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市长拆城市长 拆城市长,一般指的是原太原市长耿彦波,从2008年01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开始,在大同市开展了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拆城造城运动,以其铁腕风格推动了城市拆迁、道路新建、古城修复等多方面工作,创造了超乎常规的“大同速度”,也因此引来许多争议,有人称呼他“耿菩萨”、“造城市长”,也有人称呼他“耿拆拆”。2013年2月,随着耿彦波调回太原,太原也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同时开工在建的的工程达到了52个。
2008年初,耿彦波在调研仅十天后,就拿出自己的城市改造规划,强力推行耗资上百亿的“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耿称之为“名城复兴”。其中城墙修复工程投资10亿元,将在5年内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下,大同开始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当时整个大同除了塔吊,就是拆迁。
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大同市成为一个大工地
按照耿彦波的城市改造规划,大同古城3.28平方公里内所有现代建筑都将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在古城以东建设42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城,两城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与其他城市仅复建几个历史街区不同,大同古城将城墙、护城河、辽金建筑群、明朝代王府以及里坊格局全面复原,原古城范围内的所有现代建筑都拟拆除或被削低,数十万人口也因此搬迁。
2012年伊始,这项“投资500亿元,拆迁8万~10万户”的古城保护工程在经历拆迁上访、违法用地等波折后终于展现雏形,东南北三面城墙修缮完毕,只剩西面城墙未合龙。御东新城里多栋高楼拔地而起,太阳宫、大同博物馆、大同大剧院、大同美术馆、大同图书馆、大同体育中心,六大场馆预算约为30亿-40亿元,此外还有知名地产公司开发的商业楼盘都在赶工建设。
2010年,大同市政府决心重新恢复断水干涸的文瀛湖,经过两年修整,文瀛湖碧波浩荡,湖水面积超过西湖。大同本为缺水之地,为保证文瀛湖储水量,市政府耗资1.7亿元,修建40余公里的管线,引黄河水入湖。2012年和2013年,大同共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将湖灌满,花费4000余万元,每吨水的平均成本4元。据知情人士称,文瀛湖的维护也需要不少资金,“夏季蒸发量大,一天补水就需几十万元”。
大同古城并非自然遗存,而是全新改建。2013年2月,随着耿彦波调离大同,工地停工、拆迁搁浅……古城保护工程“烂尾”由隐忧变为现实。城内不少楼房已人去楼空,按照规划,城内居民将全部搬迁,然后招商引资,开发古城旅游。但至今仍有近4万户尚未搬迁,占到古城的一半。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搬迁工程已被无限期搁置。
由于拆迁进度停滞,大同古城变成了一种奇异的混杂:以四面城墙为界线,一座座修缮完备的古建筑群落巍峨高古,颇有北魏遗风,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场所,但深入到老城的细部,却如同步入一座鬼城,尤其夜晚时分,站在华灯初上的东城墙上俯瞰,老城内黑黢黢一片死寂。图为2014年8月,从城墙眺望远处待拆迁的棚户区。
至于御东新区的核心建筑太阳宫,原规划为大同市四大班子的新办公区,以带动御东新区的人口集聚和房地产开发。由于中央严控楼堂馆所,新一届政府决定不再搬迁,耗资不菲的太阳宫面临被废弃的命运。缺少了行政和资本的强力驱动,御东新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流的硬件——八车道马路、雄伟的楼堂馆所、成荫的绿树与稀少的车流人烟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御东新区六大场馆只有太阳宫完工使用,其余的五大场馆仍然只有主体结构。
大同的拆迁工地大同的拆迁工地 耿彦波出任市长后,大同的城建资金一举飙升至每年100多亿元。从2008年到2012年,大同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除去社会资金,政府投入大约六七百亿元。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而在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经费仅为每年3000万元。
停滞下来的城市建设使一些拆迁户陷于困境,古城内一些原本期待通过拆迁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希望落空,而一些不愿意被拆迁的钉子户亦无人过问。巨大的城建投入,使大同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据媒体披露,大同地方债务已超过百亿元之多。在耿主政期间,城建资金每年100多亿元,但同期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出现爆炸式增长,大同原本的支柱产业煤炭,在山西全省煤炭资源整合中,多数煤矿被关停。
耿彦波认为,城市建设就是经济建设,一方面通过古城修复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另一方面对于大同这样的落后城市而言,做好环境,才能吸引投资,“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不过,这些美好愿景仍需要时间检验,在大同新修好的老城区内,游人稀少,街道冷清。据大同市旅游局统计,2014年“十一”黄金周,旅游总收入仅13亿元。
耿彦波大规模推进的古城保护工程也招来许多非议,许多学者认为耿彦波的做法是在拆真造假,游客不远百里千里万里来大同,不是来看大同“古城”这个人造假古董来的。要看城墙,他们不会去西安或者平遥吗,来大同做什么?“南方人把传说变成了现实,大同人却把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了传说。”
古城区曾是大同是最繁华的地方,随着拆迁和重建,商业全面萎缩,贴有“转租”或“招商”的商铺比比皆是。事实上,与其它城市类似,大同的城建资金大都来自土地财政和银行贷款。自2008年以来,大同五年土地出让收益共约250亿元,经过市人大批准的贷款在140亿元左右。不过,土地出让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市场,随着城建工程大规模停滞,开发商的市场预期也急剧下降。2012年,大同市可支配财力占财政总收入之比约为55%,债务率达到200%,成百上千支建筑工程队也因此败走麦城。
耿彦波群众请愿调回耿彦波发迹于山西的本土官员耿彦波仕途一路都布满争议。耿彦波得到过灵石老百姓送给他的三个花圈、多次省政府上访;为了云冈石窟工程,他一度被国家文物局“揪上”北京……但山西省委省政府对耿彦波的屡次提拔,凸显了对他工作的肯定。国家文物局“揪上”北京……但山西省委省政府对耿彦波的屡次提拔,凸显了对他工作的肯定。
2013年2月,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后,大同曾爆发持续了近一周的挽留请愿活动。人们用密密麻麻的签名,来表达对原市长耿彦波的不舍,甚至一度有不少市民集体下跪,挽留耿彦波。
2014年10月18日,大同东城墙脚下,近千名群众聚集在和阳门广场,现场民众除了庆祝丰立祥落马,还有就是请愿调回耿彦波。
除了耿彦波在部分大同市民中积累了一定口碑,其实市民请愿将其调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耿彦波离任时,当地市民即担心“新官不理旧账”,尽管新任市政府班子作出了“五个凡是”的承诺,但事后造城工程的停滞表明,兑现承诺似将变得遥远,这也使得大同部分百姓对耿彦波的怀念愈发强烈。
“拆迁大佐”沈培平“拆迁大佐”沈培平 耿彦波不是特例,他是中国当今市长中最为典型的。中国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在干城建局长的活儿,因为城市建设能最快的显示出政绩,得到上级赏识。
沈培平曾担任云南省普洱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沈培平因为在任内大力推广普洱茶而被成为“茶”市长。普洱市更是在他任期内由“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他号称要“让每个喝普洱的人都能想到这座城”。落马之后,沈培平的劣迹也被媒体曝光。其中一条就是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违规问题。2010年,沈培平强势推行旧城改造工程。这项涉及1812户居民的拆迁项目,存在补偿过少、程序非法等问题,不少建成不久的新房也被拆,百余居民状告市政府。如旧城改造成功,政府可获出让金30多亿元,可弥补行政中心开发资金的20亿元缺口。针对此事沈培平讲话称“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该老干部说,“此后民间流传沈培平是‘拆迁大佐’”。
“季挖挖”季建业“季挖挖”季建业季建业曾因强推旧城改造而引起市民不满,他的称呼是“季挖挖”,此外还有“砍树市长”的称号。在季建业治下,南京成了大工地。当地媒体关于季的报道,一度充斥其关于“南京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季的特长是搞大项目的强势推进,往往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现场办公拍板,事后再按他的方案补手续。他拍板的市政工程项目,督察力度很大,有时甚至要一日一报。有些执行力不足的区长和部委办局负责人,经常被他当众骂得狗血喷头。面对“推土机市长”的责骂和高压,有些区县干部只能任务层层分解,一级压一级,限时限量完成。一些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
女市长韩迎新同样是一个因拆迁而闻名的市长。2013年年底,她因严重违纪被调查,此后更是被“双开”。导致其落马的祸水之一就是舒兰市近年来的大规模城镇化改造。此位美女市长在拆迁问题上的言论可谓霸气侧漏。公开报道显示,韩迎新曾说过“我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等言论。因为这些言论,她被称为“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
阮成发在担任武汉市长期间就曾被市民赐名“满城挖”。虽然被武汉市民称为“满城挖”,但是阮成发并不介意。2011年2月14日,在武汉市人代会武昌代表团,新任市委书记阮成发和代表们座谈时说,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自己“满城挖”,但武汉的建设不会停止,他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满城挖”的名头连湖北的老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都知道。2013年,俞正声在参与湖北团审议笑言:“阮成发,‘满城挖’。这个我知道。”阮成发也得到了老书记的力挺:“你们的思路是对的,办大事情就要下大决心。解决交通难题不能老是靠限行、摇号,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大建设时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但建成之后会带来更好的服务与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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