且年幼的小哥哥带来十足的伤害。

同时，这种觉知与懂事也在其他诗篇中也不断回荡着。如《对岸》里“我将

永不同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做事。”一个孩子说出这样的允诺，除了天真

以外，更多的是被逼迫的早熟，是对父亲离家、妇孺守家的补偿与担当。而且，

这样的天真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依恋，谁又能预告准确未来呢？在真实语境中，

这样家境优渥的男孩是相当可能要离家成才的，成为渡夫只可能是幼稚的信口想

象，而“如果你不在意我成为渡夫”的言语预设，也已经暴露出儿童对现实的微

妙觉察。因此，这样的允诺要实现也近乎渺茫，从而在延伸意义上更多地赋予了

诗歌悲剧的色彩，儿童所处压抑境况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样的压抑也尝试被宣泄出来，化为了儿童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与不解，但却

只能是得不到大人答案的单向表达。能够直接地抒发对父亲不满的是《著作家》

和《恶邮差》两篇。《著作家》是以孩子的口吻书写的，父亲与“我”形成了对

照。同样的行为，父亲做是值得鼓励的，“我”做却永远是错的，而容忍或责骂

的发出者竟然是母亲，仿佛原本和谐的母子同盟是因为父亲的出现而被破坏的。

因此，“我”也只能最后向母亲发问，“你心里以为怎样呢？”而诗篇此时已经

戛然而止，并无回音。紧接的一篇是《恶邮差》，“我”将未收到父亲信的原因

归到邮差身上，并自告奋勇要给母亲写信。这样的构思相当精彩，儿童的不谙世

事和对母亲的爱在误会中巧妙铺开。不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篇中

“破裂”的母子同盟，在这里因为父亲未寄信归而修复。在儿童无意间将责任推

卸到所谓“恶邮差”身上时，诗人也已经和读者站在一起，控诉那位对家庭缺少

关爱的父亲，同情在家中苦苦等待的妇孺了。迟早有一天，孩子会完全明白邮差

并没有这么多功夫藏信，真正“恶”的是父亲，而诗人已然在诗中做下了审判。

如果说家庭环境的压抑是通过父亲缺席的显著符号展现出来的，那么诗人对

孩子个体压抑的书写可能更加隐蔽。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创造性作品像一个白

日梦一样，是童年期游戏的继续和替代。”在作家的白日梦当中，被压抑的童年

再次被演绎，以诗文的对话的形式寻求答案。那么在这样的求索中，《审判官》

与《同情》形成了值得注意的对照，一个是“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只是因为他

是我的孩子”，一个是“如果我是……，而不是你的小孩”。当中反复纠缠的议

题其实是：是因为我是我，还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而被爱？

诚然，母亲无私的爱是伟大的，这在《新月集》中也不断被强调与歌颂。但

是，个体却始终会成长，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被承认与关照，而不是以爱之名抹煞

其独特性。这就是矛盾所在，母亲无条件的爱与“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的自恃

反而构成了对孩子的个性压抑。

有可能会被质疑的是，孩子究竟是否真的在呼唤自己的主体性被看见。由于

这篇散文诗以郑振铎翻译的《同情》为题，很多读者可能会从同情角度理解，认

为孩子在对狗与鹦鹉遭到母亲的粗暴对待的假设中，以己度它，对小动物报以同

情与悲悯。其实这样的解读根本上说不通，因为诗文的落脚点一直都是在：如果

失去了母亲之子的身份，那么所受到的爱护与包容是否也将失去？成为动物的假

设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成立，但在孩子的视野中却在真切地思虑，形成了弱于成

人的孩童的天然隐忧。所以，这才有了末尾中“走罢，母亲，走罢”的拒绝与失

落。

如此分析来看，温情的母子之间隐含着泰戈尔对压抑童年的重现，家庭的缺

陷与个体成长的抑制在美好和谐的诗境中显得有些隐蔽，但通过细读可以发现是

诗人有意为之，不可忽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压抑并没有破坏整体，在泰戈

尔“梵我如一”的哲学思辨下，赋予了文本独特张力，体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情思

与力量。究其原因，是反压抑的写作构思与这种压抑形成合力而创造的。

三、“出走与回家”模式：反压抑的成长叙事

在家庭的压抑与个体的压抑之下，孩子是否就完全失语而被淹没呢？当然不

是。毕竟，作家的白日梦始终要为愿望的实现而服务，而笔下的孩子的幻想乃是

压抑情感抒发的积极表达。

实质上，孩子反抗压抑的路径无非就是与大人齐平，或是离家出走——这和

五四时期的“出走”主题相当契合，也无怪乎徐志摩、郭沫若等青年被《新月集》

深深吸引。的确，在整本诗集中，孩子渴盼出走的声音是主线之一。第二十七篇

的《小大人》便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念，“他随便到哪里去都可以，因为他是大人

了。”意思就是当孩子能够肆意闯荡时，他便天然地实现了与大人平起平坐、摆

脱压抑的目的。然而由于年龄尚幼与母亲“不要出去呀”的爱的限制，这样的闯

荡只能够在幻想中完成，也就有了遵循“出走”模式的一系列幻想诗歌。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商人》的开头，孩子天真地宣布，“妈妈，让我们想象，你待在家

里，我到异邦去旅行。”作为叙事主体的孩子在这样的想象中不断地赠予母亲爱

与美的礼物，从母亲口中的“乞丐”一跃而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的馈赠

者，以慷慨的奉献证明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对岸》《水手》《职业》等诗篇，

亦有假托为渡夫、水手、更夫等相对自由的职业者而远行历险的情感抒发。或成

为金色花，与母亲开小小的玩笑；再或是寄情于纸船，在梦中完成远航（《纸

船》）。

但是可以发现，出走的最终结局总是回到母亲身边，甚至在幻想的展开之中，

孩子已经自觉地安慰母亲，允诺自己一定归家。由此，出走外延开来，形成了

“出走-回家”模式。

遵循这一模式的代表是《英雄》。不同在于这次的孩子不再是独行者，而与

母亲同行，“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度。”孩童驰

骋的想象里，母子二人遇到恶人，而孩子则在刀光剑影中赶跑了他们，成为营救

母亲的英雄。不过有趣的是，孩子自知这像是虚构的故事，也遭到了哥哥的嘲笑

与怀疑，但最后一句却是村中人惊讶地谈起这对母子能够陪伴的幸运。诗歌就此

结束，而言外之意仍在延宕之中。而在《云与波》里坚定拒绝仙人玩耍邀约的孩

子，似乎是在不断地印证上文所述“我将永不同爸爸那样”的承诺，也是在不断

强调回归家庭的幸福。

综上可以总结出，在自由、出走的主题之外，回家才是诗歌思想的最终归宿。

在这样温情的书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和谐统一境界是如何在诗文中铺造

的，可以用文本进一步佐证：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之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的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怀

抱，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孩童之道》里的这一段，正是对泰戈尔为什么写作“出走-回家”模式的

精确回答。所谓的“自由”是对自我的体认，而在诗人眼中，完全的独立意味着

斩断母亲的牵挂与爱，于是他召唤远行冒险的孩子们回到家中，劝告他们在成长

的道路上不该渐行渐远，而是把爱作为终点不断行进。以“爱的哲学”反抗压抑

是《新月集》核心，在这样追求和谐的哲思引领下，外环境对个人的抑制力量变

得并非不可抗衡，被转化为了更为积极的、促人成长的要素。

结语

新月终将圆满，发出更加清亮的光辉。在出走与归家当中，孩子以爱对抗外

界的压抑，在历练中实现自己的成长。品味被压抑与反压抑形成合力的儿童书写，

读者能更好地体悟在童年的造梦式演绎之下，泰戈尔所追求的和谐圆满之大爱哲

学。就此，这般解读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喜爱泰戈尔的五四“儿女”们，乃

至所有的在泰戈尔诗歌中找到慰藉者。他们既渴望叛逆出走、自由地出门远行，

又总是不断地回望自己的文化母亲，试图返回“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于是，在来自印度的歌里，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也就是重读为儿童歌也

为成人歌的《新月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新月集》，郑振铎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7年版。

[2]（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新月集》，王独清译，上海：大新书局，

1924年版。

[3]（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回忆录》，冰心译，南京：译

林出版社，2016年版。

[4]（印）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11年版。

[5]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6卷》，梁实秋、蒋复璁编，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13年版。

[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北京：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7]季羡林：《印度历史与文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

[8]刘建：《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第59-

66.页。

[9]泰戈尔：《不被注意的花饰》，《新月集》，郑振铎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10]泰戈尔：《孩童之道》，《新月集》，郑振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7年版，第76页。

[11]泰戈尔：《英雄》，《新月集》，郑振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17页。

作者简介：禄琦，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