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崇拜

简介

SCI崇拜 SCI论文就是科研机构的GDP，目前已成为衡量大学、科研院所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最重要 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拿硕博学位、评职称、申请经费、评奖、晋升乃至评选院士，几乎无不与之挂钩。国人的“SCI崇拜”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以致网上有人戏称SCI是“St upi d Chi ne I de a”（愚蠢的中国想法），学术界和社会舆论有人提出取消SCI论文作为硬指标，也有人认为不能取消，主张改进，各种意见莫衷一是，争论持续至今。

现实意义

SCI崇拜SCI只是科研管理目标量化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在目前的体制下，科研投入产出的衡量，不通过SCI，也必须有其他量化指标做替代。取消量化考核是不现实的，历史证明，在我国，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标准，直接的后果极有可能就是会“忽悠”的人呼风唤雨，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上不去。考核标准如果不是学术的，就可能变成人情的、政治的。学术的标准虽然有缺陷，但可以改善，不能替代。现在考核评价中出现的一些弄虚作假、浮躁现象，不能说是考核的问题，也不能说是考核中使用了SCI的问题，任何评价机制都有缺陷，并非仅仅SCI。即使在美国，很多评价也要用论文说话，虽然不一定用“SCI”这个名称。在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指标的情况下，可取的办法是改进SCI评价标准，比如考虑各个学科的性质不一样，不要一刀切，像我那位朋友是搞临床的，实践性、重复性强，有突破性的创新很难，这种可以不做发论文要求；对科研型的，比如搞金属研究，可以强调发表科研论文数。再比如可以增加论文影响因子考核，因为SCI里也有垃圾，引用率是衡量论文质量的一个标准

国外观点

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用SCI作科学评价的，不光中国大陆，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日本，包括欧盟等都在使用。大多数国家科技管理体制都采用科层体制，对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要求非常高，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有明确的行政规则和相应的技术标准做尺度。科技目标细化分解，由国家意志分解到科研机构和院校，再分解至课题组和个人。怎么选择合适的研究机构和个人来承担具体的课题，怎么衡量课题落实的情况？这就需要具体的标准化的指标，论文数量就是一个非常明晰的指标。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指标是基于学术的，它不取决于你和领导关系怎么样，属于哪个党派，信仰什么宗教，它是看你的学术水平，是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标准。,问题是，既然世界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科层制，为什么单单中国患上了“SCI崇拜症”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科研资源高度集中有关。我国的科研经费主要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企业的竞争力目前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和消耗自然资源，研发投入少得可怜。因此，科技管理部门的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一统天下，这与国外科技投入主体分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不同观点

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日前首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在接受专访时，他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是评价科学水平，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这句话从加菲尔德嘴里说出，尤其具有说服力。SCI国际标准数据库只是考察研究者水平高低的一个参考数据，而不是唯一标准，“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成果仅停留在纸面和实验数据阶段不行，必须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和客观需要结合起来。否则，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就会大大折扣。我们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某种程度上已陷入“SCI崇拜”，评价体系只看论文数量，轻视成果质量；只看刊物级别，轻视成果实际价值和影响力。正因为这种“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我们虽是学术成果大国，而原创力和科研成果转化率却远远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仅１０％左右，有大量的成果被锁在抽屉里，以论文、奖状或者专利证书的形式停留在纸张上。加菲尔德博士的一席话对我们是一种提醒：不能沉溺在“SCI崇拜”中，在重视SCI的同时，更要将科研成果书写在大地上，正如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潘复生所言：“要改变考核的目标导向，科研单位尤其是从事应用型研究的，要坚决打破论文至上和SCI崇拜，考核中首先要看这个单位、这个人有多少成果转化成了生产力。”就像袁隆平一样，虽没有辉煌的论文成果，却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坚持实践标准或许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科技也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更好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