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叶前的漫长的时期内,大同理想并未为儒学继承者普遍注意,只是到近代才受到特别的重视。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继承和发展中国以往农民革命中的平等,平均思想,吸取《礼记·礼运》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思想,提出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戊戌维新领导人康有为利用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大同思想,糅合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写成《大同书》,提出建立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把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行了“平等地权”、“节制资本”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涂上一层 《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的色彩。他给民生主义下定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选集》 下卷,第765页)。事实上,民生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着原则的不同。但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对剥削,主张财产公有,要求人人参加劳动,达到天下为公的基本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礼记·礼运》把“大同”视为最高理想,但真正的注意力却不在大同而在小康。《礼记·礼运》描绘小康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 (型) 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它描述的实际是继原始社会后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阶级社会的“盛世”景象。这时已是家天下,为适应家天下的要求,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公理道德,为保卫和争夺家天下,又不得不出现城郭、沟池、阴谋、兵战。这样的社会当然不如大同世界美好,但毕竟有礼、信、义、仁、让,有正常秩序。在《礼记·礼运》作者看来,尧舜时代的大同盛况已很遥远了,典章制度无可稽者,因此只能根据传说,将其作为最高理想加以宣传,待将来条件成熟去实现; 而西周时代比较切近,典章文物,礼乐制度犹存,所以应把重建西周“小康”社会作为终生奋斗的近期目标。《礼运》的论述重点即在“小康”,在私有制条件下,以礼治天下。小康理想成为后世儒家继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是到了近代才不如大同理想受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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