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解放前的一个小型私营出版社

发展

亚东图书馆20世纪初，陈独秀由日本留学回国来到南京，受到好友汪希颜的热情接待。汪希颜是安徽绩溪人，长陈独秀6岁，他们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并结为挚友的。不幸的是，这年夏天，29岁的汪希颜病逝于南京。

病逝前，汪希颜给在绩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邹去信，介绍“皖城志士陈仲甫”。于是，陈独秀与汪孟邹结识为友。

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这是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此时，陈独秀在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筹办《安徽俗话报》，并想把它交给科学图书社编辑和发行。他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住进了科学图书社，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堂前，“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安徽俗话报》仅办了23期，于1905年停刊。这以后，陈独秀便参加暗杀团，创办岳王会，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却始终无法忘怀在科学图书社的日子。1922年，他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的扉页上题词道：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一些朋友劝说汪孟邹：“以你和柏都督、仲甫先生的关系，何不去找找他们，在都督府谋一个差事，也不枉和他们朋友一场。”还有的说，去当知县吧，“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甚至还有人说：“干脆去拿一个税局。”

汪孟邹经不住别人的怂恿，来到安庆找到陈独秀，要求谋一份差使。没想到陈独秀却沉着脸说：“做什么官！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即柏文蔚，作者注)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将汪希颜的儿子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后来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因为翻造房子，又从平和里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汪孟邹要将书店迁出弄堂。有一次，他甚至变色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因经销北京大学书籍而经济状况渐好，终于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二次革命失败，形势急剧变化，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第一名“要犯”通缉追捕，并抄了他在安庆的家。陈独秀逃到上海，帮助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并编写《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新青年》

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聘，东渡日本，协办《甲寅》杂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始“度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生活虽然穷困不堪，但是，他反对专制、倡导民主、启迪民智、献身革命的伟大抱负却矢志不渝。

从日本回来后，陈独秀便想让亚东帮助他办一本杂志。一天，他对汪孟邹说：“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汪孟邹极表赞同，可是，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亚东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加之又在承担《甲寅》杂志的印刷，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这在汪孟邹的日记中多有记叙，如：“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湖)款未至，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

汪孟邹是个热心人，凭借自己在业界的关系，找了几家书社，最后选择了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让陈独秀与他们洽谈。结果，群益书社同意和陈独秀合作。这份杂志便是《新青年》。

这期间，陈独秀常与汪孟邹、陈子寿等聚谈，并时常召来柏文蔚、章士钊等，共同讨论合并扩大为书局的事。他还和汪孟邹联袂北上，筹措资金。汪孟邹因在北京人事生疏，而提前回到上海。而陈独秀则又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合并之事终成泡影。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给亚东图书馆带来新的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当时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由亚东经销。亚东图书馆因此而扬名。《新青年》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秀还把《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标点《水浒》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没有标点，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读者看着十分吃力，年轻的读者看了，更如坠入五里雾中。汪原放早就有心标点和分段。一天，汪原放把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告诉了汪孟邹，汪孟邹却担心书籍的销路。

没想到陈独秀却连声赞扬：“好哇，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把原放标点的书拿给我带回去看看。”没过几天，陈独秀又来到亚东，一进门便高兴地说：“我看过了，很好，能出。眉批夹注删掉好，读书嘛，就要让读者自己去读。”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

初版时，亚东图书馆只印了2000部，一上架便销售一空，于是，又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浒》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增强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陆续标点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他的这一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1924年1月24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北大受到排挤，只得又回到上海，居住在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如，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等，陈独秀都曾为他们作了经济担保。毛泽东就曾拿着陈的保单，来亚东联系过书刊业务。

秘密党员

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是个精明人，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尽量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可是，他又缺乏老友的胆略和气魄。于是，陈独秀便认真地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用。《向导》印好后，亚东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抓紧赶排《独秀文存》。这时，陈独秀作为社会主义的领袖，受到反动势力的忌恨和迫害，亚东图书馆还能出他的书，是要有一定的胆量的。《独秀文存》有一、二两集，第一集的内容多为民主与科学，第二集却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亚东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没有胆量印第二集了。当有人催问时，汪孟邹谨慎地说：“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看一看风头再动手。出了事，可就吃不消了。”

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他和汪原放年龄相仿，时间久了，便成为亲密的朋友。陈乔年成为中共领导人后，汪原放深受影响，并有加入共产党的意思。一天，汪原放羞怯地对陈乔年说：“我很想加入共产党。现在国事艰难，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国事办好。就是将来，也要靠共产党。”

陈乔年笑了笑说：“原放，我看你很像一个国民党左派。”汪原放听后，极为沮丧，一声不吭，再也不去见陈乔年。过了一段时间，陈乔年知道自己伤了汪原放的自尊，便主动来找汪原放，他说：“原放，愿意和我去看一个朋友吗？”汪原放随陈乔年来到闸北的一家工厂，坐下后，陈乔年将另一个人介绍给汪原放，说：“组织已经同意你的入党申请，我和郭伯和便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5月，汪原放奉党的指示来到汉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汉，当时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替），管理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负责《向导》的印刷、出版和发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武汉也和上海一样，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陈独秀很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一天，陈独秀对陈乔年说：“告诉原放，去找一找光明甫先生，让他去跟柏文蔚疏通一下，能不能到他的三十三军谋一‘合法’差事，这样也就有张护身符了。”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都是陈独秀和汪孟邹的朋友，而且，他们也都同情共产党。汪原放向他们转达了陈独秀的口信，很快便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于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况下照常进行。

不久，陈独秀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而隐居在工人住宅区。8月的一天，汪原放应召由陈乔年相陪，来见陈独秀，只见他光着上身，肩上披着一条粗布大围巾，手里抓着芭蕉扇，躺在竹床上，活脱脱地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两人来到屋里，他才坐了起来。

陈独秀询问完汪原放手头的事情后，说：“我想到上海去。可是，那里的情况我又不大知晓。原放，你去趟上海吧，问问你的大叔，看看我去得去不得。”

汪原放来到上海，向汪孟邹转达了陈独秀的问询，汪孟邹告诉汪原放：“不要紧，仲甫可以来。”

于是，汪原放陪着陈独秀来到上海。临行时，由于党组织已转入地下，匆忙中忘了带组织关系，与党失去联系，汪原放很是焦虑，他和陈乔年谈起这件事，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可是，想不到陈乔年却说：“我来的时候，父亲要我告诉你，现在你不要，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他说：‘书店很不容易做，不进则退。’所以，你们还是带灰一点好，千万不可犯红，万一惹出事来，书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偿失的。”

汪原放遵照陈独秀的意见，又回到亚东图书馆，重操旧业，当起编译。这期间，汪原放协助汪孟邹，使亚东在五年的时间内，出版了73部书，其中汪原放的译著便有《仆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重印文存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入狱。他一生多次被捕，而每次被捕，就因为他跟汪孟邹的关系，亚东图书馆也受到牵连，汪孟邹都要逃之夭夭，以避风头。这次，虽然用不着像以前那样惊慌害怕，东逃西躲，但是，汪孟邹、汪原放还是放心不下。不久，陈独秀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寄来明信片，说他生病了，想亚东派人去看望。

汪原放只得撂下手头的事，来到南京探视。走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由狱警引到一间囚所。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屋，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陈独秀住的是单间，里面生活用品齐全，靠墙立着一排书架，码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简易的书桌上放着笔、墨、砚台和一叠稿纸，“仲翁，”他总是这样尊称陈独秀。陈独秀捂着肚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说：“我的胃病犯了，实在疼痛难耐。这里的狱医也治了，又是吃药，又是打针，就是不见好。”

汪原放着急了，“那怎么是好啊？”

“是这样，你回上海，让你的大叔去找黄仲医生，他的医术高明。以前在上海，我的老胃病来了，只有吃他的药，才能见效。”陈独秀说完给自己治病的事后，接着便问亚东图书馆的情况，他让汪原放转告汪孟邹，处此动乱的年代，一定不能把亚东给荒废了。

他看着汪原放，动情地说：“我对亚东是有特殊的感情的。你知道的，十年前，离开陈炯明，辞去教育委员长，我便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月只有那么点钱，你婶(指高君曼，作者注)又有病，这点钱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亚东一次一次地预支《独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会怎样地过下去。”

汪原放当然清楚，陈独秀在成为党的领导人后，当时党初建，专职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繁忙的党务工作，使陈独秀难以顾及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两人为此常常吵架。党内考虑到影响不好，住在一起极不方便，劝说高君曼回南京娘家的房子居住。她在南京住一间草房，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

高君曼常来上海，来时又总是以亚东图书馆为联络点，与陈独秀见面。1925年，高君曼患了肺病，陈独秀仍是每月给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够，所以，两人在亚东见面时，总要大吵大闹。但逢此时，汪孟邹便以好言相劝：“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烦多，他哪有工夫问家，你就原谅他吧。”陈独秀无奈，只得以稿费补贴全家生活，而稿费往往又是预支的，为此，他欠了亚东许多债。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两人互道问询后，陈独秀便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不踏实，你回去后，让亚东重印《独秀文存》，这样，我可以拿稿酬把亚东的账结清了。”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独秀文存》，这次尽管没敢大张旗鼓地作广告宣传，却在不长的时间销售了4000部，不少人见到汪原放便说：“这么多年，你们不印，真是可惜。”

不久，柏文蔚、章士钊给亚东送来一些钱，让转交陈独秀，以贴补生活之需，可是，陈独秀却执意用这些钱抵销亚东的欠账。这时，亚东已是汪原放主事，他体谅陈独秀的清贫，根本没打算抵销其在亚东的欠账，所以，每次陈独秀催问，他总是敷衍，而不拿出明细的账单。6月16日，陈独秀又给汪原放来信说：

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

现在，《独秀文存》销售这么好，书款回笼这么快，于是，他让账房抄了一份明细的账单，于10月间，给陈独秀寄去。很快，陈独秀便给汪原放复了信：

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

他与亚东的经济账终于结清，尚存的钱，委托亚东按月支付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和年。

亚东情结

陈独秀在狱中，通过与汪氏叔侄的来信，获知亚东经济上已不堪支撑的详情，他心心系念，频频去信，为之出谋划策，解难分忧。1937年10月11日，他建议亚东印行《今古奇观》、章士钊《诉状》。后来又建议印行章士钊《论衡》及李季译《马可波罗》，因为这些书“都要行销些”。

他还告诉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现在“加文具部，很要紧。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错，和书籍同做，财政可以活泼得多”。

汪原放主事亚东时，正是亚东最困难的时期，陈独秀勉励他树立信心，身体力行，要把亚东图书馆办好，他在信中说：

店中经济既如此困难，眼前救急，除节省开支外，实无其他办法，令叔以前，谨慎小心的办法，未必无其他理由，兄现在身当其冲，已领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怂恿令叔把店事给你管，亦有必须使你早日获得经验之意。唯兄却不可以此自馁。唯节省开支，应该加倍努力为之，谨慎为之，天下无不可战胜之困难也。唯节省开支，必须以身作则，始能见谅于同事与家人，此层望兄特别注意。

他还为亚东的资金周转事，去信老友柏文蔚：“原放顷来谈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亚东图书馆为摆脱困境，四处借款，借款不成，又提出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设想。陈独秀知道后来信劝阻，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约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亚东再拟一个详细的改组后的出版及发行计划，目前的困境是可以克服的。

1936年，亚东图书馆遵照陈独秀的建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出版计划，其中便有编辑《民族革命家丛书》一项。汪孟邹请陈独秀帮助物色人选，他推荐王文元担任编辑，王文元没有编辑这套丛书，却化名译编了《苏联党狱之真相》和《苏联党狱之国际舆论》，交由亚东出版发行。这期间，亚东还出版印刷了法国作家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亚东一发不可收拾，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还印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几本小册子。

陈独秀出狱后，便来到四川江津，开始其凄凉的晚年生活。他和夫人潘兰珍的生活全凭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馈赠，除此之外，他还担任《时事新报》的特约编辑，以微薄的稿酬聊补生活之急需。老而有病的他，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文思泉涌、下笔千言了，更可悲的是，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笔写作了。

这一切，令汪孟邹为之心疼和焦虑，他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去信，寻求帮助，信中说：

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敢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的办法，该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陈独秀知道后，虽十分感谢，却一口回绝道：“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亚东停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书籍一概没收、销毁。这样，创业于1913年的亚东图书馆，走尽了它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几乎与此同时，它的创办人汪孟邹也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