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行记

正文

《大理行记》的作者郭松年，生平事迹不详。据正德《云南志》卷四十二《艺文》录其《题邛竹寺壁诗》注说：郭松年“号方斋，西台御史。”所谓“西台”，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引《雍大记》：“成宗大德元年移云南御史于陕西，谓之西台。”那么，郭松年官西台御史应在大德元年后。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祠庙》引元西台御史郭松年《大成殿记》有“岁在癸丑，今皇帝居潜邸”之语，是则郭松年撰此文时，忽必烈尚在。由此类推，郭松年在云南做官的时代，当在元代的至元、大德年间。

郭松年作《大理行记》的时间，说者不一。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以为“至元以后松年巡行云南时作”。今据王叔武先生考证，此书当作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之间，亦即公元13世纪末叶之作。《大理行记》又名《南诏纪行》，元大德七年(公年1303年)李京撰《云南志略》时在其《自序》中说：“盖尝览乐史《寰宇记》、樊绰《云南志》及郭松年《南诏纪行》。”则是书在当时已经流传。而明代目录书如《千顷堂书目》、《世善堂藏书目录》、《南诏野史·引用书目》及明代云南地方志均著录为《南诏纪行》。然而，云南方志著录此书时又题作《大理行记》，此后清代及近代各通行本所收此书均用《大理行记》之名，因而成为此书今天通行名称。

《大理行记》记载了元初大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山川、风物、土地之庶美。虽然此时上距蒙古平大理国已经40年，元王朝在这里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措施，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因此此书的记载可以窥见大理国时期云南社会生活的概貌，弥补有关大理国时期云南史料不足的缺憾。特别是《大理行记》不仅记述了该地区“江山之美”、“灌溉之利”、“禾麻遍野”、“百姓富庶”的社会生产景象，而且还对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作了准确的阐述和精要的记述：“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凡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有家者设科选士，皆有此辈。”其后元人李京所撰《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有关记载即本于此。作者不仅注意到南诏、大理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更注意到它与中原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些记载都为我们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郭松年《大理行记》言简意赅，以其简练的文笔，寓千里之遥于千言之中。行而揽之能观全貌，记而通之可展脉络，行文疏密有致，用辞夭娇无方，颇得唐宋笔记文学之正体。在元人行记中堪称难得的佳作。

元 郭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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