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冰心女士在《小说月报》的第12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超人》的短篇小说。近来又在《小说月报》的第13卷第9号上,看见了署名剑三的一篇批评的文字,又在第12卷第11号的《小说月报》里,也寻出了潘垂统君的评论,好像都说冰心女士的这篇作品,是她整个思想的最高的表现。
冰心原是个诗人,诗和散文比较接近,所以她的散文空灵清隽,十分可爱。至于她的小说也负盛名,一面是由于她天资的颖异,一半也占了时代较早的关系。凡露脸文坛的时代早,所谓得风气之先,给人印象每较为深刻。冰心在五四前便用新文体写了些短篇小说,像《寂寞》、《别后》、《国旗》、《鱼儿》、《两个家庭》等,描写小儿女间琐事,或旧家庭腐败的排场,笔调完全是红楼梦式的,没有特色。《斯人独憔悴》算进步多了,仍是红楼调调儿,不过因为刊登当时《晨报副刊》上,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目。后来她又加入文学研究会,在该会发行的《小说月报》发表《超人》、《笑》,她的诗名本已震动了北京城,这几篇小说确也写得哲理湛深,文笔优美,已从红楼调子蜕化出来,成一种戛戛独造的风格,于是她的小说家之名,与她的诗名一样称于众口了。
冰心
在当时的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侵略,加之内部军阀横行,盗贼纷起,生活真“急如束湿”一般,冥冥中若果有一位造物者,我们除怨恨之外,决不能说出感谢二字;对人类除咒诅之外,也决不能说出爱怜二字,这时候我们“外表的人格”是闭着口,淌着汗,偻佝着背,在生活重担下挣扎,我们“精神的人格”却早变成一只被饥饿烙疯了的野兽,红焰烧在眼睛里,森森的毛竖在脊梁上,见了人便要扑过去一阵乱咬乱撕,整个吞下肚。“杀人呀!”“放火呀!”“血染全世界呀!”这样战栗的口号,我们耳朵才欢迎。
所以冰心的“爱的哲学”越是描写得庄严圆满,一般人越有“劝饥人食肉糜”的反感。那些“对社会的幼稚病”,“有闲阶级的生活的赞美”,“资产阶级的女性作家”,“在她作品里只充满了耶教式的博爱和空虚的同情”等等批评,像雨点似的纷集于她身上了。
人生是否有什么意义,人与宇宙之间是否有什么和谐,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我怕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但人类不生存则已,要想生存,则“互相爱助”是必要的条件。那些尼采式的超人学说,马克斯式的阶级斗争,未尝没有救世之效果,但其作用等于药中之大黄硝朴,用之得当,可以攻去病的症结,天天用它,则非送命不可。冰心的哲学像大米饭,在举世欢迎大黄硝朴的时代,大米饭只好冷搁一边,但是等到病人的元气略为恢复,又非用它不可了。文却斯德(C.T.Winchester)说文学须含有“永久的兴味”,我说冰心的作品就是具有这样“永久”性的。
首先,“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超人》中“爱”的回归。
小说题目虽为《超人》,但主人公何彬与尼采笔下的超人并不相同。何彬只不过是一个五四退潮后的悲观颓废者,受了尼采哲学的一些影响, 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 。何彬的形象,在当时富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实际上是位小资产阶级时代病的患者,是冰心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典型,是对当时社会问题深入思考的艺术结晶。过去的何彬也曾是幸福的、乐观的。但冷酷的现实、曲折的遭际、渺茫的前途,迫使他隐藏了曾经的美好,开始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可是,“这一夜他忽然醒了”,楼下的儿童禄儿凄惨的呻吟勾起了何彬的母爱,唤醒了他身上沉睡已久的美好故事,甚至是自己患病时有慈爱的母亲日夜守护。第二天,何彬给了禄儿一点看病的钱。这个举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何彬烦躁禄儿的吵闹而给钱治病以获得清静;但实际上,它是有心理发展变化基础的,即何彬关于母爱的一段回忆。逐渐的,何彬抛弃了消极人生观,几年来隐藏着的爱的神情,又呈现在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下来”。而引导何彬向“爱”的路上迈进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禄儿,尤其是禄儿那封情感真挚的书信,加速了何彬的转变。“我也不知道怎样报先生的恩德。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也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何彬看完禄儿的信,捧着禄儿送来的一束野花儿,回屋子里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此时此刻的何彬,爱心彻底回归了。母爱是内在动力,禄儿是外在动力,自然美(一束野花儿)是催化剂,三者所产生的合力催生了何彬“爱的回归”。可见,母爱、童心、大自然的力量是超强的,她拯救了患有严重时代病的何彬,昭示并彰显了冰心“爱的哲学”思想。
其次,“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超人》中“爱”的消解。
的确,是“爱”超度了何彬几近枯死的魂灵。“爱”的伟大与彰显不容置疑。但在小说结尾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儿,呆呆的望着天上”。这句话颇有意味。此语的爆发力在于:以既生活化又艺术化的语言彻底消解了上文所构建的“爱”的世界。它是从两个层面实现的,一是通过儿童的视觉诉求于现实世界,禄儿确实没有见到“一篮花儿”;二是运用暗示的手法揭示“爱”得虚幻性。
禄儿与何彬先后构筑的“爱的世界”又被他们自身解构。何彬是因为禄儿而乐观起来的。于是,开始编制“爱的花篮”:“我要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的两端,摘下漫天的星儿来盛在弦月的圆凹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么”。“花儿”是什么?花儿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是冰心“爱的哲学”之一极。这是何彬被儿童之“爱”拯救后而精心构筑的真善美,是何彬的理想和爱的世界,禄儿当然是不能感知这种富有象征意味的诗意世界,因此以儿童特有的纯真给解构了,“呆呆的望着天上”。于是乎,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冰心笔下“爱的奏鸣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理想的虚幻的无形之物,充其量只能缓解一时的苦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人生诸问题和矛盾困惑,甚至是儿童成长的问题。比如说,禄儿得到何彬一时的金钱救济解决了病痛,但禄儿的将来呢?若再生病甚至不幸遭际时又有谁来救济?很显然,“爱”只能是一时之慰藉,并不能终其根本。以至于后来,冰心也曾自我反省:“我竭力地夸大母爱,把它作为解除世界上一切痛苦的工具。我自欺自慰地说,只要普天下的儿女,都能通过爱自己的母亲,而都怡然无猜地相爱互助,天下就会安乐太平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心女士,试图以“超人”(甚至采用“男士”笔名写作)的姿态超越单纯的“爱”而走向广阔大地,但岁月流逝,“爱”仍在相随。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空前尖锐的30年代,冰心逐渐感到“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的“极乐”境界难以实现,“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一家子飘萍似的分散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炮火震醒了沉浸在“家”中的冰心,其创作有所变化,出现了《分》、《冬儿姑娘》等作品。如茅盾言:“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了。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些‘消息’了。”[《分》确是透露出“消息”的枝头第一朵。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的主要作品是以“男士”笔名书写的散文集《关于女人》,她希冀通过一些自己熟悉的女性生活史来为抗战服务,但心有余力不足。较好的篇章有《我的奶娘》、《我的学生》、《张嫂》等,或以民族感情战胜无国界的爱,或对张嫂的坚韧耐劳品质大加褒赞,皆可视为作家对早期单纯的“爱的哲学”观的升华与超越。然而,事实证明,冰心早期构筑的“爱的哲学”世界并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所击溃。她在1943年所写的《关于女人》的《后记》中论女性时说:“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仍是一个既现实又理想化的“爱的诺言”:真诚、善良而美好。建国后,冰心的通信集《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诗文合集《小桔灯》等著作,仍然闪烁着作家亘古不变的观念——“爱的哲学”。甚至,晚年的冰心又回归到写“问题小说”上来了,她的《空巢》、《桥》、《明子和咪子》等几个短篇,提出了值得警醒和有待解决的社会、家庭问题。
未谈冰心作品之先,我们可以略谈她的思想。文学革命初起时,欧美日本先进国的新主义、新思想,如洪潮巨浪,汹涌而来。少数人能够站在潮流的前面,引导别人前进,其余没有见识的人,忽然投身这乱流中,便如一叶轻舟,忽东忽西,不知其所趋向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时变化,不能有一定的型式。今日大谈唯美主义,明日又高唱血泪文学,后日又来提倡什么浪漫了,过几天又一变而为普罗文学的拥护者了。人类的思想本是活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许就是进步的表示。但过于随波逐流,与世推移,便有汩没“真我”的危险。况且真正对于“人生”有深切体验,内在真为“生的欢喜”所燃烧的人,发挥而为文艺,自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光彩。这是他个性的表现,也就是他思想的表现。比那些在生命的冰河上,滑来滑去,永不能深入河底与生命大流相融汇的人,真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人自然会说自己的话,永不“俯仰随人”的。
冰心之所以胜人一筹者,以其一开笔便有一种成为系统的思想,又以一种固定的方式表出之。在一切文学主义的万花镜幻影中,她静穆地、庄严地、无所顾虑她,写她母亲的爱、小孩的爱、云霞的变幻、花草的芬芳、深夜长空繁星的灿烂、蔚蓝无际大海波涛的壮阔…… 也许被人嘲为单调,但她那自成一派的作风,却有一种逼人不得不注意的力量。许多作家的作品,虽喧赫一时,不久都烟销火灭;寂寞地被遗忘于时代后面去了。而冰心的作品却是一方光荣的纪念碑,巍巍然永远立在人们的记忆里!
冰心鼓吹“爱的哲学”,她同泰戈尔一样抱着“宇宙和个人的灵魂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见《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自近代自然科学发达,人们视宇宙间之万象,不过是物质的盲动。人在宇宙之中,也不过是一种受着自然律支配着的机械,他同宇宙的结合不过是偶然的,是无意义的。人类既作如是想,而怀疑苦闷,动摇不安之心情起,所谓“世纪末”、“世纪病”便似垂天裹地黑云一片,昏惨惨地笼盖欧洲了。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也传染了这种“世纪病”,加之国势之凌夷,社会之紊乱,民生之憔悴困苦,愈使人汲汲皇皇,不可终日,遂相率而趋于厌世思想。激切者,以自杀为解决痛苦之不二法门;怯弱者,则沉溺于酒精、鸦片、女色及种种刺激品以求刹那之陶醉,而忘却这现实世界。中国那时情况,人心失其平衡,特别欢迎过激或颓废的文学,无非是个中消息之流露。
在绝望矛盾中、呻吟咒诅中,如山的罪恶压在人类灵魂上,把他们沦陷到地狱底去了。许多思想家不忍于此现象,想法补救,唱出无数好听的主义,但也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人生根本问题,究竟不能解决。冰心以她一双慧眼,一片晶莹剔透的心灵,观察这纠纷的一切,忽然大有所悟。她深深感到人和宇宙之间,并不似唯物论所说的那么毫无关系,它们中间其实有个“和谐”的存在,这“和谐”以“爱”为之贯通联络。而爱之最强烈者则为亲子间的爱。所以冰心“爱的哲学”的起点是鼓吹母亲的爱,推而至于小孩、海、花、香、光,以及世间一切的美。她的哲学以《超人》为发端,以《悟》为收局。《超人》中的何彬是个冷冰冰的青年,拒绝爱与怜悯而想做超人。后来听了深夜病孩的呻吟,三夜不眠,想起许多往事,梦见了他幼时院中的花,天上的繁星,甚至梦见慈祥抚爱他的母亲,但他还想保持他超人的严冷,赏给病孩十几元医药费,免得又以呻吟扰乱他的心曲。孩子病愈之后,非常感谢他,送了他一篮花,写了一封真挚动人的信。于是多年不动情感的何彬,也“泪痕满面”了,他答复了禄儿——病孩的名字——一封信,如何忏悔过去的罪恶,如何觉悟到“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互相遗弃的”,而更向他的新人生观努力前进。这
篇小说曾感动了无数青年的心,博得无数读者的赞美。
第一、1919~1920年,被五四的惊雷震上文坛的冰心,是以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1920年9月,冰心在《燕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对话体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小说中的“我”,去叩探一个忧郁静寂、被人称为悲观主义者的彬君的心灵奥秘。彬君是被“五四”时代潮流冲到社会的前沿,静默沉思种种社会人生问题的青年,他并未悲观,他的“忧郁性是入世之初”,因为他看到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而且问题是那样盘根错节,深究起来,“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从而进入了问题小说的大门。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不同于其他问题小说,首先,其他问题小说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冰心是既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其次,她在试着给出答案时,用得是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最后,她侧重对人物心理问题的关注。这也决定了冰心的问题小说的成就。
第二、冰心在创作《超人》之前的《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已经显示端倪了。小说主人公凌瑜满腔热血,参加“五四”运动,但运动开始退潮,他就烦闷悲苦至极,萌生自杀的念头。海边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对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遂使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艺术处理,人物心理转变是那样轻而易举,作者也把儿童大人化,成为哲理的传声筒了。作品表明:解决青年的烦闷心理,是冰心的心理问题小说的出发点。这种内心矛盾和心理波折,到了《超人》集的《烦闷》,就展开的非常充分了。这位青年学生的郁悒苦闷不是来自个人的身世,而是来自窥破人世的实情。在屡屡碰壁之后,他的精神发生了难以解脱的危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但作者还是让他的精神危机得以解脱了:游子归家,室内暖香扑鼻,所见的是母亲温柔的爱,弟弟天真极乐的睡眠,这教他把烦愁驱出心头,涌感之泪聚于眼底。这显示了冰心的心理问题小说的一种重要特色,她把冲向设会,屡屡碰壁的青年,拉回到母亲的怀前膝下,轻轻抚慰。其实,青年心灵的烦闷是不能单纯地依靠温暖的家庭“医院”去治疗的,烦闷既是一种社会心理,就必须借用锋利的革命解剖刀,无情地剜割掉产生这种烦闷的罪恶社会根源。就心灵医治心灵,看起来似是对症下药,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见标治标的思想局限。
第三、“爱的哲学”是冰心的心理问题小说治疗青年精神危机大的“备急千金要方”。冰心从童年到青年时代幸福地得到了丰厚的母爱抚慰,在教会学校中受到基督教泛爱主义的熏陶,后来又接受过泰戈尔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哲学信仰对她 寂寞心灵的慰藉,她由此推己及人,以个人的经历代替社会的真谛,认为“真理就是一个字‘爱’”。《超人》和《悟》,就是她以爱的哲学对青年精神危机进行扶危拯溺的名篇。《超人》的倾向是反“超人”。主人公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他沉溺于尼采的哲学,认为“爱和怜悯都是恶”,他遗弃人间,遗弃爱,成了孤寂的“超人”。正如他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但是他的潜意识中还有爱的因子,当厨房跑街的禄儿摔坏了腿,每夜的呻吟声搅乱他的理智时,这种潜意识便泛了起来,他梦见了母亲,梦见了花,梦见了繁星。在一种不自觉的爱心的支配下,赠钱给禄儿疗伤。他终于晓得:“这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超人》的描写,提供了这样的心理逻辑:何彬的“爱”是天然的、内在的、因而也是真实的,他的“憎”是矫情的、外加的、因而也是脆弱的,“爱的哲学”战胜了尼采的憎世的超人哲学乃是一个返本复初、重睹真心的心理过程。这和明人李卓吾在《童心说》中排斥伪道学的“义理”,主张返回“最初一念之本心”,使人不失“真心”和“童心”,具有相似的心理逻辑。《超人》中的爱,是热情入世的,而不是冷情厌世的;他要求人们撤去“尊卑有序,长幼有礼”的等级藩篱,以平等的态度相亲相爱,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
第四、《超人》只写到何彬的赤子之心的复归,其中的爱还带有直观的性质;《悟》则深入了一步,主人公经历了艰难的灵魂搏斗,把爱的哲学系统化了。在她留美期间,冰心日对青山沙穰的美景,夜展双亲稚弟的信函,时见友戚亲朋来探视病友,耳聆目睹了“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感到爱的哲学更为充实和系统化了。“我只愿一心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②《悟》便是宣扬爱的哲学的“神圣无边”的。《悟》把爱的哲学推向极致,也就把它推向绝路,此后冰心的问题小说就进入了尾声了。·由此可见,冰心的心理问题小说是以慰藉青年心灵的郁闷为出发点,而以爱的哲学的系统化为终结点的。他出于良好的动机,想拯救“五四”运动退潮期的青年“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的精神危机,但她所得到的却十有七八是一个幻美的结局,因此,她的心理问题小说比她的社会问题小说离现实主义更远一些,社会批判的力量也减弱了一些。
第五、在她回国后,炮声和血迹,使冰心的系统化的“爱的哲学”,明显地失去了现实的依据。她必须花费一段时间,倍日兼程,缩短与进步文学思潮的距离。这种努力的第一个可惜的收获,便是写于1931年8月的《分》。因此,《分》是她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篇小说手法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却是现实主义的,新鲜奇特,富有哲理。它采取类似于《聊斋志异》中“生而能言”的艺术手段,借两个初生的婴儿的口,叙写作者对人世阶级区分的观察和理解,庄谐并作,童趣和诗趣甚浓。作者通过出生于教授家庭和出生于屠户人家的婴儿的对话,表达了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批评,和对劳苦大众的深挚的同情与尊重。作品用一个“分”字,把作者过去认为世界上人“都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哲理否定了;又用“宰那些猪一般尽吃不做的人”一类激烈的言词,把她的只爱不憎的信条动摇了。这种新的社会态度和人生哲理的收获,推动着作者跨进了进步的现实主义门槛。
冰心在民主革命时代的小说创作中,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发展道路。第一个转折,是由社会问题小说转向心理问题小说,由艺术上的外向转换为艺术上的内向。第二个转折,则突破了问题小说的局限,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艺术上看,又是从内向转向外向,但已经是新高度上的外向了。这些转折无不说明,冰心是我国现代小说的积极开拓者,是社会人生的热情探索者,是时代发展的忠实追随着,把她称为“闺秀派作家”乃是一种不顾艺术发展实际情形的时代性错误。这也是冰心一生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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