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金刚经，载道文化出品的古籍还原手卷

敦煌写经

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一批批宗教信徒，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促成古代敦煌成为各种文化和宗教的汇聚之地，文化积淀极为丰厚。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十六国时期它是全国的佛经翻译中心。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到寺院捐献抄经的善男信女并不是人人都会书写，即使会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亲自抄写，所以很多人就去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也称敦煌体）。

敦煌写经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数万件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敦煌“写经体”书法，在书法风格上大致分为书写集中涉及到的三个演变阶段，即“魏晋写经书体由隶向楷的初级演变”，“北魏到隋初写经体从隶书形态中蜕变出来”，“敦煌写经体向唐楷的成熟演变”，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经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详实的记录了中国书体演变的历史样本，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金刚经

《金刚经》为佛教经典经书名称，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波罗蜜多是整个佛法的精髓。释迦牟尼佛圆寂时，将大、小乘八万四千法门交付阿难尊者，郑重告诉他：“你如果把般若波罗蜜多之外的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全部忘掉，全部损坏，我也不怪罪你；但如果把般若波罗蜜多中哪怕一个四句偈的内容忘记了，丢失了，我就要责罚于你！”

在般若法会上，释迦牟尼曾宣讲了影响极其深远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金刚经》。《金刚经》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认为前半部说众生空，后半部说法空。这部经典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大师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

《金刚经》在汉地影响极为深广，禅门五祖以下，以此经印心（五祖前禅门以《楞伽经》印心）。六祖慧能大师善用《金刚经》弘道，使一代时教广布天下。在日常经典中，《金刚经》被诵得最多，议论得最多，对人影响也最深广。除了鸠摩罗什大师及僧肇大师的殊胜翻译外，最重要的原因当属其思想。

《金刚经》具备强大有力的文字阵容，扫除微细执著行相，最见奇效。如经云：“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一句经文影响之深远，恐怕是般若经中之最了。

武则天与金刚经

在敦煌写经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初唐时期出自于长安宫廷的写经，时间跨度在咸亨二年（671年）至仪凤二年（677年），这些写经有统一格式，卷后有宫廷写经固有的写经列位。这批出土的长安宫廷写经卷后统一格式的写经列位中，详细罗列了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可见当时的宫廷写经有统一的格式，通过对这批长安宫廷写经后的写经列位中的信息归类和对比，我们发现了这次大规模写经活动中的一些信息。

2006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赵和平先生发表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一文，文中根据P.3788《妙法莲华经》卷一之前“发愿文”性质的文字，以及S.7236残页所写“发愿文”性质的文字，判定P.3788是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做功德写《金刚般若经》三千部的“发愿文”，进而得出咸亨二年至仪凤二年这批长安宫廷写经的地点、机构、人员组成等相关结论。赵和平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中，将搜集到的长安宫廷写经扩充到53件。学者们通过对这些早已经残缺不全的唐代宫廷写经上的残留信息的整理、比较与归纳，终于获知了发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武则天时期的一次历时六年以上的宫廷写经事件：

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还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显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最后，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莫高窟藏经洞得以保存至今。

由这批经卷后的写经列位可知，虞昶与阎玄道先后担任了写经使。作为朝廷别敕的差使，写经使是主要负责人，负责全局的统筹、组织、物质保障和最后的质量把关，判官是作为写经使的副手，负责具体事务的安排。虞昶、阎玄道任写经使，与其他写经使不同，他们都来自工部，本职工作都与宗教及文学无关，他们兼职很可能与擅长书法有关。虞昶是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阎玄道是画家阎立德的儿子，他们同为初唐名臣之后，选择他们为写经使可见武则天对这次写经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大规模的写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