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家人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
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周作人旧照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
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周作人相册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时间 | 出版社 | 作品 |
1936年 | 山本书店 | 《北京の果子》 |
1938年 | 改造社 | 《周作人随笔集》 |
1939年 | 文求堂 | 《中国新文学の源流》 |
1940年 | 冨山房 | 《周作人文芸随笔抄》 |
1940年 | 创元社 | 《 |
1944年 | 実业之日本社 | 《结縁豆》 |
1955年 | 《鲁迅の故家》 | |
1973年 | 筑摩书房 | 《日本文化を语る》 |
1998年 | 骏河台出版社 |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选》 |
2002年 | 《日本谈义》 | |
2002年 | 新风舎 | 《 |
日语 | 《现代小说译丛》 |
《黄蔷薇》 | |
《陀螺》 | |
《现代日本小说集》 | |
《乌克兰民间故事集》 | |
《古事记》 | |
《狂言选》 | |
《枕草子》 | |
《浮世澡堂》(日本语《浮世风吕》) | |
《浮世理发馆》(日本语《浮世床》) | |
《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作) | |
《如梦记》 | |
《石川啄木诗歌集》 | |
《两条血痕》 | |
古希腊语 |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
《希腊拟曲》 | |
《财神》(古希腊喜剧) | |
《希腊神话》 | |
《伊索寓言》(全译本) | |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古希腊悲剧) | |
英语 | 《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作) |
《 | |
《 |
《欧洲文学史》 | 《 | 《 | 《艺术与生活》 | 《雨天的书》 | 《 |
《儿童文学小论》 | 《 | 《 | 《 | 《夜读抄》 | 《 |
《自己的园地》 | 《 | 《瓜豆集》 | 《 | 《 | 《 |
《老虎桥杂诗》 | 《 | 《 | 《 | 《苦茶随笔》 | 《过去的工作》 |
《知堂乙酉文编》 | 《周作人文类编》 | 《木片集》 | 《苦口甘口》 | 《秉烛谈》 | 《风雨谈》 |
《药味集》 | 《 | 《看云集》 | 《知堂书话》 | 《立春以前》 | 周作人自编文集 |
《知堂文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儿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周丰一和爱人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前辈 | 祖父:父亲:母亲: |
兄弟 | 长兄:周树人(1881~1936年)(即鲁迅)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
配偶 | 日本籍妻子: |
子女 | 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儿媳:张菼芳长女:周静子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 |
1967年5月6日,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周作人书法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响。他缺席“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
钱理群说过:“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在我印象中,似乎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书读得那么多,文章写得那么杂,而且近乎篇篇可读。这是最令我敬佩他的地方。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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