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天上帝，中国神话中天的尊号

词语释义

1、昊天上帝

2、苍天，昊，元气广大。

3、指一定季节的天空。

4、指东方的天。

5、喻父母的恩情深重。

6、姓。

7、释天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

8、古代对五月的别称。

示例

《诗·小雅·节南山》：“昊天不平。”会意。从日，从天。本义：广大无边。指天。

《史记·五帝本纪》：“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天廷秘传》第一回：“泰初，天极星之众星自成，乃天极星海也，天极星海所纳三大星系，乃太阳星系、银河星系、玉衡星系也。天极星为昊天之宙室，其於银河星系，纳二十七星球，乃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故为中宫。”

延伸

当代神学学家殷谦认为：“昊天特指混元大气中的阴阳二气，以相反而又相成运转，故昊天并非神话人物，而是混元之核，一种掌握和主宰宇宙万物的自然力量。”

简介

昊天上帝[中华文化中的至高上帝]昊天上帝又称皇天、上帝、皇天上帝、皇皇上帝、天帝等。主宰天地宇宙的神，儒教最高神，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

王莽欲将昊天上帝和太一合并，影响了当时的一些文献，但之后的皇帝很快将两位神拆分开。

《隋书·礼仪》：“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六上帝中的自然帝昊天上帝可代天，而人帝五方上帝不可代天；中华文化中单说上帝一般指自然帝昊天上帝。古籍中也称昊天或上帝，这一名词最早现于《尚书》。昊天上帝和天相比，具有一定的人格化的意味。郑玄曰：“上帝者，天之别名也，此处指的就是昊天上帝”；另一方面，有时又作了区分，如《汉书·王莽传》：“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其中又将天和上帝区分开来，上帝地位低于天，此处的上帝指的就是五行人帝，天指昊天上帝。

昊天上帝[中华文化中的至高上帝]早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自然的恩赐。早期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与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的。长此以往，天空与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被人格化、神化，成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客观存在，是为昊天上帝。

后世部分说法一方面认为昊天上帝居处北辰，“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另一方面，将天与帝区分开，认为昊天为全天，《毛诗传》：“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昊天上帝，更自然化则称为昊天、皇天、天，“天”是最通常的说法，又称苍天、上天、上苍、老天、老天爷等，如“苍天在上”、“老天有眼”、“奉天承运”、“天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的天啊”中的“天”。

关于“天”与“帝”的关系，《宋史》记载宋朝理学家朱熹对此有过清楚解释：“或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春秋战国之时，思想进步，人文理性精神勃发，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造，民为神主，则上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上帝的人格

上帝一词首先出现于儒家圣经——五经，即《诗经》、《尚书》、《仪礼》、《周礼》、《礼记》。上帝的旨意贯穿了五经，其中最早的是《尚书》的《虞书·舜典》。除此之外，四书等其他的儒家经典以及各史书中也提到了上帝，有时也称昊天上帝，在古代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体系中，指的是至上神，字面意思就是“在上的帝王”，意味着“最高的主宰”，也称为“帝”，或者“天”。中国古代昊天上帝的信仰的起源是对“天”（天空、宇宙）的崇拜。东汉大儒郑玄声称“上帝者，天之别名”，汉代开始出现一种六天一说，认为上帝有六位，即“昊天上帝”加东、南、西、北、中，五方上帝。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为，“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心学派陆九渊、王阳明则认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早期的上帝，带有浓厚人格神色彩，如《尚书》“商书·伊训第四”中提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后期儒家信仰中“上帝”的人格神色彩消亡，仅被视为哲学上的无形无名的“本体”，称为“理”。庄子认为，万事万物本于道，天由道而生。墨子把上帝鬼神看作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灵。

《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尚书·汤誓》：“王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礼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伊尹《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国语·周语上》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视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礼记·杂记下》记录孟献子的话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周以十一月为岁首，周历“正月”即夏历十一月。“日至”谓冬至。这是十一月冬至日祭祀“上帝”的事例。魏晋以前的灾异思想认为，上帝犹如严父，如果天子作恶就会降灾，天至明而不可欺。“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经曰：「飨用五福，畏用六极。」传曰：「六？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今三年之间，灾异锋起，小大毕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无所改正，疏举广谋，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无谢过之实也，天责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纲纪，南面之急务，唯陛下留神。”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所以上帝是五位一体的神。

上帝的权能

甲骨卜辞中，“帝”或者“上帝”是天神。有两个方面的权能：

1.上帝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风令雨，支配自然界。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说：“上帝……降……旱”。祖庚祖甲时的卜辞说：“……兄……上帝……出……”“唯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如“贞，今三月帝令多雨”“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帝可以命令下雨、刮风、打雷。卜辞中的上帝,神力很大，日、月、星、风、雨、雷、电等诸神，俱听其指挥。甲骨文的雨祭山川之辞，是由山川之神转请上帝的，山川之神没有降雨止雨的神权。云雷雨都是上帝的意志，因此帝决定着农业收成的有无。帝能令雨水调勾，获得好年成前如此等等。天上下雨也是上帝所命，所以甲骨文里有不少帝令雨的记载；其次，风不仅如此，天上的上帝并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有朝廷，有史、臣之类供其役使。甲骨文里有帝史、帝臣、帝五臣、帝五工臣等。自然神是上帝的臣侍,如“帝史风”。如“燎帝史风，一牛”。这里是说用一头牛向上帝的使臣风进行燎祭。“熮祭”则指焚人祈雨之祭。卜辞中有焚女巫求雨的记载“贞，今丙戍烄奵，有从雨”“……卜，其烄咏母，有大雨。大吉”。《左传》中鲁国大旱，鲁僖公欲焚巫求雨。卜辞中常见奏舞祈雨的记载。如“与翌日丙舞，有大雨，吉”。“丙辰卜，贞，今日奏舞，有从雨。”“贞，王其舞，若。贞，王勿舞。”“辛巳卜，宾贞，呼舞，有从雨。”

2.上帝可以控制人类社会，为害或福佑人间。如“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帝降其摧（摧，原指鸟害，引申为灾害之义）。”“帝唯其终兹邑（终绝此城邑）。”“贞，帝其作我孳。”以上为制造灾难或为害。“贞，唯帝肇王疾。”“王作邑，帝若（佑）我。”“来岁帝降其永（美善之义），在祖乙宗，十月卜。”“帝受（授）我佑。”殷王毎有军事行动，必先贞问上帝授佑与否，因为上帝主宰着对外征伐的胜败；而且上帝能保佑与作祟于殷王，掌握着殷王的吉凶福祸；上帝可以发号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还可以传呼命令，干涉人间的一切。天子是上帝之子、是受天命，即奉天命治理天下。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方上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

信仰

昊天上帝，至玄至德，天道人心，惟精惟诚，乾坤造化，广布流行，阴阳生克，错综纷呈，皇极立宪，允执厥宸，幸甚至哉，与众偕行！

昊天上帝掌握天道，肇化荒宇，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不彰，居于光明之所，世事沧桑，不知此处南北相隔，东西相背，时人未察，故东有炎黄五祖，西有基督耶稣，南有释迦如来，北有安拉真主，各地不一，众说纷纭，各自为尊而相倾凌，今遇有缘者，特此明之，以安众生。

天下事物，凡有不同，尽分为二，先以阴阳名之，总揽其纲，再以其具象分之，察其科目，列章程条例，各择其所能，依其所据而行之，虽万世亦难穷，或有济或未济，且慎且行，博参印证，无尤无怨，祥和自在，帝与偕行。欲见帝尊，致虚极，守静笃，灵修可入。资质各异，信笃不一，难易先后，皆有门道。天道茫茫，人道渺渺，尽性秉德，广备参详。

尚书言昊天上帝，天道人心，道德经言道于象帝之先，都有所指。

上帝，儒教的至尊神。上帝的观念并非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而是华夏民族固有的宗教观念。在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就已经有了“帝”这个字，据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考证，“帝”是“蒂”的初字，即花蒂之蒂，即万物之始，于是商民族就用这个字来尊称他们的始祖神。而在神人合一的时代，始祖神也就是至尊神，既是民族之始祖，又是众神之主，所以又被称为“帝”。

在商朝后期，不仅始祖，凡是已经死去的先王都被尊称为“帝”，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商民族的上帝实际上是已故先王（也就是列祖列宗）的一个抽象。无论是始祖也好，还是列祖列宗也好，这个“帝”或“上帝”都有浓厚的氏族色彩，是某一氏姓或氏族的至尊神。

当周民族战胜商民族后，便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改造，简单地说，就是将始祖神和至尊神一分为二，把“上帝”的氏姓色彩抹去，使其高高在上，与“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周王朝治下的各民族各氏族都必须尊奉的大神，于是“商朝上帝”也就改换为“周朝昊天上帝”（theHaotianGod)或“皇天上帝”，有时也简称“天帝”。“上帝”既然并非一族一姓的始祖或列祖列宗，那么他当然就不会对某一姓或某一族特别的恩宠，而是公平无私的俯视着人间，谁有“王天下”之德，就让谁做天下之王。

胜利的周民族理直气壮地对失败的商民族说：上帝如果是你们的祖先，是你们一族一姓的保护神，那么我们周民族为什么拥有了天下呢？所以，当周民族祭祀上帝时，更多的是称颂先王的功德，而不是一味赞美上帝。这一非氏姓或非始祖的上帝观念不仅更能解释古代“革命”的原因，而且更能符合多氏族、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的国情。东汉经学家郑玄曾经解释说：远方的蛮夷不懂得中国的伦理，所以只有拿“天帝”和“天子”的观念去威慑他们。但是，另一方面，当上帝的氏族色彩消失了以后，其政治色彩却逐渐浓厚了起来，成为人间帝王独家的偶像，而与臣民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祭祀

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上帝”、“帝”。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

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祀天”与“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称为“郊祀”。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圆。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来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饰有日月星辰及山、龙等纹饰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

这时鼓乐齐鸣，报知天帝降临享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把它宰杀。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高高地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饰，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不同质量的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饮毕，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相传那是黄帝时的乐舞。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后代的祭天礼多依周礼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尸。

秦代祭天的有关资料甚少，只知道有三年一郊之礼。秦以冬十月为岁首，郊祀就在十月举行。

汉高祖祭祀天地都由祠官负责。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即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五方帝），每三年轮一遍。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在长安城外昆明故渠之南建圜丘。翌年春正月上辛日（第一个辛日）祭天，同祭五方上帝。这是汉代南郊祭天之始。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圜丘，坛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天地之位，下层分设五帝之位，坛外有两重围墙，叫做“壝（Wéi）”。

南北朝时郊祀制度也有一些变革。一是少数民族政权祭天虽采汉制，但常有民族传统礼仪掺入。二是梁代南北郊祭天地社稷、宗庙，都不用牺牲，而用果蔬。三是圜丘坛外建造屋宇，作为更衣、憩息之所。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南齐武帝永明二年（483年）始用瓦屋。

宋代圜丘合祀天地后，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赦免囚徒；改日，要到景灵宫祖宗神像前行“恭谢礼”。

辽代祭天礼与祭山礼同时举行，在祭祀契丹族先祖所居住的木叶山（今辽宁西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时，设天神、地祇之位。金初每年五月初五、七月十五、九月九日行拜天礼。金世宗大定后才有较完备的南郊圜丘祀天之礼。

元初有蒙古民族的拜天礼。宪宗时曾在日月山拜天，且合祭昊天后土。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才在大都（今北京）丽正门东南七里处建祭天台。成宗大德时建圜丘，南郊祀天。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改变圜丘礼制，定每年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建大祀殿，以圜形大屋覆盖祭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南按南京规制营建大祀殿，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合祀天地。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改变天地合祀制度，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世祖（顺治）定都北京后即恢复修建正阳门南天坛各种配套建筑，后经乾隆时改修，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天坛古建筑群。它包括圜丘、大享殿、皇穹宇、皇极殿、斋宫、井亭、宰牲亭等。清人祭天除采用汉制外，还保留了本民族入关前“谒庙”之礼，入关后改称“祭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