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中华民国时期革命家

人物生平

早期生涯

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常德市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书香之家。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参加革命

宋教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不满清政府统治，倾向革命；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后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继而与胡瑛在武昌创建科学补习所,并负责常德路武装起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日本求学

1904年11月宋教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对他后来从事党政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推广宪政

宋教仁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遇刺身亡

宋教仁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主要影响

政治成就

其一，在民国初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宋教仁极力主张政党内阁制，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的。当时，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在办法、策略上有所不同。孙中山在让位时，为限制袁世凯，曾在辞任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中附加三项办法条件。这样，主张“办法条件”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倡导真正的政党内阁制者，以宋教仁为代表。

针对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南北方较量的结果是临时参议院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内阁虽是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的，却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存续不足三个月便告解散。此后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被袁世凯势力所控制，也难负责任内阁之责。如此孙中山的“办法条件”并未能对袁世凯产生更进一步的限制作用。相比较而言，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并力求付诸实践，则给袁世凯带来了有可能剥夺其政治统治的实际威胁。对此，袁世凯的反应是，“以攀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在相互间的斗争中，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由此不难看出，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问题上，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制，较之孙中山的“办法条件”，是更具威力和实际作用的。 

其二，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如果说是孙中山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那么，也可以这样认为，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之功。”蔡元培也说，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建为国民党，是宋教仁“百计联络”的结果，是宋教仁而非他人做到这一步。

在国民党成立之后，宋教仁因孙中山正忙于筹办铁路计划而被委任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实际上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尽管孙中山、黄兴对国民党的成立给予了支持，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注意力和政治活动的重心是不在国民党上的。仅仅认识到是宋教仁创建了国民党，尚不足以揭示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史上，一方面，宋教仁不仅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和武装斗争，而且实际主持了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国会竞选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成立，是顺应民初政治发展要求的，同样表现为一种历史进步。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认为他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是不过分的。宋教仁为推行政党政治，实施民主宪政而献身，在民主共和政体建设，以及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政治思想

同孙中山等人一样，宋教仁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这种认识主要源于他的革命经历。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后，宋与黄兴等人逃亡到了日本，这期间是他的政治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通士官制》等，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

宋教仁主张中国采取单一国制，即中央集权，并制定宪法予以保证。主张通过全国大选产生国会，由国会自主制定宪法，既不受外力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测之人操纵，否则，宪法就不能代表“共和之精义”。但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形各异，武昌首义后各省都督均由地方选举产生，宋教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也是为了反袁斗争的需要），认为各地行政长官可由地方选举再由中央委任，并且各省有一定的立法权限，但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他认为下放到地方的权限可以有：①地方财政；②地方实业；③地方交通业；④地方工程；⑤地方学校；⑥慈善公益事业。这些权利，中央不应干预。 

中央政府的政治架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在宋教仁的政治理念中，无疑是融入了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经济思想

宋教仁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对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就从农业、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财税政策、外资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金融机构的完善与金融市场的培育，国税、地税的分开征管与分配，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宋教仁曾任唐绍仪内阁农林部长一职，他在任期间“制定了奖励开垦、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设立农业金融机构、开发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筹设牛种场、改良渔业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

宋教仁还不排斥外债，虽然他知道大量的外债会导致亡国，但是他认为只要保持外债均势，就能避免惨剧。并且，宋教仁还根据形势，提出了制日联美的均势外债方案。然而，由于外债的用途、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均势外债的策略难以发挥作用。 

教育思想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与其政治思想分不开。他认为“教育必须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务，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参加政治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长，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并主持创办了江汉大学。他提出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强国之要，学战为先”的教育强国主张，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发展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论”。 

新闻思想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报刊政论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始终比较重视新闻实践工作，在筹建革命组织，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从未放弃文字宣传的斗争。光绪三十年（1904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组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进行反满的民族主义和反帝的爱国主义宣传，以至嗣后该刊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以《民报》的面目出现，为革命摇旗呐喊。从此，宋氏的报刊宣传一发不可收拾。他还直接参与创办、指导和支持其他革命报刊，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实践工作的有力领导者和组织者。宋教仁的新闻思想始终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怀。他虽然未曾提出明确的新闻主张，但散见于他所发表的政论、文论、日记、讲演中的新闻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色和时代精神。

家族成员

个人作品

轶事典故

书捍国土

宋教仁遗照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行书五言联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别号渔父

1904年，华兴会正式成立。华兴会秘密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正当革命志士壮志踌躇之时，长沙起义事泄，湖南巡抚下令满城搜捕革命志士。在桃源老家，宋教仁还一无所知，多亏儿时一位同学匆匆跑来报信。他仓促离家，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眼看追兵越追越近，突然从芦苇中划出一只小船，一位打鱼老汉救了宋教仁。为了感念渔翁的救命之恩，宋教仁自号“渔父”。

两次挨打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人物争议

遇刺真相

上海《民主报》发表的孙中山电文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3月22日不治身亡。多年来，关于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真凶是谁，一直众说纷纭。近些年来，有些人竟然莫名其妙的认为陈其美为幕后真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此案与陈其美毫无关系，完全是袁世凯栽赃陈其美。事实上，“宋案”案情演变与政局演变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民初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充斥、交织在一起。旧官僚、旧立宪派以及同中国盟会等各种势力经过分化组合，逐渐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他们或依附于袁氏政权，或明里暗里与袁氏抗争。

“宋案”各个环节，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袁世凯以不法手段暗中对付国民党。只不过对案件直接制造者洪述祖、应夔丞而言，他们还试图借袁世凯对付国民党人之机，为各自谋取私利，而不是单纯奉命办事，这就使二人与袁世凯、赵秉钧之关系亦变得不那么简单，使“宋案”案情更加曲折复杂。

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任务已完成的密电透过对“宋案”几个关键人物关系的考索和对案情演变进行详细考证，洪述祖在所有环节中都是重要人物，杀宋之意其实首先便是来源于洪述祖的意图，而后唆使应夔丞派人实施的暗杀。“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的特殊时期，对袁世凯而言，首要问题是竞选正式大总统，如不能当选，一切皆成虚幻。

为此，袁世凯需要对付势力日益壮大的国民党，故而主导了“宋案”的环节，如调查“欢迎国会团”，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洪述祖藏匿青岛、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袁世凯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竭力阻止“宋案”的发生冲击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因为袁世凯知道，自己主导了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案情，而袁世凯正是在构陷阴谋未果之下，派洪述祖先后以“毁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唆使应夔丞杀害了宋教仁。这些丑闻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对袁世凯的“民主”形象将是沉重的打击，他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将很可能变得不妙。因此，袁世凯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洪述祖、赵秉钧二人出现在法庭之上。这样，赵秉钧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袁世凯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

至于近些年来，有些人竟然认为陈其美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纯属无稽之谈。

当时报刊上列出的“谋杀宋先生之关系者”陈其美主谋刺宋的证据，是一篇被冠以“北京国务院声明”的无出处史料。该“声明”称，陈其美假借应夔丞之手刺杀宋教仁，并嫁祸袁世凯。陈其美还贿赂司法人员篡改供词，并将武士英毒死。应夔丞已经被从租界引渡到上海当局，处境十分危险。

该史料一些语句的语气，诸如“幸厅长尚未允诺”、“裁判所转移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此皆应（应夔丞）亲告其所延之律师”等，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国务院公文中。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发现一封手书残信，该信仅残留最后一页，内容与“国务院声明”中最后部分吻合。残信并无“国务院声明”字样，却在末尾写有“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可见“国务院声明”应该是应夔丞党羽写给某人的信件，希望政府将应转移出上海。捋清“国务院声明”的来龙去脉后，可以该信件内容多为谎言。信件中还称武士英在公堂上承认陈其美为主使者，陈其美此后将供词篡改。事实是宋案为租界司法机构公审，各方均派代表或律师，公堂众目睽睽之下，篡改供词记录，不可能堵住现场旁听者的悠悠众口。《国报》上出现的言论，是袁世凯为了嫁祸陈其美而编造的。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称：宋教仁北上前，曾接受陈其美和应夔丞宴请，期间陈其美问宋教仁如何组阁，宋教仁称“唯大公无党耳。”应夔丞认为宋教仁叛变国民党，欲掏出手枪，被其他宾客阻拦。一同赴宴的沈翔云告诉袁克文，陈其美和应夔丞对宋教仁极度不满。袁克文还称，应夔丞与陈其美设计了刺杀宋教仁的方案。但参加民初国会选举的国民党是宋教仁一手组建的，政党内阁亦是宋教仁的核心思想，宋教仁不可能说出“大公无党”。应夔丞为共进会成员，并非国民党人，也不认识宋教仁，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应夔丞却是国民党员，甚至是可以和宋教仁、陈其美一起吃饭讨论政局的人，这纯属杜撰。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说法，完全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构陷、再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杜撰情节。

后世纪念

人物故居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现已重建）坐落在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该村风景优美、秀丽，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重建渔父祠，以为纪念。

鬯春堂

鬯春堂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游客罕至的绿荫深处，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这清幽静谧的楼房，曾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畅观楼曾作为北平农事实验场及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世凯当政时期，畅观楼一度成为国民党先贤在京秘密串联抗袁人士组织政党内阁、实现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畅观楼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名人先贤驻足的痕迹。

1916年秋在鬯春堂后面，建起了“宋教仁纪念塔”。塔形采用古希腊方尖碑的形式，塔身用艾叶青石，高约2米，并刻有“宋教仁纪念塔”六字。在“文革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开始后，纪念塔被毁，仅两层高约20厘米的混凝土基座残存。2009年11月一方描刻着金字的“宋教仁纪念塔遗址”碑石又修建于此。

人物墓葬

宋教仁墓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其他信息

宋教仁像2011年5月，宋教仁家乡的桃源人民将渔父、回龙、姚家冲三个村合并为“教仁村”。2001年将原八字路中学改名为“教仁中学”，后又将教仁中、小学合并为现在新建的教仁学校。

今人辑有《宋教仁集》传世

人物评价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①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②至于建置内阁，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忠、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民国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中国近代政治家梁启超：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谭人凤撰挽联：

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撰挽联：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正第一人。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清末立宪派政要汤化龙撰挽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宋教仁坚守议会政治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的条件，但仍有积极的意义。他执着地认为，民主宪政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最有力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只是后来的历史没有给予这种理想实践的空间，近代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较“力”的时代，而非较“理”的时代。宋教仁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理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湖南日报》：宋教仁一生坚守的民主宪政，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思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青年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以国情为起点，以欧美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参照，勇于思索，构建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与“五权宪法”，还有部分革命前贤基于革命建国的实际需要，以远见卓识饱读中外文献，苦攻难题，年仅21岁就出任华兴会副会长的中国同盟会第三号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