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阵，益阳县团防局局长、汉奸

人物生平

反对革命

1926年益阳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他因镇压革命，遭革命政权通缉。马日事变之后，大革命失败，卷土重来，重新占据县团防局宝座。当时的县团防局设在县城西门猫嘴冲郭家祠堂。

1927年秋天起那里就是一个阴森森、血淋淋的地狱。郭家祠堂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刑堂之内刑具森严，血迹斑斑。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仓皇逃去长沙，沿长沙、常德公路向益阳撤退，曹明阵闻讯亲率宁、益、安、沅4县保安团队并益阳政教绅商各界在益阳公路渡口恭迎何健，声言要率益阳各团队誓死保卫何主席，夺回长沙。后来曾率部下数千人马反攻了长沙，从此深受何健赏识。

1931年何健命其为益阳保安团长，和县长平起平坐。后长沙、常德设分区保安司令部，他和湘西军阀陈渠珍臭味相投，挂上勾后，被陈委派为常德、桃源、益阳联防主任，大权在握，上至桃源、常德、安化、湘乡，下至洞庭湖区南县、华容、安乡。

滥杀无辜

1933年以后开始蓄意经营他在益阳的新老“十人团”，又称“架子团”、“十件长衫”。他网罗当地的豪绅恶霸、流氓地痞，如谭竹林、胡桂庭、方梅轩之流，组成了一个以曹明阵为核心的封建、反共的军事集团，他妄图凭借何健认可了的合法武装，以“十人团”这批拜把兄弟为资本，严密控制益阳的政局，欺压百姓，对抗革命，成为益阳的“土皇帝”。当时，任何一个伪县长来益阳，不先到曹团长那里拜码头，就会站不稳脚。马日事变后，他凭借团防局这块牌子，建立起了一支拥有数千人枪的武装。加上归曹控制的湘乡、宁乡、安化、沅江等县团队共达两千余众。他的老窝设在今赫山区岳家桥一带，活动范围上起雪峰山，下至乔口，北临益阳，南抵宁乡。纵容部下横行乡里，滥杀无辜，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大革命失败后，曹明阵跟着湖南反共当局狂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更有他所谓的“十大杀令”。当时的益阳县城两个最大的刑场是贺家桥后面大堤下曹氏墓庐前和大码头后白骨塔坪。只要大街早晨有吹冲锋号的队伍经过，就必定有一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大码头正街的电线杆上和学门口文庙前的杨树上不时就挂有示众的人头。这些被害的革命者有大革命时期的益阳县委书记袁铸仁，县委重要干部郭福田、邓先畲、徐岳樵、刘桃阶等，还有党外干部余达材，妇女干部余也明。当时的农运发展火热，许多基层工会、农会干部仅仅参加了几次活动，即使逃到外省，一经发现，也要被曹押回益阳处死。许多地下党员，红二师红军干部战士也惨遭曹的杀害，共有50多人。而列入曹黑名单的革命人士有近300人。在30年代初期，被曹杀害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数目之多已经无法统计，都说曹明阵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去当汉奸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明阵，对抗日不但不支持，反而寻机投靠日本人。日本人侵犯益阳后，他退隐到沧水铺一带，耍阴谋，放暗枪，与抗日组织作对，打定主意当汉奸。

1938年武汉沦陷，湘北告急，曹明阵在泉交河一带蠢蠢欲动，一方面暗中操纵“十人团”秘密联络其他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又暗中调兵遣将，妄图伺机发动反动武装叛乱。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长益公路宁乡段被毁，不能行车，益阳处于危急之中，这时从湘北、湘东战区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甚多，由于车辆紧张，部队行军都是步行。国民党43师由长沙开到益阳驻防，由于长途行军，士兵疲惫，曹以为时机成熟，就在衡龙桥南北的公路沿线，缴了43师部分官兵的枪械。等43师主力追至沧水铺四方山时，曹令手下化整为零，与43师对抗。43师到达益阳后，师部驻在五里堆附近农民的民房内，一经清点，损失重大，师长金德阳即找益阳县长黄识方，要黄追曹退枪，但曹本人佯装不知，躲在乡下，等待前线战局的恶化。“曹明阵抢枪”消息一经传出，益阳各界无不群情激奋，舆论哗然。43师师长金德阳因部队丢枪事大，自知有责，便协商地方力主剿曹。处此关键时刻，省委和县委详细研究对策，全力支持43师及益阳县政府除掉曹明阵。益阳人民也表示坚决支持严惩汉奸曹明阵。同时，考虑曹明阵经营地方黑恶势力多年，对其只能智取，不宜强擒。因为当时湘北战局正紧，曹部党羽众多，如果仓促采取军事清剿，曹有可能狗急跳墙，和日本人里应外合。43师和县政府决定，由益阳县政府向曹明阵发出一份请他参加会议的通知，然后再通过和“十人团”有往来的绅士转告曹，要其放心来开会。曹终于硬着头皮来到益阳，住在城西胡桂庭的寄庐。等曹一到43师就派官兵将其控制起来，并在县城戒严，县城西门和大街到处都是岗哨，交通要道都架起了轻重机枪。当时已估计，一旦曹被捉，其死党肯定要来劫狱。果然，当天曹党就有一百多便衣短枪流窜在对河西流湾一带，企图找机会下手，无奈县城处处警戒森严，加之资江各渡口封锁，无法进城，只好悻悻离退。

关押长沙

被关押送长沙后，益阳境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曹群众运动，对曹控诉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向长沙，同时还组织了许多受害人的家属等赴长沙省法院坐催，坚决要求处决曹明阵。甚至1939年2月莫斯科《真理报》也报道了中国湖南曹明阵抢枪当汉奸的消息。当时，党组织考虑到曹明阵虽解押长沙，省法院是否判处其死刑，还不一定，当时前方时局不稳，湖南战局已在变化，爱国将领张治中已经离湘，反动的薛岳已经到任，许多右派绅士借“曹明阵倒蒋是假，反共是真”的论调大造舆论，妄图为其开脱罪证。为此，我党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曹明阵关在长沙的一段日子里，仍有益阳不少的受难家属携儿带女前往长沙讨曹，许多人在省法院门前号啕痛哭，娘要子、妻哭夫，声声泣血，句句伤怀，无不令人同情和愤慨。

由于曹明阵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他的武装割据，贪赃枉法，民愤已经极大，集中体现在三大罪恶，其一是滥杀无辜；其二是把持县政；其三是劫枪通敌。在确凿的罪证面前，同时又迫于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1939年2月，湖南省法院终于通过数审定案，判处曹明阵死刑，并立即执行。消息从长沙传至益阳，群情振奋，男女老幼，奔走相告。正义终于为80万益阳人民铲除了一个祸害，多年凌驾于益阳头上作威作福的“十人团”随之也销声匿迹，彻底退出了益阳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