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翻出新意愈苦;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与白居易《听筝》‘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忍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同一感慨。写出悲伤过度时心境麻木状态。”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新政改革。宪宗即位(806年),参与永贞革新者均遭贬黜。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写作此诗时,在永州贬所已七年之久。诗人随永州刺史赴黄溪黄龙祠祈雨,中途听到猿猴哀鸣,遂有感而作。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公元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公元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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