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祠堂,是建造在坟墓前供其亲属祭祀的享堂,亦称祠堂、庙祠、食堂、庙祠、斋祠等。一般有土木结构和纯石结构两种,由于种种原因,土木结构的建筑早已了无踪迹,不知其形制。但是,石材建筑的祠堂不易损毁,在山东、安徽等地已经被大量发现。根据祠主财力、身份,祠堂建造的规模大小不一,常见的形式有: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组成的双开间悬山顶式;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组成的双开间悬山顶且后带小龛式;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石组成的单开间平顶式;小龛式等四种。祠前通常有供案,有的案上刻画杯盘盛鱼、鸡等。一般祠堂都刻画画像,其东西壁和后壁刻画有画像,有历史故事、孝子列女、义士忠臣、歌舞宴饮、百戏杂技、车骑出行、庖厨狩猎、死后升仙、神人鬼怪、祥瑞辟邪和祠主受谒等场景;屋顶刻画有升仙、辟邪和神话场景,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
东汉祠堂东壁画像石拓片东汉祠堂后壁画像石拓片东汉祠堂西壁画像石拓片
中国东汉墓地祠堂。在山东省长清县孝里铺南的孝堂山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筑石刻房屋建筑。祠内石壁和石梁上遍布精美的线刻图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建有保护性复室。
汉代祠堂孝堂山东汉石祠建于东汉初年,历经两千年历史风云,石祠之外的庙宇建筑早已几经变迁,但石祠至今完好无损,它也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石祠以及石祠后面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至今还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郭氏墓石祠是孝子郭氏墓地附属之祠堂,仿照汉代民居建筑的形象并缩小比例而建,用青石砌成。祠堂坐北朝南,东西长4.1米,南北宽2米有余,高2.6米,比嘉祥县武氏祠略大。室内由一根八角石柱分为两间,面阔3.09米,进深2.08米。墻壁为厚约20厘米的石板。屋顶为单檐悬山式,由石板接成,石板上雕有屋脊、瓦垄、连檐等构件的形象。。
石祠为单檐悬山顶两开间房屋,坐北朝南,面阔4.14米,进深2.5米,高约2.64米。后部为祭祀用低矮石台,石祠构筑情况是:东壁上下2石,西壁1石,上端皆呈锐角三角形。后壁横列2石。前面正中立一八角形石柱,两侧山墙前面立条石柱,上托挑檐枋石。在正中石柱和后墙间,上架三角形隔梁石,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分室为两间。屋顶前后坡备用2块石板覆盖。屋顶石板刻出瓦垄、勾头、连檐形状,东西两端刻出排山。原有屋脊石已缺失。后期又在正中八角柱两侧另加小八角形石柱各一,上有唐宋时期题铭。
祠室内的三面皆有浅线刻画像,三角石梁上也刻有画像。画像图案为朝会、拜谒、出游、狩猎、百戏等汉代贵族墓葬石刻的常见题材。横贯西、北、东三面内壁上部的出游图,场面宏大,人物、车马众多,且刻有“大王车”三字。其他画像有伏羲、女娲、西王母、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神话、故事题材。祠室外壁有大量的游人题记,最早的有纪年者为东汉中期所题,因此该祠堂的建造年代不晚于东汉中期。
汉永建四年(129年)题记:“平原漯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
汉永康元年(167年)题记:
《感孝颂》,北齐武平元年(570年)齐州刺史陇东郡王胡长仁撰,刻于祠室西外墻。篆书题额,正文为隶书。文中提到郭巨养母的故事,原有人据此认为这是郭巨之墓祠,后经考证此为东汉石祠。
孝堂山东东汉石祠画像内容:祠内三壁和隔梁石上刻满画像,主要内容是与祠主经历和生活有关的车骑出行、庖厨、宴饮、狩猎、百戏、战争以及历史和神话故事等图像。横贯三壁上部的“大王车出行图”是汉画像中场面最为宏伟、车马人物最多的一幅,表明祠主曾参加过诸侯王驾的卤簿活动。北壁楼阁下部的车骑出行图,主车旁有“二千石”榜题,表明祠主生前的最高官秩。东西壁还刻有伏羲、女娲、西王母、风伯、雷公、贯胸人等神话内容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胡汉战争等历史故事。隔梁石两面刻有升鼎、桥上坠车故事,底面刻有日月星辰。在石祠画像的主要人物之旁,有“大王车”、“令”、“相”、“成王”、“胡王”、“孔子”、“二千石”7条榜题。石祠画像的雕刻技法,是在磨光石面上以线刻为主,少部分图像兼用凹面刻,线条刚劲、洗练,形象简朴生动。构图虽无明显界格,却上下层次分明,是汉代画像石中的精品。在祠堂内外壁面上,还有后人留下的大量刻字和墨书题记,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中最早的题记是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和桓帝永康元年(167)两则。
孝堂山原名巫山,高不足百米,因山上建有孝子郭氏的祠堂而得名孝堂山。祠堂后有一座大墓,封土高约3米,祠堂周围还有已被盗的汉代墓群。郭氏,相传为二十四孝中的东汉人郭巨。但郭巨为河内隆虑人(今河南林州),一说为温人,没有记载其来过济南郡。祠堂内的画像多为王者出游及战争等场面,也与郭巨身份不符,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汉代济北王墓或是二千石等高官之墓。因墓主人身份无从考证,因此定名为郭氏墓石祠。
郭氏墓石祠自汉代以来就是名胜古迹。郦道元《水经注》对郭氏墓石祠已有记载,称之为“孝子堂”。北齐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该墓是郭巨之墓。唐代开始在祠堂周围修建庙宇。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对此也有著录。明清两代屡经修缮,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曾经大修祠堂附属庙宇,有八殿两廊之规模。民国初年,日本人关野贞来此考察,于1916年首次发表祠堂的实测图。
郭氏石祠原是室外的露天建筑。由于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1953年,当地文物部门在石祠外修建了覆室和围墻,派人看护。1999年,按照汉代风格重修了覆室。“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之匾额由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题写。2000年,考古工作者清理了祠堂正前方及两侧的汉墓,并将清理是发现的历代碑碣集中存放于墓园内。
武梁祠,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画像遗存。武梁祠“个人”进入美术史
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梁祠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画像遗存。它从宋代起就受到赵明诚、欧阳修等金石学家的重视,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图像表现了怎样的内容?以怎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设计者是谁?他的想法是什么?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巫鸿教授就此在京举办了专题讲座。
武梁祠对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有关键作用。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尽管武梁祠是一个墓地里的祠堂,但是它体现了设计者的一些个人观念,体现了从礼仪美术到艺术家的美术中间的发展过程。
从流传的武梁碑文来看,武梁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隐士,从腐败的政坛上逃离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官府曾经请他做官,被他拒绝了。武梁祠上有一个画面表现了这一事件,这个画面的位置非常重要,在祠堂西壁的左下角,按照古代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它相当于武梁祠墙壁上的最后一个画面。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修《史记》的时候也把自己放在最后一章,这表明史家本人决定着记录历史的视角。武梁延续了《史记》的传统,武梁祠的图像记述了历史,体现的却是武梁对历史的观察和选择。
武梁祠屋顶上是征兆图像。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各种自然征兆表达了上天的意志。比如皇帝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通过祥瑞以示表扬。然而当时的政治在武梁这样的儒士看来却是最糟糕的,皇帝没有道德,整个朝政被太监控制。《后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委任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在这样现实情况中,祥瑞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祠堂屋顶上的祥瑞图像一方面成为武梁政治理想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由此我们就能够体察到汉代退隐的儒生是如何通过征兆和图谶来表达思想。
三面墙壁上的图像是对历史的宏大表现。从创世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开始,在他们中间出现一个小孩,象征最早的人类。伏羲和跟随其后的祝融、神农,也就是“三皇”,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个自然和谐的乌托邦时代。接着是五帝时代,这五个形象戴着王冠,穿着宽敞的衣裳,表示人类进入到一个文明阶段。随后进入到朝代史。
“本纪”之后的图像包括几个系列:列女、孝子、忠臣和刺客,它们等于四个“列传”,主要根据西汉刘向编写的《列女传》和《列士传》描绘。刘向的书里包含的人物非常多,比如《列女传》包括一百多位女性,可是武梁祠只表现了八位列女,而且其中七个都出自《列女传》的“贞顺”和“节义”两卷,这样的选择表现出武梁个人的一些目的。因为这两卷记录的女性,一类是寡妇,一类是兄长死了以后的姊妹。武梁通过这些故事灌输了一种观念:自己死了以后,夫人和姊妹要尽心抚养自己的儿子,保证武氏的兴旺。武梁祠是一个家庭祠堂,每年家里人都要到这里祭拜,祭拜就要看画,就得接受这种教育。
第二个系列是关于孝子。汉代人讲孝,一般指父子关系,可是武梁祠里表现的主要是母子关系,而且图像中好几个都是寡母。设计者甚至为此改变原来的故事情节,比如《孝子传》中记录了一个叫丁兰的孝子,刻了亡母的雕像,继续向雕像行孝。可是在武梁祠上,“刻木为母”变成了“刻木为父”。孝子系列可以看作是父亲去世后对儿子的一种期望。
正壁下方中央有一个两层的楼阁,一个体积很大的人物坐在里面接见其他人,有的学者认为表现的是死者,而我认为表现的是理想的君主。围绕着这个中心楼阁都是政治人物,包括大臣、刺客以及王后,组合在一起具有一种政治性质,他们都忠于各自的君主。
总之,武梁祠的安排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士,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对家人和后代也提出了期望。这样的个人表现,在美术史里是第一次。
位于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傅家埠社区的童真宫,始建于东汉末年,是东汉名吏不其县县令童恢的祠堂,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2009年,城阳区委、区政府将童真宫修复工程列为全区重点建设项目。拨巨资进行修缮,2010年11月4日,这座纪念史料记载的“岛城第一清官”的祠堂重新对外开放。
童恢,字汉宗,东汉琅琊姑幕(今山东诸城)人。公元182年担任不其县令。童恢在不其县政绩卓著,深受朝廷赏识和百姓爱戴,他不畏强权,造福黎民,在当地留下了很多故事。由于操劳过度,童恢死于丹阳郡(今安徽宣城)太守任上。童恢死后,不其县人感念他的功德,于东汉末年,在今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傅家埠社区建起“童公祠”,后改为“童真宫”,祠后筑有童恢的“衣冠冢”,墓前立有石虎一对。
童真宫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久失修,童真宫面临倒塌。2009年,城阳区委、区政府将童真宫修复工程列为全区重点建设项目。区财政拨款百万元用于修复童真宫,青岛海都集团也捐资306万元修复资金。2010年11月4日,这座祠堂重新对外开放。
新修缮的童真宫建有四座正殿、两座厢房、两座展览馆,规模与明清时修缮的童真宫大致相仿。漫步童真宫,随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参考汉代建筑风格建造的殿堂、门前矗立的两尊汉代原址流传下来的石虎、五根明清时代的大梁、汉代原址保存完好的三幅壁画、童恢的“衣冠冢”……
两座展览馆成为开放当天的焦点,这里展出了大量展板、史书和实物,其中仅仅一小部分涉及童恢,更多的是展示古代不其县。“不其县是汉代青岛地区行政、文化、经济中心,是汉代的东方重镇。”市考古研究所专家巩升起说,童真宫里展出的就是一部分研究成果。“童真宫是岛城第一座不其文化展览馆。”城阳区文化局副局长姜振明说。
童真宫不是城阳区恢复的第一个体现“不其文化”的景观,今年9月底,位于夏庄街道源头社区的法海寺在重现修缮后也正式对外开放。据史料记载,这座古刹为魏晋时期所建,距今1600余年,是青岛地区最古老的寺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其县已经成为城阳区文化产业的突破口,在城阳区的规划中,重现这座汉代沿海重镇繁华景象的项目还将陆续上马。这些项目中,甚至还可能包括重造一座不其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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