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观礼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
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月
杨绛(1911—2016年),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祖籍为江苏无锡,出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剧本《弄假成真》,《称心如意》、《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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