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长征

由来

2005年7月12日，杭州，浙江大学十五名在校学生，骑着自行车，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出发，他们准备用二十八天的时间，长途骑行，沿途寻访抗战当年，国立浙江大学花了近两年多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走过的漫漫“西迁”长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打响，战火很快波及浙江。浙江大学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从1937年11月开始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的遵义的湄潭，并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浙大西迁历时两年多，行程近2600多公里。浙大西迁，是众多著名大学抗战西迁的一个典型，是我国科学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和一个奇迹。

文军长征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了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文军长征”。巧合的是，红军长征到过遵义，而“文军长征”的终点，也正好是遵义。

四次迁移

初迁浙江建德

（1937.9.21-12.24）

“八· 一三”淞沪战役之后，敌机侵袭杭州，杭州形势急转直下，危在旦夕，浙大师生已无法正常上课。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浙大校长竺可桢于1937年9月和西天目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此举为国内教育界首创。

地处杭州的浙大本部，在日寇飞机轰炸的威胁下，坚持照常上课。11月5日，日寇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形危急，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也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新生立即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学生的一学期学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1937.12.24-1938.8.13）

11月20日，竺可桢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已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12月2日，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南或赣南。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浙大不像杭州迁往建德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工住在乡村师范，家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迁入泰和乡间。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沿赣江水路和赣粤国道陆路迁移到泰和，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调整，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教学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地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浙大师生留驻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办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二个月。防洪堤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都如期完成。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纪念。

创设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后来这所学校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以后又为省立实验小学接办，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开辟垦殖场以利民生。抗日战争的烽火迫使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有的难民来到了江西，缺乏生活依靠，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计问题。利用沙村附近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有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即使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使农垦事业有所推迸。

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毁，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在抗战开始后己陷敌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巳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省里不发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以后省图书馆又把它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担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地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大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中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渡过抗战时朋，战后运回杭州。

三迁广西宜山

（1938.8.13-1939.12.13）

由于战事影响，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教育部曾指令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竺可桢校长实地勘察，自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成千名人员，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何况车辆又很难得到。因此，竺可桢校长决定先迁广西宜山，视届时形势再定行止。迁校委员会确定了入桂路线：图书仪器沿赣粤间水路入桂，为的是比较安全和节省运费；师生则循赣湘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去宜山，这样安排在时间上比较经济。由于路远，学校在赣州、大庚、南雄、曲江、茶陵、衡阳、桂林设立运输站。对于人员分组、出发日期、图书仪器运输、车船调度、房屋准备，以及医疗保健等，事先都作了详细的规划并明确分工，切实执行，做到紧迫中不忙乱，患难中同舟共济。从1938年8月13日起至10月底，所有师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尚在途中的以外，均先后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浙江大学抵宜山后，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并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分散居住在城内各处。

“宜山宜水不宜人”，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到“自浙大来此后患疟疾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惊人。”教职工“每一家中几乎必有疟病之人”。其次是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1939年2月5日，日寇以浙大为目标，进行猛烈轰炸。18架敌机投放燃烧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一幢、教室14间等，幸人员无恙，二年级学生除随身衣物外，已一无所有，损失巨大。

浙江大学迁桂黔后，浙江省的高中毕业生和福建、江西、安徽以及离沪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关系不能去内地升学者越来越多。浙大于1939年1月提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在浙东设立先修班，获准后于同年7月在浙江龙泉坊下村设立分校。招收文、理、工、农四个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学生于分校学习一年后，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分校第一任主任为陈训慈，继之为郑晓沧。

终迁贵州遵义、湄潭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战争形势十分紧张，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南部沿海的龙门港登陆并迅即侵占防城县；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此时，宜山已不安全，学校决定迁校，并派人去贵州遵义和云南建水等地勘察校址，最后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12月13日晨，第一批船载仪器启运，同日晚第一批图书装上二辆汽车迁移；至12月23日，已有405箱图书仪器运走。时值隆冬，到处雪淞冰凌，桂黔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搬迁极为困难。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经过艰苦的努力，才于1940年1月迁到贵州。

由于遵义到湄潭等地的公路当时尚未竣工，及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须增建，所以决定学校总部、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办学，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办学，一年级学生暂时在贵阳南面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和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至1940年10月，一年级学生由青岩移至湄潭永兴。

至此，从1937年11月11日初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和泰和，再迁广西宜山，于1940年2月抵达黔北，行程漫漫2600多公里，浙大终于完成西迁探求办学的“长征之路”，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安定下来并在那里坚持办学7年。浙江大学这支长征文军，在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办学和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国家的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战果

西迁期间，在竺可桢校长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崇高人格的感召下，在其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延聘名师名家的努力下，一大批著名教授汇集在浙大。他们都各有专长，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共同发展，形成了极其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西迁办学过程中，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浙大师生力克千难万险，潜心于学习与科学研究，培养的众多的优秀人才，他们当中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济民、程开甲、程民德、陈耀祖、施履吉、施教耐、毛汉礼、叶笃正、陈述彭、施雅风、谢义炳、谢学锦、郭可信、徐僖、张直中、戴信立等17位，以及曾在物理系学习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浙大校友中，有五十位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

在黔北高原的破庙茅屋里，浙大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通过对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约瑟对浙大在非常艰苦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在一次谈话中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李约瑟博士回国后，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发表了《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校舍大部分是借用年久失修的庙宇；又因为遵义空屋不够容纳全部，所以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遵义之东约75公里的一个秀丽的县城——湄潭。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都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李约瑟博士还描述道“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实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在进行着很多工作”。

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七年，治学风气浓厚，教师关心学生，学生积极进步。李政道先生在回忆湄潭时期的学习经历时，提到正是因为王淦昌、束星北两位老师的启蒙，才使他走上物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当时的浙大教师中，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先生就是一名杰出的代表。费巩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担任训导长，他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爱戴。他申言“担任训导长不是做警察局长和侦探长，而是要做学生的顾问、学生的保姆”。他就职后积极推行导师制，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积极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为了解决学生自修照明困难，费巩先生用自己的薪水制作植物油灯800多盏分送给学生。学生誉称之为“费巩灯”。

西迁之前，浙江大学是一所只有3个学院16个系的地区性大学，时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回迁杭州时，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尤以文、理学科有长足发展，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

求是精神

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在1936年4月《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中，竺可桢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强调“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这是竺可桢对“求是精神”的最初阐述与提炼。

1936年秋，竺可桢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向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激励代代学子思索“求是精神”的深刻内涵。1938年11月19日，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时，竺可桢校长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立“求是”为校训。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自此，“求是”成为浙大学子共同追求和遵循的治学准则和做人规范。竺可桢校长对“求是精神”有一系列深刻精辟的阐释。

1939年2月，他在对一年级新生作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他还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精神的含义：“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在每学年的入学和毕业典礼上他都告诫学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如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之人才。

掌校浙大特别是率领浙大西迁办学期间，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成型期。竺可桢学识渊博，深受古今文化熏陶，兼有中外学识阅历，在浙大西迁办学过程中，他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相结合，指导浙大的发展，形成了竺可桢教育思想，成为继蔡元培之后，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之一。

竺可桢教育思想上承孔子，旁采蔡元培及同辈人的办学思想，更有自己的独创，至今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竺可桢教育思想精髓除了求是精神以外，还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人才，教授治校。“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1936年4月，竺可桢在其任浙大校长的就职演讲《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指出：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有充分的图书和仪器，以及一定水平的校舍，尤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为此，竺可桢校长“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他“三顾茅庐”恭聘国学大师马一孚先生，礼请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胡刚复、王琎、卢嘉锡、罗宗洛、谈家祯等教授，至今传为美谈。竺可桢也重视青年师资的培养，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为此，一方面从本科毕业生中选留品学兼优者任教，一方面大力发展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同时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深造。他用人唯贤、不徇私情，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教授，为竺可桢办学思想和高尚的事业精神所感应，陆续聚集到浙大，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二是民主治校。竺可桢认为民主治校是办学之道。他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召开名种会议，集众家之长，共同作出决策。竺可桢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则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处处贯彻教学民主的思想，在学术上自由研究，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