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扬生，曾任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

人物轶事

拜访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於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後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後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于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党中央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