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教案

基本介绍

杨光先教案，实质上是满清王朝中一批守旧势力向当时传入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挑战，同时也是和排斥与拒绝西方传教士有密切关系。明末时，利玛窦等以传教士已在明朝廷中受到重视，清初继续启用汤若望等在钦天监制订历法。顺治元年，朝廷对汤若望等以西法预测日食进行实地观察，证明其准确无误。因而顺治二年(1645年)，决定启用“时宪历”，并授汤苦望为钦天监正，后再升任“光禄大夫”，赐名“通玄教师”。一时之间，西方传教士深受朝廷宠信，因而引起了一些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1657年，被革职的回回科秋官吴明恒即上书反对汤若望，结果并末成功。接着，大学士杨光先在1660年向礼部呈递《正国体呈》，大力斥责天主教的无稽，并以“时宪历”封面印有“依西洋新法”字样，从而控告汤氏“窃正朔之权于西洋”，等等。当时顺治帝不以为然。但顺治病逝之后，康熙年幼，鳌拜等专权，杨光先利用鳌拜等“不喜西士”，于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又向礼部提出汤若望有十谬，指责汤氏“选择和硕亲王安葬日期，误用洪范五行”；说汤氏“只进二百年历”，目的是要使“历柞无疆”的大清帝国短命，等等。同年，他又上书进一步控告汤若望等“布党于京省要害之处”，企图“谋反”。鳌拜等早就对汤若望不满，正好借此发难，从而使原为天文历算之争演变成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案件。

1664年9月26日，清廷开始对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审讯。参加公审者有吏、礼部的几十名大员。其时汤若望年已七十三，“淬患痉控。口舌结塞”，因而其口供全由南怀仁代叙。整个审讯过程，带有严重的偏见，既查不出传教士武力谋反的证据，又不能从理论和实际上驳倒西方的天文历算，但却投合了鳌拜等守旧势力的需要。结果是革除汤氏一切职务不说，并作出处以死刑的判决，后因北京闹地震，末及时执行。且因孝庄皇太后以鳌拜等违顺治帝对汤氏的宠信，将呈文忿而掷地，才保住了汤氏的性命。但西方传教士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清廷不仅将全国各地的耶稣会士全部集中到广州关押，又在1669年正式发布命令，禁止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从此废弃“时宪历”，恢复使用原“大统历”，并以杨光先代汤若望为钦天监正。

杨光先等既不懂西方历法，对中国传统历法也缺乏研究。自恢复“大统历”后，实际应用中屡出差错。年青的康熙在未亲政时，即听闻鳌拜等处理教案的不公，因而在亲政后，首先重新处理。1668年11月23日，康熙帝决定让实践来充当裁判，故召集杨光先、吴明恒、南怀仁等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他们各自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之处”。经过连续三天的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吴明恒却屡出差误。康熙帝又命南怀仁审查吴明恒所造七政历和民历，结果指出了吴明恒推算的种种错误，如“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定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等差误”。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召集大学士图海等二十名大臣同到现象台观看南怀仁、吴明恒进行“立春”、“雨水”等五项测验，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而吴明恒却‘“逐款不符”。经过多次的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虾仁所制历法先进，精确度高。因此康熙毅然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并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恢复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教案的正确处理和解决，不仅反映了康熙帝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自此以后，耶稣会士们受到清廷的信任，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因康熙帝的垂青而不断地传人中国。

如果说通过杨光先教案的解决促使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了解和对西方传教士的信任，那么到后来随着“礼仪之争”的发展，又使他决定停止天主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从而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低潮。以下即对康熙晚年爆发的“礼仪之争”作一简要论述。

“礼仪之争”原因颇为复杂，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各会派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来，争执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天主教会能否容许中国传统的祭孔招祖；二是西方‘传教士能否把“上帝”、 “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拜的“天”、“帝”相融和。这场“礼仪之争”由来已久，最后发展到康熙帝和罗马教皇之间的对抗，结果中止了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事件的根由还得从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谈起。为了使天主教能在中国立足，利玛窦等来华时表示，尊重中国的礼仪风俗，尊重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因而在华传教中采取了许多融和方式使天主教和儒教两者调和起来。如利玛窦并不反对中国教徒尊孔拜祖，用他的话来说是：“拜祖一事，本出于亲爱之义，孝敬之思……且非藉以求福佑也。”“拜孔亦所以景仰其人格与其思想之伟大，流惠后人之深，非崇拜其幽灵也。”“信徒之参加或举行业种礼节、，乃尽国民当行之义务，因无违犯教义之意也”。利玛望采取如此适应中国礼仪风俗的态度，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而使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获得重大发展。但是，当时天主教会内吉己出现了不同意见。如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代掌中国教务，仍就反对如此作法。明朝末年，也有其它教派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由会士在华的传教方式。1645年，罗马教廷命令在华耶稣会土改9这种传教方式。耶稣会士当即进行强烈申辩，加之耶缘会受到至时具有强大海外势力的葡萄牙的支持和庇护，教廷亦不得不名1656年颁布命令，承认耶稣会在华的活动方式为合法。后来葡宅牙在海外势力衰落，罗马教廷在法国支持下力图掌握在海外传蒙的领导权，加之天主教在华的其它会派如多明我和方济各会等开于耶稣会在华传教权的过大极为不满。因而这场“礼仪之争”j被重新挑起，并且彼此间对抗越来越尖锐。到了17世纪末期，石华的耶稣会土阂明我、徐日升、张诚等人企图得到康熙带的支持但康熙帝一再表示不介入此争执，，希望彼此分歧“可与教皇商酌慎无扰乱中朝”。到了1704年，罗马教廷决心要对耶坏会在华传教方式进行干预，正式作出如下规定：中国教徒只许用“天主”身称呼万物之主，不许用“天”、“上帝”等字眼；凡人天主教的，进士、举人、生员等不许人子庙行祭孔、把天之礼；凡人差之人不许在家中留祖先牌位，不得参加祭孔活动，等等③。次年罗马教廷派锋罗教土为特使赴北京，传达上述命令。锋罗到京后康熙曾热情接见，向其解释祭孔、祭祖、敬天、事君，乃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决不可废弃，并希望绎罗能将其意见转达教廷，早日平息这场旷日持久之争，从而使在华传教士全心意为大清帝国效力。最后，康熙还要求锋罗暂缓公布教皇的救令。但锋罗到了南京后便不顾康熙的劝告，公然宣布了教皇的放令，从而使康熙大怒，当即逮捕了锋罗，押送澳门监禁。1707年，康熙颁发圣偷：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居住，必逐回去山。并对在华传教士颁行领票之制，只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西方教士，方可领票，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无领票者一律驱逐出境。

从此，“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罗马教廷态度亦趋强硬，决心要和清朝政府对抗到底。w15年，教廷重申禁令，要求在远东的传教土必须服从，否则将处以严刑1720年，教皇又派特使嘉乐来京，传达教皇禁令，其语调十分强硬，并提出。所谓纯洁天主教礼，维护教义，清除耶坏会士的异端邪说等等。这更加激怒了康熙，他当然不能容忍罗马教廷如此放肆，于是断然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就这样一场“礼仪之争”终于以天主教在中国的几近覆灭而告结束。

雍正即位后，因留居在中国的传教士插手皇室内争，促使他进一步禁教。当时除有少数传教士留京从事钦天监工作外，各地传教士都迫迁澳门，，在华教堂被关闭，一切传教活动遂停止。，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一些传教士潜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并不断搜集中国情报，将其传递国外，因而清廷重申了禁教令。但是直到道光年间，仍然有西方传教士留在钦天监任职。1837年，最后一任钦天监传教士高守谦返国，次监副毕学源病故，清朝钦天监中才不再有外国传教士。总而言之，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康熙在位时的前、中期出现高潮，而在他晚年的礼仪之争后突然衰落，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传教士又重新涌入中国，但已经不像早期那样承担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