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铎，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政治部副主任

人物生平

张铎，原名张锡周，曾用名张锡国。1915年农历2月2日出生于荣成市埠柳镇汉章泊村。张铎的童年是在贫穷、饥饿中度过的。其父张明栋租种上埠头村大地主几亩薄地，并在农闲时耍瓦匠手艺，补贴家用。母亲早年去世。兄弟姊妹4人。哥哥张锡三自幼随叔叔到大连给一家工厂当童工，后因不堪资本家的欺凌，回家给人家看牛。张铎六、七岁就开始上山挖菜、拾草、拣粪。全家人终年吃糠咽菜，苦度日月。童年的苦难，深深刻在张铎的心灵上，成为他后来迅速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贫寒，张铎一直上不起学，但他好学之心与日俱增。13岁那年，他在强烈求知欲地驱使下，经常在拾草、挖菜之余，跑到本村小学窗后偷偷听课。久之，被学校李茂斋先生发现了。一天，李先生把张铎叫进教室问明情况，并对他测验了一下。出乎意料，管他竟能写出许多字，背诵出几篇课文，深得李先生的赞许。那时在大连经商的叔父张明珍春节探家听了这件事，深表同情，并愿资助侄子上学。这样，14岁的张铎才跨进了小学校门。

张铎在校读书聪慧过人，好学不倦，学业成绩极为突出，从二年级越级升到四年级，仍名列全班第一，尤其擅长作文、书法。他又尊敬师长，帮助同学，全校师生都非常喜爱他。

李先生是位爱国者，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岳飞传》岳飞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张铎。于是，他在每本作业的扉页上都写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决心长大了，象岳飞那样报效祖国。

1931年，张铎以优异成绩考入凤鸣高级小学。这所学校，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曲璜创办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张铎对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壮烈牺牲的曲璜敬慕不已。为此，他写了不少表达理想和抱负、刻苦自励、奋发上进的文章，登在学校板报上。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张铎看到东北大地沦入敌手，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一向沉默寡言的张铎与夏戎、刘德贤(刘其人)等同学，在全校周末演讲会上竞相登台，愤怒揭露和声讨日本侵华罪行，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同时，他和同学们怀着炽烈的爱国之心，到附近的车古、埠柳、凤头、不夜等村发传单，作演讲，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2年春，学校全体师生在校长的发动和带领下，徒步20余里来到国民党荣成县政府驻地－－城厢，进行反对新军阀统治的游行示威。队伍象一股洪流在城厢大街上滚动。街道两旁的群众无不拍子叫好。张铎在这次游行示威中，情绪激昂，表现突出。贴标语、喊口号，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成为这次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同年，在学校举行的“五四”运动12周年纪念大会上，张锋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无限愤懑，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历数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之后，提高嗓门，挥动双手，鼓动大家：“中国的父老兄弟在流血，我们怎么办？为了拯救中华，以雪国耻，我们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起来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他那振奋人心的演说，拨动了同学们的心弦，点燃了大家胸中的革命烈火。全场沸腾了，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期，张铎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经常和志同道合、交往甚密的刘德贤等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时政，探求人生的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终于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要想报效祖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实现，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情。他到处留心打听，寻找共产党。

这年下半年，张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法继续读书，只得辍学到东庙院村教小学。张铎任教后，逐户动员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并让家无劳力的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回家劳动，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

这期间，好友杨锡华、姜振亭等同学常来找他谈心。在谈话中，张铎总是直抒自己的壮志豪情“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当为祖国、为民族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即使不能青史留名，也要众口皆碑!”张铎还经常邀刘德贤同学来校交谈寻觅党组织的情况，往往不知不觉谈到深夜。1933年，当他们得知山东七乡师(即文登乡师)有共产党的组织时，张铎欣然辞去教员职务，借用别人的高小毕业文凭，同刘德贤等人一起考入了这所学校。

文登乡师于1932年夏建成招生。该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由中共党员、校长于云亭主事，建校后就建立了党支部。这所学校是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素有“红七师”之誉。

张铎是个才气横溢的青年，在入学考试作文《我不如老师》中，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之宏志，寻找真理之决心，慕名而来之喜悦，赢得了于云亭校长的器重。张铎入学编班时，于校长特地为他更名为“张锡国”，“国”即报国之意，寄希望于他。

张铎入校后，在于校长及党员刘家语、丛烈光、于瑞荣等同学的直接帮助下，潜心研读《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解说》、《政治经济学》等革命书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使他在茫茫的黑夜里看到了人类解放的曙光。

这时，他以马列理论为武器，对现实社会进行初步剖析。他写下洋洋万言的《长途旅行记》，记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农民、渔民的疾苦，以及他的思想和志向。他站在槎山的“清凉顶“上赋诗一首：“岭峻鳞峭色灰朦，来游佳兴填满胸；睁蝶巅峰乐忘返，碧海扁舟苏岛横。渔村苦痛沉暮气，往昔乐趣何处去?!世魔侵噬苦相扰，调和社会几时到!”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张铎还和同学们下乡交农友，帮助农村办“农民俱乐部”。通过这些活动，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行，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

张铎通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政治上日臻成熟。1933年秋，经于校长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铎由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成长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张铎入党后，斗志更高，干劲倍增。1934年2月，当于校长被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公安局逮捕时，张铎始终站在营救于校长的斗争前列。同年7月，当新任校长、国民党cc分子王培祥，对学校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和贪污学生伙食费时，他积极参加反对王培祥的罢课斗争，领着同学们夜里在校园内张贴《王培祥十大罪状》传单；在童子军考试时，他又带头拒绝答卷，在考卷上连名字也不签。通过罢课、罢考斗争，迫使学校当局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除此，张铎假期回乡，也不忘党的工作。一个假期几乎大部分时间深入到蒲湾、观里、王官庄、北港商等村庄，广泛接触农民，体察民情，倾听穷人的声音，散发进步书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凡是他活动过的村庄，日后，农民们都先后开展过抗捐、抗税、抗高利贷的斗争。

1935年农历11月5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一一·四”武装暴动。暴动过程中，文登乡师党支部发动党员大造革命舆论，声援伟大的农民运动。张铎积极地投入到舆论工作中，在校内口头宣讲，到校外张贴标语，甚至把大标语贴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大门上，使国民党县长刘崇武一伙人惊恐万状，坐卧不宁，一时威风扫地。事后，同学们夸他有难得的骨气和胆量。

暴动失败后，胶东大地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学校党支部为了保存力量，避开敌人的迫害，安排张铎、于瑞荣等共产党员到威海的观里、柳林、马资等村躲避。1936年春，张铎考入青州师范。半年后，由于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上告，及青州反动当局的干预，张铎被迫辍学返回原籍。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张锋不但没有动摇、消沉，反而更加坚定地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1936年秋，张铎回乡不久，即与中共荣成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接上了关系，并再度回到东庙院小学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威海境内虽有不少党支部和许多党员，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对此，张铎认为必须尽快建立威海党的领导机关，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于是他征得了曹漫之等的同意后，旋即离开了东庙院小学，来到威海辖属的王官庄小学任教。他上任后，先后联络了徐启明、夏戎、苗雨村等党员，并和他们分头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937年4月，他们在王官庄村成立了中共威海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荣成支部)，张铎任书记，徐启明任副书记。特支成立后，张铎不遗余力，日夜奔波，到各地恢复整顿党组织，很快使威海地区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如此同时，他又在王官庄、松徐家、北港西、夏庄等村开办了夜校，组织青年学文化，并在夜校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发展“民先”队员。这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抗战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为了推动民众抗日救亡，张铎组织和领导王官庄一带小学师生，在北港西集日举行过多次反日游行示威，扩大了抗日宣传。同时，他又从山后鞠家村鞠远辉(文登乡师同学)家里借来一台收音机，晚上收录日本侵华的消息，连同自编的抗战宣传材料，连夜刻印《救亡小报》次日清晨分发到各村。张铎在这里播下的抗日火种，日后燃烧旺盛，王官庄一带参军参战青壮年特别多，其中王官庄村是抗日模范村。

这期间，张铎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繁重的工作使他日见憔悴，两眼下陷，眼里布满血丝。他虽离家不到10里路，但常常两、三个月不回家。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被褥单薄，衣衫都是粗布缝制的。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却慷慨解囊把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拿出大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成功地发动了天福山起义。翌年一月，张铎和夏戎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和带领王学清、李景寿、鞠崇英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张铎来到部队后，担任连队指导员。

部队这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了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张铎每到一村，都亲自到街头进行宣讲，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人民武装；动员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全力以赴，团结抗战。还带夜编写抗战节目，组织夏来等女战士给驻地群众演出。所到村庄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很多青壮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抗日队伍。

1938年3月，胶东军政委员会派遣张铎、王本贤等人到荣成扩军。张铎和们日夜兼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足迹遍及荣成全境，指导各区、乡发动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壮年参军上前线。经过他们艰苦的工作，荣成人民这次为“三军”输送了近百名优秀儿女。

4月下旬，张铎随“三军”会师黄县。9月18日“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张铎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为部队首长所赏识，因之被任命为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0年9月，根据山东纵队第一期整军计划，第五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张铎又擢升为旅政治部副主任。

张铎担任上述职务期间，正是胶东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难时期。日本停止了正面进攻，敌伪顽合流，频繁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由于连续作战，伤病员日增，所需物资医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非常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作为军队政治干部的张铎，身上的担子非常沉重。他根据上级指示、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指战员的思想情绪，编写政治宣传材料，向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了赶编宣传材料，张铎把全部精力都用上了，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难得睡个囫囵觉，吃个及时饭，旅部首长劝他注意身体，他当面应着，过后仍是不停地工作。由于材料写得好，教育效果显著，他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赞誉。

此时，张铎还跟随部队参加过代田、夏杜家、祝沟、灵山等规模较大的战斗。战前，他总是配合连队干部向战士进行思想动员。他的讲话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很有号召力，激发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在行军途中，他给战士扛枪、背背包，并且边走边与战士们谈笑，讲战斗故事，激励部队士气。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冲杀。他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给战士以战胜困难、英勇作战的精神力量。

平时，张铎又严于律己，从来不摆架子，很像个普通战士，与们平等相处，融洽无间。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同战士谈心、交心。他的话深入浅出，富有哲理，从思想上给人以启迪和诱导，使人很受鼓舞。所以连队的干部、战士很愿接近他，都感到和他在一起战斗和工作，心情舒畅，周身是劲。

张铎还很注意发挥旅部下属政工干部的作用，及时总结推广政治工作经验，有力地推动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所以旅部首长常说，五支、五旅的指战员们在行军中能忍受疲劳和饥饿，在战斗中能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是与张铎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1940年，我五旅在掖县郭家庄战斗中，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粉碎了他们封锁分割我平、招、莱、掖根据地的阴谋，壮大了我军声威。但是，日伪军不甘心失败，向我根据地连续发起疯狂的反扑。敌人先是袭击了我驻上庄村的十三团团部。一个月后，又袭击我驻平度马戈庄的五旅旅部。

1941年1月29日是张铎年轻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悲壮的一天。这天拂晓，大地上笼罩着一片薄雾。五旅旅部和警卫营从平度县山西崖刘家村转移到崮山乡马戈庄村，因汉奸告密，我军立足未稳，就被平度城和小庙后的日伪军团团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警卫营带领五旅机关冲出包围圈安全转移了，但是电台没有带出来。张铎得知后，心急火燎，对战士说：“电台是我们的耳目，是部队的生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战士们异口同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张铎当机立断，亲率一个连队立即返回。他令一个排进行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他亲自领着两个排战士奋勇厮杀，从侧面插入村中。进村后，张铎一面组织力量取电台，一面带领战士打击扑上来的敌人。电台终于重归我手。在组织部队撤离时，敌人象一窝黄蜂似地反扑上来拦阻。我军如不冲出去，电台将会得而复失。在危急时刻，张铎镇定沉着，急中生智，一声令下，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随即他带领战士们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包围圈，冲了出去。来到村外，张铎坚定地命令带电台的战士疾速向外转移；他亲自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回头迎击扑上来的敌人。就这样，电台安然送回旅部，张铎却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时年26岁。

张铎牺牲后，当地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用了一口最好的棺材，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马戈庄环境优美僻静的奶儿沟，以慰藉英灵。

人物纪念

2015年8月24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