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得仁

孙子兵法"仁"字解

[孙子兵法]"仁"字解

《孙子兵法》“仁”字解

仁，本指人的相亲相爱。“仁从人从二，其义训亲”（许慎）“仁者，仁也，亲亲为

大”（《礼记·中庸》）“仁者爱人”（孔子）由于“仁”的情感性、民主性、人道性特

色，不仅成为儒家推崇的道德范畴，也普遍受到各家学派的重视。在兵家著作中，《司马

法·仁本第一》专章论述仁爱为本，《六韬·文师第一》认为应该用仁、德、义、道收揽

人心，《吴子·图国第一》主张用道、义、礼、仁来“亲万民”，其他兵书也表现了对仁

道的重视。而在“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仁”字的使用却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

象。它位列将领五能（智、信、仁、勇、严）之一，却只在书中出现了三次，就其意义用

法看，不仅与儒家学说中的仁义概念大相径庭，也与先秦兵家的“仁”字蕴含不同。考察

这一细微现象，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孙子兵法》的独特精义。

最大的仁是智，最高的智是仁

孙子在《始计篇》中开门见山，提出为将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能力。之后，

就再也没有对“仁”字加以运用。一直到《用间篇》才又出现：“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

至也”“非圣贤．

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比较起来，．

孙子用“智”字7次，与“智”相关的还有“计”字11次、“谋”字11次、“知”

字79次；用信字4次；“勇”字7次；“严”字2次。“仁”字的使用在五能中虽不是

最少的，但与其他兵书相比，孙子确实相对“吝啬”“仁”字的使用（如《司马法》中用

“仁”字11次，义字20次）细细分析起来，它与孙子的整个军事思想有关，与其独特的

认识论方法论有关。

《孙子兵法》是一部智慧颂，是把将领的谋略指挥技巧提升到艺术殿堂的千古绝唱。

《孙子兵法》的核心和精义即是一个“智”

（知）字，全书的结构也围绕其展开。试看下表：

计篇——计利以听——智的衡量标准

作战——庙算、诡道——智的定义

谋攻——全、善——智的最高境界

知彼知己——智的前提

从孙子对五能的排列顺序看，“智”列首位，与《司马法》中的“仁、义、智、勇、

信”，与《六韬》中的“仁、义、忠、信、勇、谋”排列很有区别。根据全书的智能结构，

五能中的“智”处于统帅地位，似可理解为智信、智仁、智勇、智严。因为《孙子兵法》

中的智，不仅是知识丰富，聪慧过人，更表现为清醒冷静的理智判断。不能分辨利害得失，

不能用智作出正确决断的“信”，不是真正的信；不能控制自己的亲情，不能为长远利益

考虑的“仁”，不是真正的仁；只知使用蛮力，没有谋划的“勇”，不是真正的勇；而不

懂得智慧艺术，只会严刑治兵的“严”，也不是真正的严。尽管五能中各项是相互关联、

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但智的地位不可动摇。从这个角度看，孙子虽然对仁字使用很少，

但处处表现了对“仁”的看法：“爱民可烦”（《九变篇》）爱民本是“上德”，但如果

不顾及大利，不冷静分析敌我形势，被敌人的暴行所激怒烦扰，因小失大，就会导致整个

战局的失利甚至惨败。这种“妇人之仁”怎能算作“仁”？将士卒投到绝地，“犯之以事，

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九地篇》）就是智，也因此“仁”：不如此就不能

使士卒生还取胜。视卒如婴儿，如爱子是“仁”，也是智，它是上下团结信服，战胜敌人

的重要保证。而不知齐之以武，严格训练，严明纪律，则兵如骄子，不能实用，就不智不

仁了。

依此而言，仁的价值意义何在呢？从仁字的运用看，孙子不是不重视“仁”，而是把

它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置于冷静的理性观照之中，从现实利害出发去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把“仁”放到最后的《用间篇》里直接论述的原因了。“用间”在孙子军

事思想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百战百胜的基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条件，也是上

兵伐谋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知彼，不知对方的真正实力，必遭失败。在此领域里，是智

慧计谋最难以莫测的，是最需要仁德辅助的，是检验是否真正仁慈爱民的。假仁假义，小

恩小惠，沽名钓誉，就不能作到冷静理智地审时度势，就不能得到间谍死心塌地的服务，

拿不到真正有价值

的情报。而一旦因不了解敌情而惨遭败绩,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到那时,何仁之

有?何智之有?多少沉痛的教训已说明了这一点“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

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难道成功用间这样的智不是最大的仁吗？这样

的仁不是最高的智吗？

“仁”是高度清醒的例行判断之下的“仁”，是慈万民、怀长远的明智聪慧的仁，可

称为孙子的“仁将观”。

仁与利相连，利是衡量仁的标准

仁义与利益之辨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面。孔孟重义轻利，不太爱谈利，

谈则同轻微卑贱的小人联系在一起。《论语》中用“利”字39次，“仁”“义”二字共

265次。孟子曾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表现出所谓

重本轻末的倾向。孔孟儒学是在哲学、伦理学上来探讨义利关系，具有道德标准的意义；

而在《孙子》中，探讨的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军事争斗，是最实用现实的领域，义利之辨就

呈现一种特色。《孙子兵法》中用“仁”字3次，“义”字1次，“利”字则有51次，

重利轻仁（义），一目了然。

利，是孙子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智将进退取舍的标准，是激励士卒的手段，

是诱骗敌军的法宝。孙子张扬利的导向作用，多方阐明其真实内涵。利的最高境界是

“全”“善”。孙子坚持“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利

的涵义不仅是胜利的利，也当然包括利益。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增多本国百姓的福利，也

考虑尽量少损害他国，从而扩大天下万民的福利：“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

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全”即

是敌我两全，而胜在我。将领的智信仁勇严五能都需在“利”“全”“善”这样的总目标

下发挥作用。与儒家学说将义利尖锐对立不同，孙子从现实利害出发，鲜明提出了自己的

仁义观：为国家百姓谋取最大利益才是仁；不战而屈人之兵，既不损害我又不加害于他，

使最大多数人受益才是仁；审慎计算，周密思考，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危害才是仁。这样

才称得起“仁将”，担当起“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大任。

在“利”“全”“善”的核心战略之下，“仁”的作用自然得到发挥。孙子说：“兵

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军队长期在外

作战，会使国家财政发生困难，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诸侯列国乘机进攻，就会毁于

一旦。仁将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即使打赢了战争，得到的却是民生雕弊，也毁有百害而

无一利。从尽量减少损失，不作无益的抗争的“仁”道观点看，其利也是明显的。孙子告

诫人们，尽可能乘敌虚弱，穿过极少损害的地方向前进，不要去拦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

敌人，不去攻击阵容堂堂实力强大的敌人，这些看似胆怯，实为避免损失以保存实力的

“仁”（也是智）。凡是关系国利民福的大利的地方，必有仁义在其中，也需发挥仁的作

用。知敌情是大利，必须用仁，爱士卒是大利，也须有仁。仁与不仁的标准就是“利”

坚决维护和肯定利的作用，甚至斤斤计较于利，是“功利主义者”孙子的战争思想。

有利必有害，不尽知用兵之害，就不可能尽知用兵之利。他要求人们全面考虑利害，避害

趋利，变害为利，不为小利所，不为私利所左右，而一心一意为民为君，安国全军。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孙子既然重利轻义，以“利益得失”为战争立足点，

那么战争的正义性何在？二是孙子既然斤斤计较与利害，那他是否功利主义者？是否具备

真正的仁的情感？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孙子》十三篇是将领论，不是君主论或治国

论，他没有用更多的篇幅论述战争正义性问题，但他用“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

篇》）“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形篇》）来表述自己的战争观。作为将领，他

要重视的“利”是大利，具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性质。对第二个问

题，孙子是有功利主义倾向，但他的觉悟、情感、理想决不等同于一般的功利主义者。作

为将领，他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篇》）优待俘虏“卒善而养之”

（《作战篇》）这种对士卒的深情厚意和淳朴的人道主义精神，首先是真实自觉的人性发

扬，其次才是上升到理性和利益层次的功利态度。特别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

保而利合于主”“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畏危也”（《计篇》）等竭尽忠诚的语言表

达，说明了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只为国家百姓谋取福利的功利观。以用间为例，诡秘难测，

进无名，退有罪，无仁德的声誉，有杀身的祸端；再如善战者打了胜仗，不求卓异的胜利，

不求智慧的名声，不求勇武的战功等等。孙子要求仁将追求人民之利，君主之利，国家之

利，而不是个人私欲；追求以“全”“善”为代表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大利，而不是小

利。要殚精竭虑，用商人诡诈多变的牟取暴利法，用习俗不以为然的利益诱导法，来完成

大仁大义。

仁常以“不仁”的面目出现

孙子素以出奇制胜著称，主张“以正合，以奇胜”。这种奇不是哗众取宠，故意标新

立异的奇，而是基于对现实利害的综合计算，对事物的深刻把握之后而做出的奇计奇谋。

从“仁”字的运用看，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仁”字在首篇出现，位列将领五能之一，可

看作“正”，但至篇末才点明，意义用法又出乎意料，就确是“奇”了。我们可以通过

“奇正相生”的方法来相互参证，把握“仁”字的意义。

孙子没有正面解释什么是“仁”，而是从反面论述什么是“不仁”：“不知敌之情者，

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因不了解敌情而导致的失败是最

大的不仁，在得道的条件下取胜，才是真正的仁。一切都应以此为出发点与归宿地。那些

表面看来“不仁”的行为，从而获得了存在与施行的依据：

1.不可过于爱民；

2.要尽力窃取情报，要用死间，一旦秘密泄露，间谍和听到秘密的人不惜一并处死；

3.要在敌国抢夺粮草军需，取得补给；

4.必要时要把士卒投入无路可走的绝境，使其奋力拼杀；

5.要像驱赶群羊一样蒙蔽士卒的耳目，使他们绝对服从；等等。

正像《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孙子杀吴王姬以试兵法的故事一样，杀戮的

“不仁”正是为了避免战场上万千士卒死伤的“仁”，是为了国家安定百姓富足的仁，仁

与不仁需根据实利全面考察。孙子把一切条件因素都置于胜败的天平上综合考虑，绝不能

因小失大，因偏失全。在“全”“善”的理想战略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胜利。不论如何，胜利才是仁，失败就是最大的不仁。“不仁”

的表像往往是达到大仁的手段途径，是国家安危之主，主之佐，民之将的必然追求。坚决

摒弃那些博得智勇功名的“巧久”，专为赢得众人爱戴的“爱民”“爱卒”，甘冒进无名，

退有罪的“不仁”，来完成保国安民的大仁大德，是孙子求仁得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