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说，源于《礼记·大学》的古代认识论命题

正文

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心学家陆九渊从“尊德性”和“发明本心”出发，认为“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悌，何须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陆九渊集·语录下》）。事功学派陈亮认为“格物”是要考尽天下事物，“故格物致知之学，圣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后世言之而无隐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陈亮集·与应仲实》）。明心学家王守仁本“心即理”，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大学问》），“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解释，认为“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清颜元将“格物”说成身体力行，亲手实做其事，“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如讲究礼乐，虽十分透彻，若不身为周旋，手为吹击，终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四书正误》）。