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韩国大使馆

CHINESEFOREIGNENTREPRENEURS

2009年第7期（下）总第329期

一、问题提出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将移民过程看作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结果，移民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因素决定移民迁移行为

（Sjaastad1962；Todaro1969）[1][2]，移民行为是否发生来取决于移

民所带来的净收益和移民后经济收入减去迁移成本的净值。20

世纪70年代以前的移民数据大多支持了该理论假设（Fleisher,

1963；Maldonado，1976）[3][4]。

近年来的国际移民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网络的影响，移入地

与移出地的经济差距促使迁移，但移民在移入地建立起的互助

网络则会降低迁移风险进而促使人口流动(Moretti，1999；Ne-

to&Mullet，1998）[5][6]。先期移民为社会网络内的移民提供更多更

准确的信息，进而解决了信息成本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不完善

情况下，信息成本过高，社会网络提供的信息便显是尤为重要

（Portes&Borocz，1989）[7]。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注重研究移民迁移中的经济动机，而

移民社会网络理论则认为亲缘、友情以及共享原住地社区等社

会资本要素会降低迁移成本、提高迁移收益，进而转移迁移风

险。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移民网络

理论提出的风险最小化，都只注重移民迁移过程中的特定环节，

本文通过社区研究，分别考察国际迁移过程中的这两类要素，即

通过迁移动机分析迁移中的经济因素，通过社会资本分析迁移

中的社会网络因素。

二、韩国迁移者的界定

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批韩国人在中国一些较大城市如北

京、青岛、大连等地短期或长期居留。2006韩国在华居留人数为

30万~40万，2007年北京韩国大使馆统计约为70万，2008年

金融危机到来，这一人数下降到43.3万[8]。

在本文中，我们将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境内居留的韩国

人定义为韩国迁移者。首先，现代人口理论中“移民”一词指代的

是以改变定居地点为目的而进行的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口迁移

和流动，它是对失衡的人类社会进行整合的手段（张超林，

2001）。韩国迁移者虽然符合越跨国境迁移的条件及特点，但其

迁移的目的不是永久性改变定居地点，多数迁移者没有在中国

长期居留的意愿。其次，从迁移者的身份认定上看，他们拥有韩

国国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他们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的

长短，由其本身意愿及签证时效决定。因此，我们将中韩建交后，

那些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累计超过

一年以上，具有合法身份的韩国公民定义为韩国迁移者。本文主

要针对这一人群进行分析。

三、韩国迁移者的经济动机

经济要素对移民迁移动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移出

地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移入地带来的新机遇[1][2]。1992年中韩建交

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韩国人迁移到中国，迁移者

受国内及国际经济变化影响较大，如发生在1998年的金融风暴

以及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中心城市

出现大规模的返韩潮，丹东市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与北朝

鲜的新义州隔江相望，其特珠的地理位置，造成丹东市韩国迁移

者即具有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又表现出其独特的流动特点。

(一)工资水平与经济收入

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移民潮从低工资收入向高工资

收入地区流动，而资金（包括人力资本）则向低水平地区流动。中

韩建交后出现的韩国迁移潮则是从较高工资水平国家流向相对

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其迁移特点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力的流动。

国际迁移中的经济动机与社会资本

———基于丹东市韩国迁移者的质性研究

姜磊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116025)

摘要：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借助社区研究方法，考察中韩建交后出现的韩国迁移者现象，通

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界定，探讨韩国迁移者的经济动机及社会资本特点。

关键词：韩国迁移者;经济动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4-0001-03

收稿日期：2009-06-18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辽宁省韩国移民的社会网络分析”（项目编号：200818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韩

国跨国移民的社区比较分析”（项目编号：08JC84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姜磊(1973-)，女，辽宁盖县人，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研究。

TheoryForefront·理论前沿

1

中外企业家

2009年第7期（下）总第329期

丹东市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除略具规模的韩国企业SK外，没有

大型的韩资企业，以雇员身份在丹东工作和生活的韩国人较少，

多数韩国迁移者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

韩国人迁移到丹东的经济因素主要是基于相对较低的物价

水平及廉价劳动力，这是一种基于移入国低工资水平的资本投

入型迁移。不同于北京、沈阳等中心城市，丹东市韩国投资者所

拥有的资金量较少，全市共有韩国企业三百多家，从数量上看，

占外资企业的首位，但其投资额仅占第四位。除劳动力价格低廉

外，吸引部分企业的主要原因还包括环保要求低，某些污染严重

的韩国企业在中国加工产品，然后将成品返销韩国，这类企业给

移入地带来较大的环境隐患。国际金融环境对这类韩国企业影

响较小，但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却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新劳动法的颁布后，部分韩资企业因雇佣成本上升而选择撤资。

(二)汇率的变化与货币购买力

国际移民研究不再囿于A点到B点的静态迁移，国际环境

以及移入国与移出国间的经济变化都会导致迁移流向上的改

变。在中韩两国迁移潮中，汇率的变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迁移者不是以移民身份定居在移入国，他们没有隔断

与移出国的各类关系（包括经济关系），他们会依据两国之间

的经济变化而修订他们的迁移策略。丹东市韩国迁移者中受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集中在市中心（一经街、二

经街）从事餐饮零售业的投资者。其中部分投资者20世纪90

年代中期来到中国，他们在韩国收入水平较低，但基于当时较

高的汇率及两国间的工资差距和移入地较低的生活成本，这

些迁移者投入较少韩元就可以在丹东创业生活。金融危机后，

韩元贬值，这部分迁移者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两国间汇率的

变化也会通过货币购买力显现出来，金融危机后，由于韩国国

内商品价格下降，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逐渐降低，两国收入、

物价水平上的差距有所变化，导致以韩元为主要收入的迁移

者大批返回韩国。

(三)迁移成本与潜在的经济因素

从迁移成本上看，丹东大东港距离韩国仁川港仅245海里，

两地交通便利，交通费用较低。韩国迁移者在迁移中面临的最大

难题主要表现在非经济性的制度因素上，多数被访者认为他们

在中国的签证时效过短，且签证手续复杂。

除上文提及的经济因素外，韩国迁移者还存着一些潜在的

经济动机，如教育投入与回报率、对未来经济机遇的预期等。韩

国属东亚文化圈，父母重视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部分在韩国

国内没有机会升入大学的中学生，会选择来中国来读书，除教育

费用等经济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韩国留学生在中国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率较高，甚至有机会进入中国名牌大学接受

教育。这些留学生凭借其在中国获取的大学文凭及语言优势，增

加了在韩国继续深造和求职的机会成本。除教育因素外，丹东市

与北朝鲜有306公里长的边境线，特有的地缘优势是吸引韩国

迁移者的重要原因。由于北朝鲜尚未对外开放，南北朝鲜之间存

在着贸易壁垒，一些韩国商人通过中国的合伙人与北朝鲜进行

贸易往来，部分韩国企业也会出于战略投资的考虑，等待北朝鲜

开放的契机。

四、韩国迁移者的社会资本

网络联接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有效形式，长期迁移中形成的社

会网络会成为信息传递和移居治业的桥梁（李明欢，1999），但基于

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不必然对移民决策产生最有效最显著的影

响，反而是一些熟人关系或弱关系会影响移民机会的获得（Palloni

etal，2001）。链式效应对移民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同一社区内前期

移民会对后期移民产生长久性影响（Simone，1998）。韩国迁移者在

移入地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如下特点：

(一)社会网络的相对封闭

韩国迁移者在移入地形成的社会网络较为封闭，尤其是情

感性交往主要发生在族群内部，其中韩国教会、商会是其互动及

交流的主要场所。

商会对入会人员具有更大的限制性，而教会的封闭性则更

强。教会的神职人员及教徒主要由韩国迁移者构成，他们大多以

家庭为单位参加教会活动，中国公民不允许在韩国教会从事宗

教活动。教会不仅拓展了韩国人内部的关系网络，同时也为身处

异乡的韩国人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教会组织的韩国人

活动中心为各年龄韩国人提供服务，韩国人可以在活动中心租

借图书、休闲娱乐、学习制作流行手工制品及汉语、韩语等。虽然

活动中并不限制中国人参加，但其成员主要是韩国人。韩国商会

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会员主要是在丹东从事工商业的韩国商

人，商会与当地政府、民间组织的互动较多，不仅会赞助丹东地

区的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其下属的文化交流部也会定期举办文

化活动或文艺汇演。商会为一些韩国商人提供运转资金，同时也

会为会员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并协助会员办理签证等，因商会协

助办理签证的成功率较高。虽然加入商会需要交纳会费，但是很

多的韩国商人都希望能加入商会，以获取商会提供的资源。除教

会、商会以外，韩国人创办的语言学校也是韩国人互动的主要场

所，这些语言学校不仅教韩国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为那些就读于

中国学校的韩国学生提供韩语教育。这样韩国人的互动网络就

通过教会、商会、语言学校这三个主要的活动场域而得到强化。

(二)互动空间的有限性拓展

从居住区域上来看，丹东市并未形成类似于北京望京韩国

城那样的聚居社区，韩国迁移者的居住地点相对分散，但总体上

集中在市中心、韩国城、鸭绿江边的中高档住宅小区。

以家庭为迁移单位的韩国人会让子女就读于中国学校，因

此韩国学生在丹东的交往圈子主要由中国同学构成，同学间的

互动较为频繁，会发展出较为深厚的友谊，因此，年轻一代的韩

国人更易融入移入地的生活，虽然部分韩国男孩可以接受中国

伴侣，但绝大多数韩国女孩不会考虑嫁给中国人。多数韩国人在

经商过程中需要与中国人建立工作或合作关系，但是这种理性

交往中情感性卷入较少。多数韩国雇主会在回国期间将生意委

托给雇员打理，部分雇主甚至与雇员间发展为较为亲密的朋友

关系，但是这种交往依然表现出较强的工具性。

(三)族群内部认同程度上的差异

从认同程度上来看，韩国人将其互动人群分为五类：非朝鲜

（下转21页）

理论前沿·TheoryFor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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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国人，朝鲜族中国人、韩国人、北朝鲜人、北朝鲜华桥。由于

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极大地限制了韩国人与非朝鲜族中国人之

间的互动。而后四类人群虽然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较高相

似性，但是韩国人对其认同程度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韩国人

交往圈子主要集中于本群体（即韩国人）内部，他们对朝鲜族中

国人的态度表现的较为复杂，尽管他们之间的互动最为频繁，但

多数被访者对这些“中国人”，缺少族群认同感。韩国人对待北朝

鲜人的态度较为一致，怀有较强的同情心和民族国家意识，但他

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互动。丹东市还有一类人群是北

朝鲜华侨，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北朝鲜，经常以雇员的身份在韩国

餐馆或零售商店中工作。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型资源，移民者拥有的社会资本的

多少取决于他本身能够在移民过程中调动的关系网络资源的数

量，以及相关关系网络资源中其他行动着的调动关系网络的能

力。总体说来，韩国迁移者内群中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这种社

会资本虽然并不表现为一种强关系（亲属关系），但其民族意识

及语言交流障碍则限制他们与外群体间社会资本的拓展。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丹东市韩国迁移者的质性研究，我们发现丹东韩国

迁移者经济动机及社会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1.韩国迁移者在中国居留的主要目的比较多元。除经济因

素外，丹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吸引韩国迁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2.韩国迁移者受移入国经济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移入国政

策环境的变化，会通过迁移成本而影响其迁移动机。

3.韩国迁移者属于资本投入型迁移。迁移者不是向高工资

水平国家流动，这是一种不同与劳务性移民的资本性人口迁移。

4.韩国迁移者形成较为封闭的社会网络。韩国迁移者的社

会网络是通过特定物理空间及组织（教会、商会、学校等场域）内

的互动而强化和拓展的。

5.韩国迁移者的情感性互动主要集中在内群体（即韩国人）

之间。对待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中国朝鲜族人认同感相对较低，

但互动频繁，对待北朝鲜人认同感较高，但缺少互动。

除经济动机和社会资本因素外，韩国人迁移者还受情感性

因素的影响，一些迁移者会对丹东产生故乡的感觉，“因为江对

面就是北朝鲜，看到北朝鲜的新义州就像看到了故乡”。

参考文献：

[1]ad“TheCostsandReturnsofHumanMigration”.

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70,No.5.1962:80-93.

[2].”AModelofLaborMigrationandUrban

UnemploymentinLessDevelopedCountries”.TheAmerican

.59,No.1.1969:138-148.

[3]er,“TheEffectofUnemploymentonJuvenile

Delinquenc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71,No.6.

1963:543.

[4]ad.“WhyPuertoRicansMigratedTotheUnit-

edStatesin1947-73”.MonthlyLaborReview,Vol.99,No.9.

1976:7-18.

[5]EnricoMoretti.“SocialNetworksandMigrations:Italy

1876-1913”.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33,No.3.1999:

640-657.

[6]NetoF,MulletE.“Decision-makingasregardsmigration:

Wagedifferential,jobopportunity,andthenetworkeffect”

ActaPsychologica,Vol98,No.1.1998:57-66.

[7]AlejandroPortes,JózfB·r·cz.“ContemporaryImmigra-

tion:TheoreticalPerspectivesonItsDeterminantsandModes

ofIncorporation”..23,No.3.

1989:606-630.

[8]张超林.试析《商君书》的移民思想[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01,(3).

（责任编辑：吴鹏辉）

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和谐，追求的是方方面面

的和谐，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等等。这种和

谐发展要求人类在整个复合生态系统中遵循“合理生存原则”，

而不是更好的生存；要求人类彻底消除短期行为，正视并追求长

远利益……发展说到底只是为了更和谐地生存，而和谐地生存

也必定是合理的生存。当然，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应当是分阶

段、有步骤地来实施和进行的。例如，我们可以从追求局部或部

分和谐→整体和谐→普遍和谐。只有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实

现“地上天国”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印度和希腊三大文化的源头早已

有较多的先哲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在莱布尼茨那里，已有“前定和

谐”之说；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则有创建和谐社会的想法

并作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实践。当代学者吴国盛甚至认为和谐生

存是任何生命体的一种本能需要，“生存便需要与环境协调，这是

一切生命在进化之中体悟和掌握到的真理。人类在开始创造他的

文化之时，就已经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种生物的本能”。

总而言之，从诞生之初只懂得和忙于满足生存需要，产生对

自然与自然之物难以割舍的“依恋情结”，到学会扩张、占有和享

受，形成“既得利益情结”，再到追求自我实现、和谐幸福而回归

自然、融入自然，人类通过自身能动性功能的发挥，实现了情结

上的质的转变，这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生

态世界的走向。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3]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JI·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M].张凡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1988.

（责任编辑：袁凌云）

（上接2页）

TheoryForefront·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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