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招聘农民工进城和城镇化是不同概念。目前,作为劳动力个体,超过2亿的农民工已经进了城;可是,作为“社会人”,他们中绝大多数离城市生活仍然遥远。中国现行的制度性规定限制了农民工阶层地位的跃升。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多数农民工根本不能与城市居民同享养老、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保障。也就是说,现在的城市还没有为接纳农民工家庭提供基本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抛妻离子,孤身闯荡。像成群的候鸟一样迁徙,像落单的候鸟一样无助。
虽然许多地方采取了不少措施帮助农民工转移就业,但由于缺少制度性保障,多数农民工还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昨天“订单多”,企业就大量聘请工人;明天“不景气”,企业就遣散大批工人回乡。不仅如此,由于劳动技能总体偏下,又没有技能提升的渠道,难以适应企业产业升级等要求,造成“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工人”,“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然而,不能与城市居民同享养老、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保障,制约着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
婚姻
春运最早“农民工”一词出现在上个世纪末,用来形容农民甚至乡下出外打工的人,现在这个词似乎可代表一个劳动阶层,比“打工族”、“北漂”出现的频率更高。农民工们为了生计、为了子女接受教育、为了家中的经济更宽松些,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挣钱。这也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长期在外打工使夫妻双方有了距离,在感情上很容易疏远,由于生活、生理以及感情上的需要,男女双方均容易出轨,从而给婚姻关系带来不稳定。
留守儿童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流传在江西农村的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留守孩子”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代管人有时又监管不力,会出现一系列“留守综合征”,任性、孤僻、冷漠、忧郁多疑、不讲文明礼貌、上进心差等多方面的性格缺陷和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留守老人
“留守老人”普遍感到很累。一年四季种粮、种菜、管果树,养畜、养禽,洗衣、做饭,还要管教孙子、外孙,做不完的农家活,忙不完的家务事。“留守老人”生病更是不容忽视。他们身体不舒服,一般都是自己忍着。
新老农民工的观念
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纷扰,这其中有和父辈彼此不理解造成的冲突,有期望爱情寄托却往往不着边际的困惑,也有因为身份差别,内心中隐藏着的憋屈。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隔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道路并不平坦。
农民工职业病维权
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在被法定鉴定机关鉴定为肺结核后,采用“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确患有职业病,并最终在舆论的强力支持下得到60万元赔偿,《职业病防治法》的种种漏洞也因此得到充分曝光。此后的2010年两会上,“开胸验肺”问题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相关部门也做出了承诺……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病鉴定的困局,解决有望。
然而,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到2010年唐建友在绝望中死去,表明虽然“开胸验肺”事件作为个案得到了妥善解决,但劳动者的职业病鉴定之困,并未根本改善。
缺乏合同保障
因为种种原因,多数农民工没有正规的劳务合同,超时工作、拖欠薪水等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技能,农民工的发展空间大受限制。面对新的用工需求时,不少农民工因为技能不足难以与岗位有效“对接”,只能从事苦脏累险等低端行业。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也是困扰农民工的一大问题。很多农民工没有完善的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障,城里的房子更是遥不可及。常听到他们说在城里最怕生病,像感冒发烧这类的小病都硬扛着,可万一遇上扛不过去的大病怎么办呢?由于所从事行业的特殊性,农民工是工伤和职业病的高发群体,一旦受了工伤、得了职业病,谁为他们的治疗埋单?因此,覆盖更广、针对性更强的社会保障亟待加强。
农民工因为身份特殊,在融入城市时或多或少会产生摩擦和争斗,一方面体现在和他们眼里城里人的争斗,另一方面体现在与自己思想矛盾的争斗。他们渴望留在大都市,却因为门槛太高,而不得不寄人篱下,尽管有少数农民工实现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梦想,但大多数农民工却只能默默无闻地继续工作。
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生存型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心里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但二代农民工属于发展型农民工,较不缺吃穿,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想一心脱离“农门”入门“城门”。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在城里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消费的欲望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培训,掌握技能,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
与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更强,他们更有底气向没日没夜地加班并且加班费很低的血汗工厂说不。
农民工返乡当农民工们像候鸟一样从城市返乡过春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不论给出的工资有多高,企业都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到合适的工人。
声势浩大的“春运”给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考验,而返乡的农民工们也给城市留下了很多真空地带,保姆、送奶工、钟点工、快递员、传菜员、体力工人等平时看似不起眼的人群集体返乡让很多城市居民感到了不适应,甚至早上起来发现外出吃一顿早饭都有些困难。
很多人把春节期间出现的“用工荒”归结于传统习俗,而忽视了城市对农民工竖起的种种屏障。
现在很多打工者的就业、工作、收入都不尽如人意,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仍然是一种陌生和疏离,缺乏归属感,户籍、福利差距、子女入学、考学等现实问题就像拦路虎。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住的是集体宿舍、工地,一家人平时难得一聚。而且,还有不少农民工春节返乡之后就不愿意再到城里打工了,因为现在在家门口打工赚上钱的机会已越来越多,这也让很多企业害怕过春节。
春节“用工荒”集中爆发后,很多企业打出“加薪牌”“亲情牌”“待遇牌”等多种手段挽留人。不少企业包机或包大巴车直接送工人回家,春节前大派“红包”,许诺改善福利待遇等,绞尽脑汁为来年能正常运营做准备。
首先,应科学统筹城镇建设规划。各级政府在制订城镇建设规划时,应充分考虑用工企业,尤其是劳务密集型的传统出口型企业中的农民工住房问题,鼓励和允许有实力的大量用工企业在自身拥有的土地上建房安置农民工。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政府鼓励企业帮助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初衷最终落空。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应尽快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土地住房规划政策,使城市规划为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服务,改变目前存在的尴尬局面。其次,加强配套公寓的社区管理,为农民工提供与其消费能力相适配的、成本低廉的生活居住服务。
此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结构正悄然发生转变,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发展,他们对岗位的选择更加理性,他们更加渴望跳出“农门”进入“城门”,扎根城市,融入城市。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社会保障建设,逐步实现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均等化,才能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增强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才能让他们不再像候鸟一样迁徙。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发展中小城镇,鼓励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愈加密集的今天,如果没有保障广大农民工的社会服务就业体系,农民工就会依然延续“候鸟型”的就业模式,这对企业转变发展模式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企业需要有经验、有素质的产业工人。
本文发布于:2022-10-28 14:18:1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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